林舟打开感觉的通道

赵志明的小说里，那些色彩缤纷、奇思妙想的感觉，多来自作者度过少年生活的农村，以其独特的书写占据了阅读者更多的注意力。比如《我们都是长痔 疮的人》简直是邪气四溢地写出苦难而难堪的生存；《我是怎么来的》以充满欢快的口吻讲述贫瘠的生活里农民的算计，《一家人的晚上》将父亲之死置于冷冽的氛 围与白无常的鬼魅之气中暗示和描述，《一场大雨的记忆》描述了一场水灾被看成火灾的荒诞景象，无不带着浓厚泥土气息的黑色幽默和反讽意味，展现出农村生活 的艰难与残酷，人性的麻木与沦丧。《青草香》《雪地白菜》等小说则在朴素又冷静的讲述中将人情世故、伦理冲突和寻求慰藉的情状娓娓道来。《还钱的故事》丝 丝入扣、层层推进地描摹心理的变化，在细节刻画中表现人情冷暖。

赵志明在幽微晦暗中洞若观火

北京到南京的高铁上，我常常一直盯着窗外看。从天津到徐州是北方的景致，不是高粱就是麦子，我看到田间经常跳出一抔小土堆，土堆前偶或有花圈纸钱之类，应该是坟墓无疑。在溧阳，我的印象中没有坟墓是圈在农田中的，每个村一般都有坟山，集中埋葬先人，也有的人家将坟墓选址在自留地上。究其原因，可能是北方种高粱小麦而南方种水稻，水稻离不开水，水稻田里当然不能存有坟墓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而我苦思很久才想明白。

李 壮边缘线上的人与物

雷平阳的大多数作品并不像这首“代表作”一样缥缈、奥秘，如一个不容偷窥的神圣仪式。更多时候，雷平阳的诗歌自然、舒展、率性敞开、汪洋恣肆。他从不以繁复的技巧或陡峻的隐喻取胜，相反，其诗的情感走向如此清晰、抒情叙事如此直接、古朴的语言如此诚恳甚至近乎于笨拙，背后却有着裹挟千钧的力量，像河流裹挟碎石，沿西南高地等高切线的边缘浩浩荡荡奔流不止。《从东川方向看大海梁子》或许可以看作对雷平阳诗歌整体风格特征的小小隐喻：“这可能是静止在哗变，/但它是有序的，只把愤怒体现在脸上/像一个癫狂的巨人/认真地，培养着体内的毒素。”

雷平阳我向自己投案自首

多年来，我一直围绕着“云南”进行写作，而且早期的诗歌抒情的成分压倒了叙事，文字里有一个孤独而又快乐的山水郎。后来，心里的世事多过了烟云，虽然还以云南为场域，但我的诗歌里出现了硝烟一样的叙事、刀戟一样的悲鸣，以及寺庙里的自焚。从《云南记》到《基诺山》，两本诗集中，如巴列霍所言：“愤怒把一个男人捣碎成很多男孩”，我则把我捣碎成了无数的人，诗里面的我，是流浪汉、记者、匿名者、樵夫、偷渡者、毒贩、警察、法官、囚徒……然后才是一个诗人，要命的是，我的体内，得供养如此多的角色，得承担如此多的命运。

傅逸尘探触英雄叙事的精神内面

西元近两年连续发表了数个军旅题材中篇小说——《锻炼锻炼》《遭遇一九五零年的无名连》《界碑》《死亡重奏》。这几部小说跳脱了传统英雄叙事的观念与理路，他所着力描写的人物几乎没有符合传统英雄标准的，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基层部队官兵，形象自然谈不到伟岸，言行也说不上崇高，私心杂念更是不少，非但与高尚沾不上边，甚至连人物名字也有被故意矮化之嫌。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显赫传奇的经历，没能做出影响或者改变某一事件进程以及人们生活状态的事迹，与人们习以为常的英雄印象相去甚远。

西 元世界在虚妄处重生

我是个军人。我在想，英雄主义在今天为何变得如此脆弱与不堪一击？重建英雄主义的基石在哪里？这些问题绝不仅仅在泛泛而论，而是真正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甚至是一些极有见识的人也在疑问：如今这个已经很现代、很文明，并且以和平为福祉的时代，是否还需要英雄主义？英雄主义与人类精神追求的价值是否相一致？

李　振有“核”的生长

双雪涛的小说总能让人读出一些稳固的东西，可能是轮回，可能是圆满，可能是报应，或者仅仅是对受难者微弱而又坚定的慰藉。双雪涛并不掩饰对《约伯记》的喜爱，像《长眠》中“惟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于你”的题记，像“平原上的莫西”。也许《约伯记》就是双雪涛的底牌，它会隐藏在一些极为日常的情节中，但这足以使其区别于那些“不相信”的写作。

双雪涛写一会儿就好

真是可怕，2015年已经过去了，年初为自己制定的诸多计划，现在都已变成笑话。比如早起，比如戒烟，比如控酒，全都失败。尤其最近，在北京吸 霾，经常一觉睡到中午，拉开窗帘看见外面乳白色的尘埃，大感颓丧。沈阳霾少一点，可每次回去，也没干什么，树木凋零，儿子疯长，北京的事由尚未处理完成， 似乎沈阳也不同于过去的沈阳。
　　小说倒是写了一点，扔掉一半，剩下一半，剩下的一半有的写了一半，写了一半的里面，满意的也只有一半。创作谈写了不少，为自己辩解，替自我张 目，巧妙地吹着牛逼，伪装谦逊，访谈也做了几个，讲了自己读的书和写作的来路，回头一看，其实都没啥重要，这类东西无法令人自省，大多是自我蒙骗，乃是写 作本身简陋的装潢。

杨红莉小说的撞击之力与再生之美

对于写作者，阅读比写作重要，至少我是这样。写作是从阅读开始的，持续性的写作尤其需要阅读加油助力。每个人阅读的方式不同，但最终目的应该大 体相同——尽可能地从文学作品中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除此，还可能有意外的收获，阅读的乐趣也正在此。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对于被阅读的对象，即文学作品本 身能提供什么。不可否认，同样的作品，优秀读者收获的远比普通读者多。也不可否认，空洞无物的作品，即便优秀读者也很难收获什么；而优秀的作品，普通读者 的收获也可能超出预期。似乎太绕了，好吧，直接点说，一部作品能产生多大影响首要看作品本身能提供什么。

胡学文小说的空间及阐释的可能

对于写作者，阅读比写作重要，至少我是这样。写作是从阅读开始的，持续性的写作尤其需要阅读加油助力。每个人阅读的方式不同，但最终目的应该大 体相同——尽可能地从文学作品中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除此，还可能有意外的收获，阅读的乐趣也正在此。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对于被阅读的对象，即文学作品本 身能提供什么。不可否认，同样的作品，优秀读者收获的远比普通读者多。也不可否认，空洞无物的作品，即便优秀读者也很难收获什么；而优秀的作品，普通读者 的收获也可能超出预期。似乎太绕了，好吧，直接点说，一部作品能产生多大影响首要看作品本身能提供什么。

徐刚 内心的风景

在薛忆沩的小说中，“个人”是不变的叙事视点和基本动力，或许在他看来，只有个人才能承载起通往存在的重任，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冲突与撕扯是其小说一以贯之的主题。
　　薛忆沩小说的现代主义色彩十分鲜明，他往往只抓取人物生活的片段，通过回忆和内心活动来扩展小说的叙事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薛忆沩的小说恰是自我的重建，是个体内心风景的见证。

薛忆沩我的文学之约

1987年8月，一位从没有发表过作品的作者名字出现在《作家》杂志的头条位置。这贸然的出现后来被评论家当成是“薛忆沩”跨入中国当代文学版图的标志。
　　充满青春期反叛情绪的中篇小说《睡星》于1986年1月在北京航空学院的一间教室里完成。它也是我在母校完成的最后的作品。我于1981年8月底在北京航空学院电子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注册，1985年7月初以全班最差的成绩毕业。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工科男”。大学4年时间里，阅读、写作、恋爱和失恋占用了我的大部分精力。我开始着迷的是诗歌创作，后来又尝试过写作风格诡异的短篇小说。

陈培浩回到古老父亲的怀抱

唐不遇之为唐不遇恰在于，在灵性想象、诗性感受力和语言本体创造之外，他的语言之树连接着时代和历史构成的广阔精神根系。
　　诗人的尊严在于，他吸入了时代雾霾般的空气，并用创造力之肺进行精神吐纳，他呼出的气息，既包含着对时代、历史的精神诊断，又包含着对雾霾空气的审美重构。

唐不遇写作的艰辛与自由

我自认是个对语言极其苛刻的人。然而诗歌对我更苛刻，狠狠地报复了我。10年来，我创作的诗歌不过百首而已，每一首都算得上呕心沥血，就像我尚算年轻的头上，每一根白发都沾着心血生长——只是它们的产量显然更高。但正如我的名字所示，如果在唐代，我一定会成为写出那首不朽小诗的贾岛最称职的朋友，一起以苦吟为乐。

林培源小说叙事的双重奏

周洁茹近几年的小说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香港故事”：以书写异乡人在香港的生活经验为主；另一类小说可以称之为“女性故事”，写的是现代女性的生存体验和精神疼痛。
　　 周洁茹的短篇小说大体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呈现出来的整体风貌介于通俗与严肃之间，观照世相，描绘情事。这样随性而略显保守的写作姿态恰是大部分女性写作显得促狭的原因所在，格局不够开阔，过于个人化，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的拉锯中，前者的影子太过强大，以至于我们在读完她的小说之后，会留下些许遗憾。

周洁茹在香港写小说

在香港写小说和写关于香港的小说还是不一样的。我所有关于美国的小说都是离开了美国以后写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那种感觉好像就是，最美好的时候，我爱的人都不在我的身边，或者我和我老婆离婚了，才发现我最爱的人是我老婆。

蔡郁婉纵然青春留不住

春树曾长期被视为残酷青春的代言人。她的转型展示了一种成长的可能性。在少年的急躁和偏激退潮之后，青春成为一种在路上的姿态——以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方式，但同时也仍是一个双脚悬空的姿势。青春的沉潜是否能够真正为春树带来广博的世界，这仍需要我们的等待。2002年，春树的《北京娃娃》出版。由此，“另类”和“青春”成为春树的主要标志，并出现在她此后的一系列创作中。多年后，春树推出了《光年之美国梦》，被视为她的转型之作。以书写青春起家的少年作家究竟可以在何种程度上摆脱青春的痕迹，春树的转型或许可以给我们一点提示。

春 树关于写作和人生

我住的屋子的外墙刷着比向日葵黄还要更深一些的黄色，实际上我不喜欢这颜色，事实证明我越来越反感这种颜色，它简直像精神病院的黄色，或者是麻风病人的黄色。我家斜对面的路边有一栋鲜蓝色的二层小屋，我的右手边是淡蓝色的，我的右前方那栋是红色的……这些玩具般的屋子看起来很诡异，里面往往住着一大家子人，他们基本上都是东欧来的移民。这一小片屋子大概有几十栋吧，如果你站在附近的田野上往这个方向看，你会认为你看到了一片贫民窟。它们色彩不统一，外形各种各样，每家的草地都收拾得极为整齐，草地旁边还种着不同种类的花，房前还会放几把塑料椅子和一张塑料桌，以供天好时聚餐用。

张晓琴伊卡洛斯的羽翼

刘建东在《一座塔》里写到张武备的消失时提到两个历史人物，伊卡洛斯和夸父，这是刘建东的自喻。夸父逐日到太阳落下的地方时渴死，伊卡洛斯用蜡和羽毛做成羽翼飞离克里特岛后忘记了忠告，飞得离太阳太近，羽翼融化，落入大海丧生。先锋是刘建东的羽翼，虽然他不想离太阳太近，不想被世俗的力量融化，他一直在按自己内心的路线飞翔，非常坚定。

刘建东小说是一束埋在土壤里的光

那是1987年的某一天，一个普通的夜晚。地点是兰州大学。我是一个被大师们唤醒的冲动的写作者。面对稿纸，我写下有生以来的第一篇貌似小说的东西《红红的油纸伞》。
　　因为马尔克斯、卡尔维诺，因为罗伯·格里耶、福克纳，因为海明威、米兰·昆德拉……因为他们，在迈出第一步时，竟然没有任何的畏惧，相反，一股强大的野心在夜晚的深处陪伴着我。我知道，那是大师们带给我的力量。小说就是这样，不可阻挡，扑面而来。小说的面貌，对我来说，其实还不是很清晰。它是一个奇特的形式，一个有带入感的叙述方式，一个美妙的结构，一个似是而非的想法，或者仅仅是我想象中的一个建筑。它混乱、模糊，无法理清，感觉那么遥远。

郑　翔平淡生活中的精神突围

鲁迅在《几乎无事的悲剧》中有这么一段话：“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这段话用来评价朱个的小说也非常合适。朱个的小说写的是极平常的悲剧，一般人很难察觉，她的敏锐多集中于人物的精神层面，以细腻而有质感的文字将它们表现出来，成为她小说中值得称道的优点。

朱　个独自吃饭的人应该坐在同一张桌子

小学班主任给我的期末评语里曾有一句，“缺乏集体主义精神”，意思大约就是这孩子不合群。这是有源头可以追溯的，追溯到基因里都是没问题的。我要不要问问我妈，干吗生我在4月2号？那居然是世界自闭症日。无论如何，非常不幸的是，一直到读了大学，我还是一个时不时要孤身走去食堂的人。
　　食堂长得都差不多，长方形桌子配上四把椅子。每回我端着盘子占领一整套四人餐桌时，内心难免有点抱歉。因为我看见迎面走来的陌生同学，也只能默默占领另一套四人餐桌。

张 柠 李 壮悲欣交集的都市之痛

对边缘形象的喜好和对抒情性的迷恋，频繁出现在今天的许多文艺作品中，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许说明，“怀乡病”已经成为当下都市的一种集中症候。正是在这一点上，“抒情”而“边缘”的黄咏梅的故事与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都市喜悲完成了最终的合流。
　　黄咏梅近年来的小说，视野更开阔，叙事更冷峻，穿透力更强，一系列“都市边缘人”形象令人难忘。这些人物形象，在不同的维度上，丰富了我们对这个“后抒情时代”精神状况的想象。

黄咏梅文学的气场

这些年来，文学就像是一个下岗工人一样，一旦被人提及，人们总是忧心忡忡，甚至充满了悲悯，文学没有市场了，该怎么活？文学没人读了，真的会死掉吗？诸如此类，几乎成为了众所周知的社会问题。可是，尽管如此，那么多年过去了，在文学被边缘化这一公认的处境下，还是有人不断地加入到文学创作的队伍当中来，“70后”、“80后”、“90后”……文学江山代有人才出。

项静小镇生活里的上海表情

与上海显赫的都市形象和那些与之相得益彰的作家相比，薛舒更像勤勉的筑路工人，看起来并不那么扎眼，但无疑是最值得记忆的城市形象搭建者。薛舒 是从上海浦东的小镇成长起来的作家，一个地理上离我们在大众媒体、口耳相传、幻想与感知中的上海相差很远，但这个地方是行政区域上的上海，也是人们切实生 活中的上海，是谈吐中的上海，是所有她的作品里反复出现的一个地名，即“刘湾镇”的上海。在《残镇》的创作谈中，薛舒说，我的乡邻们把自己脚下的土地叫 “乡下”；而黄浦江西边的上海人，把我们这些东岸的人叫做“阿乡”。薛舒的外婆教给她一首儿歌：小麻子，推车子，一推推到陆家嘴(“嘴”沪语念“子”)。

薛舒患上单恋的人

我从不愿意承认曾经有过当作家的理想，小时候没有，长大后也没有，直到如今，我依然不敢想象，我怎么就能如此轻易地把“作家”当成了一种触手可及的理想？我不敢称之为“理想”。因为我总是觉得，当需求和欲望被赋予“理想”的帽子后，一切就变得太过远大和崇高了，我有一种对“作家”这个称谓不敬的自愧。我宁愿用“混口饭吃”这么低贱的说法来描述我所从事的工作，这是我对文学以及创造文学作品的人——也就是作家，发自内心的无限敬畏。

吴 萍阳光照在毛玻璃上

金仁顺的短篇小说让我定睛于她所缔造的故事本身，这当然取决于她写作时的态度，去私人化、主体遁形，以及与现实、与故事所刻意保持的距离。
　　《松树镇》中，电影学院的学生们为拍一部“地下电影”来到松树镇选景，由此看到小镇上的人物和日常，煤窑土豪、饭馆老板娘、“苦桃子”的家庭，也看到渴望通过电影改变命运的中学生。其间，他们推盏贪饮、激情自荐，金仁顺稀释情节，如摄影机般一样，“偷拍”着小镇的众生相。这是一篇乍看很难断定主旨的小说，直到末尾的“杀人案”才撩人回到现实的深省。

金仁顺写作是件朴素的事

刚写作时，激情万状。曾经有几个短篇小说是一天之内写完的。那时候，纯粹、朴素，同时也彷徨、不安。不断地问自己：这行吗？是小说吗？一遍遍确认，甜蜜而哀愁。
　　随着小说一篇篇地发表，写作变得亲密了，家常了，确定了，速度也随之慢下来了。不再是飞蛾扑火，急吼吼的，一天顶一万天似的；倒变成了鱼，沉浸在其中，细水长流。热情、激情是需要的，但添加方式不是味精似的大把撒进去，而是文火慢炖，炖出鲜香可口，沥出清汤。那碗清汤是朴素的，内里的真材实料在精华释放后都隐身不见，方才有滋有味，营养可人。

马步升边缘地带的中心冲动

藏族诗人曹有云毫不隐晦自己所处的边缘地带，即地理上的和文化上的双重边缘地带。其实，可能还有一种边缘，即由前两种边缘意识长期诱导、训育和生发的挥之不去的被边缘的心理感受。
　　曹有云在诗歌中将自己生活了20余年的城市格尔木命名为“纯粹无中生有”的城市。城市的历史昭告了这个命名的可靠性，同时，排除幽默、自嘲的因 素，这个命名似乎还有某种文化上的意义，即加塞式的跨越式发展。

曹有云边远高地的边缘书写

所谓“边缘”者，于我而言，至少有这样几层意思：一是地理意义上的边缘。我出生在青藏高原，在这里生活了40余载，可谓是地地道道的“青藏高原人”。青藏高原是世界的“屋脊”，也是世界的边缘，这里距离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很遥远。
　　二是文化生态意义上的边缘。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和文明的中心一直在中原地区和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文化虽然多元丰富、特色鲜明，但就整体而言，其价值观和影响力尚无力撼动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原、东部文化的中心地位，这既是历史，更是现实。我生活在地处青藏高原腹地的柴达木盆地，这里稀疏散落的几座城镇，比如格尔木、德令哈等，其建政年限基本都不超过60年，都是非常年轻的城市。

相宜文学的“加法”

两年前，我在网络社交平台上看到好友分享的一篇转发率很高的日志，这篇日志打动了很多读者，其中也包括我，人们由此唏嘘爱与生活，同时也心存希望。故事的名字是《星空下跳舞的女人》，作者滕肖澜。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滕肖澜笔下的上海故事，如今想来是有些奇妙，这一次文学的会心并不是在传统书香间，而是在快节奏的社交平台上。近日读到她《纯 文学不妨试试“做加法”》，便明白了她在坚守专业精神，耐住寂寞的“减法”同时，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创作尝试加法，选择性地参与网络，使我得以成为她的读 者。喧闹之中，我放慢脚步，随着字符顺流而下进入上海的情境中。故事讲述的是主人公“我”与一位精致老妇人一次次邂逅的故事，在相遇与相知中，“我”从老 妇人身上感受到一个女性超然美好的生命可能，并且把“为了深爱的人也要美丽活下去”的生活哲学贯通到自己的生活中，收获了美满结局。

滕肖澜 寻找“上海味道”

相比以乡村为背景的小说，城市小说似乎从一开始便有它尴尬的地方。气质上看，城市这座水泥森林如何敌得过乡村的自然清癯？就像半老徐娘再怎样妆扮，也很难胜过豆蔻少女。同样是苦痛，一个老农民失去土地，在群山环绕间放声一哭，那景象是何等的苍凉悲壮；倘若换成一个工人下岗，痛是痛的，却多少总觉得格局不大——这是先天不足。

张 柠新城市文学的“旧”写法

新城市文学的“旧”写法(张柠) 《绿皮车》(花城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是南翔的小说新作。在自序中，南翔从自身创作经历谈到对文学的感悟反思，随后谈及自己的创作题材，进而提到了 “新城市文学”的概念，并对其内涵进行了甚为详尽的分析，几乎有些流派宣言的意思了。在自序中，南翔把自己近来的一系列写作归入一种“新城市文学”，认为 新城市文学“有三个维度值得关怀”：“历史的维度”、“生态的维度”、“人文的维度”。在我看来，以上三者之间无疑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历史”涉及一座 城市的精神肌理和整体气质，进而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最终与“自然生态”共同建构起了城市内在外在的双重空间。而 “人文”则集中体现于对生活在此空间内的个体生命的关怀，以及对一座城市“历史”、“生态”的总体反思。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生态”、“人文”三个 关键词如同三角形的三个顶点，而南翔的小说，恰恰坐落在那个与三点等距的图形中心上。

南翔

南翔，原名相南翔，安徽人。著有长篇小说《无处归心》《相思如梦》《南方的爱》，中短篇小说《因果》《永无旁证》《谁是祖父的子孙》《绿皮车》《老桂家的鱼》等。

岳 雯小说家的暴烈与柔温

她静静地坐在那儿，似乎于众声喧哗中也没有太多表达自己的愿望。但她的神情又始终是专注的，这专注甚至凝聚成一团小小的火焰，可以灼烧一切。这 是在鲁迅文学院的课堂上，当江北和她的同学们热烈地讨论小说的优劣得失时，我所看到的情景。坦诚地说，我并不了解她，只有在读完她所有文字的时候，才能略 略靠近她的灵魂。认识江北的时候，我还没读过她的小说。她给我的初次印象是大气、开朗、仗义，像极了我想象中的东北女人，由此我猜测，她的文字大概也是明 媚、阳光的吧，就像她的名字，有大江东去的豪气在。然而，我得承认，在江北身上，我的推测落空了。

江北消耗与生成

任何事情，我总是喜欢探究原因。这可能跟我的职业有关，自觉不自觉地不受控制地探究。例如我为什么写作，在一段时间里所有认识我的人都问这个问题，这也成了一段时间困扰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谜团。这个谜团不弄清，我寝食不安，就如同物品没有摆放到适合的位置，怎么都不顺眼。于是，我讨厌的解剖学就发挥了作用，我给了自己解释。不管这个解释对于医学能不能站住脚，但是我自己心安了。我想，写作是因为大脑杏仁体接受信息时不能及时传导反馈，造成堆积的结果。所以，必须要消耗掉，才能保证我的大脑不被这些东西拥堵而经常性地头痛。

张莉 一位新异作家的到来

纳兰妙殊以她的写作向读者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位执迷于自我爱情的写作者，并不一定是狭隘的，一往情深者对世界的理解比我们想象得更为丰富和 开阔。熟悉纳兰妙殊文字的人会了解，在爱情世界里，纳兰妙殊是“一往情深者”。“我不出声，自暗影中轻手轻脚地走到光源处去，立在他面前，端详半晌，探身 吻住了他。”这是纳兰妙殊在《欢情》中的话。透过这句话，你能想象得到这位年轻女性对爱人的痴迷：目不转睛地凝视、难舍难分地拥抱以及情深意长的写信。这 种热烈、专一和深刻的情感在今天这个光速旋转的世界里显得稀缺和宝贵。

纳兰妙殊 创作的源头应该是人

2011年秋天，《人民文学》的编辑在豆瓣网上给我发豆邮，说给我们写篇散文吧。我写了，后来稿约多了起来。2012年夏天，我发现靠写稿能养活自己，决定辞职专门写作。2013年春节期间，我写了第一个中篇小说，名叫《荔荔》，后来拿了两个短故事给刊发《荔荔》的编辑看，她说，挺好呀，多写点，出一个集子吧。于是我又写了《吻瘾者》《猜书人》《盗贼合作者》《魔王与男孩》《魔术师的女儿》等近一年刊发的短篇小说。

汪雨萌“潜规则”与新江湖

该如何形容余一鸣小说里的那个世界呢？我觉得有一个最恰当的词语，就是“潜规则”。如今，对“潜规则”一词被单向度地过分演绎，使其失去了原有 的丰富语义。余一鸣笔下的“潜规则”却是一种还原的、广义的，甚至完全成为体系的一套亚制度。过去我们常常用另一个词语来概括这样的体系，那就是“江 湖”，然而我们却不能用“江湖”来统领余一鸣的作品，因为在他所描绘的世界里，“江湖”原有的热血义气都不复存在，如今的“江湖”已经成了“潜规则”，只 剩下冷漠、严苛、虚伪和毫无原则的利益纠葛。

余一鸣从高考《考试说明》说起

“深刻”是挺大的一顶帽子，它戴在中学生头上，等于是直接扭断孩子们的脖子，戴在小说家头上也过于严重。但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必须有自己独到的视角、个性的思考和正确的价值观，我的理解就是写別人尚没写的，想別人尚没想到的。四五年前盛行“打工文学”，或称“底层文学”，小说主人公多是农民工。我也想写，但写不过人家。怎么办？我就写工头们。民工们的苦首先是物质层面，工头们开始要体面和尊严，精神层面的思考要多一些，于是就有了中篇系列《不二》《入流》《放下》《潮起潮落》等小说。

李振生活何以刻骨铭心

“我从这辈子都让我刻骨铭心的经历中走出来，却开始讲述一个又一个属于别人的刻骨铭心的故事。我喜欢刻骨铭心。”——王可心这样谈论自己的创 作。如果单看她的小说，我们似乎不太会想到它们出自于一个年轻的女子之手，刚硬、坚忍、残酷，没有柔情似水，没有花前月下，倒似北方的冬天，有一种万物凋 零的肃穆和刚烈。有时不禁会想，一个女子何以衷情于此般景象？一个女子何以如此冷酷？从《刻骨铭心》到《头顶一片天》，王可心越来越决绝地探寻生活中的 “刻骨铭心”，一次又一次地揭开生活的疮疤，冷静得像个事不关己的外科大夫。

王可心刻骨铭心的生活

在那个秋天后的两年里，我一直躺在我的病床上。经历了7次手术，输了4000多毫升的血。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不知道还能否重新站立起来。但是，我没有崩溃。没有崩溃的原因有很多。我有一群心疼我的亲人，还碰上了很多善良的医生和护士，我工作的报社更是对我关怀备至。所以我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心被抛弃、被嫌弃，除了实在难忍的疼痛，我没哭过，我对所有的人笑，因为我知道他们需要我笑，这是我当时对他们惟一的报答。可是笑容遮盖不了我内心的空虚和恐惧。

王永盛话语狂欢背后的心灵期冀

石一枫的文风异于他者——地道的京片子、风趣幽默中尽是调侃的调调。他的小说主人公通常是年轻气盛、荷尔蒙高涨、离经叛道、生活在大院的青春期 少年；年龄范围从十四五岁到二十郎当岁。因此，他的作品一度被称为青春文学，被认为在“为新一代顽主留影”。不过，近年来石一枫的作品在创作风格和题材等 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变化，从主题预设写作到青春写作，从写“我”到写“他”，文风和书写对象的改变，状如化蝶，痛彻心骨，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让我们看出一 些端倪。

石一枫我所怀疑和坚持的文学观念

作为写字儿的人，想必都很羡慕那种“天成”的作家，或者“天成”的写作状态。那往往是文学史上的神话——养在深闺或来自深山的单纯男女，从肉体到心灵都一尘不染，有感而发、提笔而就，一出手就是高峰。要不干脆就是孩子，比如7岁的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几成天籁。然而很遗憾，水能提纯、保纯，但人不能，正如大部分人的人格都是滚滚红尘造就的，大部分作家的文学修养也是通过对前人、同时代人的阅读和思考来完成的。绝对的“未曾染尘埃”多半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彻头彻尾的无知。

张 莉有肉身的叙述

一次，周晓枫被问到是否有对散文文体进行破坏或重建的想法时说：“为什么那么多写作者习惯通过文字不断矫饰，把自己美化到失真的高度，或者永远 在塑造并巩固自己的无辜者形象？”答案就在问话本身。周晓枫形容的那种文字我们再熟悉不过，它们充斥在我们的教科书、散文经典选本里已经很多年。那种文字 让人想到被PS过的照片、蜜蜡制的水果、扭捏作态的情感。它们如此稀松平常，以至于大多数读者都认为，只有那种文字才是“散文”。

周晓枫狩猎者的道德

一次笔会，谢大光老师发现了我创作上的调整，给出一句判断：“从此，你将抛弃、也被大众审美所抛弃，再也不会老少咸宜，不会受到普遍欢迎，你将走上一条偏僻的小众道路，甚至遭受非议，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瀑布盛大，为了盖过喧响，我的音量比平常大，有点宣誓的调门：“当然！这是我选择的道路，我愿意为此承担代价。”
　　事实上，我的散文集销量不佳，从来算不上什么老少咸宜，好在我的作品数量有限，不会频繁给出版编辑找麻烦。从来没有获得的财富放弃起来非常容易，所以我态度坚决。

傅逸尘心灵在幽暗处游荡

王甜的长篇小说《同袍》我是2012年初读到的，那是一部近年来难得一见的洋溢着浓郁青春气息与时尚元素的军旅长篇小说，它的主题是显而易见的——励志与 成长，而其中却蕴含着一种刚刚萌芽的英雄主义精神与气质，这让我颇为兴奋。王甜后来在谈到这部小说时解释道：这部小说应该是阐释两个世界的碰撞与融合—— 一个是代表自然的、自由的、追求个性的属于精神的世界；一个是代表后天的、严谨的、具有规范意义的属于物质的世界。而集训，正象征着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交 锋的一场演练。王甜的阐释过于学理化，但并不影响我对小说本身的喜爱，而且我的喜爱并不在其所指的深度，而在其语言表达、细节描写、人物心理刻画，以及叙 述的耐力和人物塑造上，即所谓的文学性层面。

王 甜 不吃牛肉的理由

多年前的一天，家里来了客人，妈妈尽地主之谊捣鼓了一大桌吃的，席间也热情劝菜。当她用公筷给一位老太太夹红烧牛肉时，老太太赶紧用手挡住了碗，说：这个我不要。妈妈本着中国劳动妇女特有的负责精神，一再向老太太宣传这道菜的营养价值，对方仍然执著地说：我不要。

相 宜一盏来自清水河的灯

李进祥来自极度缺水的宁夏南部，贯穿其300多公里的黄河支流——清水河是一条无法饮用、无法灌溉的碱水河，正是这样一条“无用之河”，滋养了 两岸回族人民，成为他们的精神命脉，并成为李进祥文学创作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神原乡。李进祥曾在《我的写作经历》中这样说，“我把我写的人物都放在清 水河边，因为他们本来就在清水河边，因为他们就是我的亲人，我的乡亲；因为他们的人生就像清水河，洁净而浅薄，苦涩而欢乐。因为我自己就生活在社会底层， 我没有理由不关注底层人们的生活和心情，他们的人生际遇和悲欢离合和我差不多，他们的痛楚就是我的痛楚，他们的欢乐就是我的欢乐。

李进祥写有信仰的文字

一些论者和读者在谈到我的作品时，认为是“有信仰的文字”。这大约因为我是回族，有宗教信仰的缘故。
　　其实，我并不专门写有宗教信仰色彩的文字。地域差异、派别不同，导致观点、看法、习俗也不同，表现在文字里，往往会引起很大的争议。最关键的 是，我觉得文学不是用来传播和阐释宗教信仰的。文学不具备也不必要具备传播和阐释宗教信仰的功能，作家不应该也不能够代替牧师的岗位。作品中过多植入和纠 缠于宗教信仰，就会出现宗教信仰压倒文学信仰的危险。

曹 霞挽歌与诗情

葛水平之于文坛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她的泥土气息、她的乡村歌谣、她对于历史的血性书写，都已为人们所熟知。在她近期的小说里，城市题材与乡 村生活逐渐均衡，但这并不意味着她远离了“山神凹”。可以说，乡村生活给了她文学的想象和滋养，而城市，则让她的视野和文字都辽阔多姿起来。她在两个世界 行走，同时获得了精神上的自足与平衡。

葛水平书本是我最近的邻居

我在整个春天扳着指头数春雨，一场春雨一场暖。我牢记了一句话：所有情感都很潮湿。春天，去日的一些小事都还历历在目，人是没有长久记忆的动物，可记忆有着贪婪的胃口，总是逃不脱童年。我还有别人，由盛而衰的往事，以生命最美丽的部分传递着岁月的品质。一场秋雨一场寒，人类所有的痛苦都涵盖在失去季节的痛苦里，如今，时光搁浅在一个只有通过回忆才能记起来的地方，那个地方总是离乡土很近，离人群很近。我用汉字写我、写别人、写永远的乡愁，事实上我们都是棱角分明的人，只有棱角分明的人入了文字才会有季节的波动。看那些被光阴粗糙了的脸吧，像卜辞一样，在汉字组成的这块象形土地上，所有的文字都是他们活着的安魂曲。

李云雷在荆棘里发现花朵

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会遭遇到“严重的时刻”或重大变故，这样的时刻，人们会如何面对？在邵丽的长篇小说《我的生存质量》中，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人面对人生变故时的典型态度。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我”在生活中遭遇了重大的变故——她很有前途的丈夫突然“出事”了，这打破了她平静而优越的生活， “某一天，周围的一切依然如故，所有的人都在按照自己固有的方式生活，只有你从生活的链条上突然滑落了，坠入一个你认为永远不会落入的境地。”

邵 丽无言以对

很多读者问起我为什么写作时，我常常无言以对。这是一个轻易就能拿起来、却很难放得下的问题。事情就是那么发生的，说不清楚为什么——从故事本 身到我的写作，莫不如此。我想，所谓灵感，也许就是上帝之选，在合适的时间，把某些东西交给合适的人去做。这件“东西”，肯定有它坚实的内核和内在的驱动 能力，它是一件有生命的存在，作家仅仅是把它呈现出来，所能改变的，无非是表现的方式，尽管带着强烈的个人印记，但不会改变它的本质和方向。这样说起来好 像有点宿命，甚或有人认为是傲慢。不过如果有人非要我回答的话，我就这么说。

李 壮自我向世界敞开

“80后”作家霍艳近期给我们带来了颇多惊喜，在几年的沉寂之后，她突然从纯文学的河流中浮出水面，拿出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作品。从这些小说之中，我们能够发现霍艳的成熟与蜕变，不知不觉地，霍艳已经在写作上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转身。

霍　艳 写作这回事

写作这回事，越年轻越无畏，越老了越敬畏。我们在年轻时，写的都是自己的情绪，小情调，我们把这些情绪装进一个故事的外壳。而长大了，我们写的是生活的一种，是表面庸常实际却暗藏的波涛汹涌。
　　有一次我读到周嘉宁的访谈，她说：“很多不成熟的东西在不该拿出来的时候，被拿出来了”，“之前很多书都是不应该被出版的。可以写，但那些东西 不应该被发表”，“看到大家都出书了，那就出咯，没有多想。 没有人会来跟你讨论这个长篇要不要改，或者说这本书什么地方是有问题的，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些。然后他们就把书出了，自己很莫名其妙的，出了以后自己也 不会去看。”我跟周嘉宁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们无法否认那些作品的确是自己写的，但我们内心却盼望不要被提及，他们不应该太早地被拿出来。这个世界抹去一些 东西越来越难，出版物、网络、报刊杂志，太多媒介留下了我们写作的印迹，当有一天我们以一个成熟的心态去看，会发现那些印迹是可笑的。

徐艺嘉追忆青春的军营写作

朱旻鸢是“新生代”军旅作家中较为年轻的一个。他的小说创作有这个写作群体共通的特点，放弃以往俯视生活的立场，在文学审美上聚焦小人物的生存 感受，表现个体的存在意义，以此来完成个人文学理想和诗学空间的构建。同时，无论在语言风格、叙事方式，还是人物特性的塑造方面，朱旻鸢的作品字里行间无 不充斥着个性化的文学表达。

朱旻鸢 写出更丰富的世界

怎么就成了一个写小说的人？这是连我自己都常感费解的问题。想了很久之后，才隐约地找到一个勉强能说服自己的理由——这可能跟我小时候听故事的经历有关。
　　我童年时代的农村，不要说电脑、电视、电影，连电都很少有，偶尔来一个耍猴的，敲一通锣收了钱就走。我比别的孩子幸运，有一个当过保育园园长的奶奶，她在哄孩子期间积攒下大量的故事，使我除了撒尿和泥玩之外还有更高级的文化生活。后来我想，如果没有我奶奶的故事，很难想象我的童年会多么贫瘠。再后来我又想，如果小时候我没有听故事的经历，只看过几次耍猴，就可能不搞文学，去当演员了。

陈 思“废人”的世界

须一瓜笔下的人物具有一种特别的精神气质，我把它归纳为“废人”。废人，是都市现代性对“人”的规定而产生的剩余物。须一瓜对这些人物的描写避 免了一般小资文艺、黑幕小说和底层文学先入为主的叙事主题，我们只能先权且称他们为“废人”。须一瓜小说里的故事通常发生在“城市”，然而重点不是迷人的 现代物质生活，不是朝九晚五的白领上班族的小小苦涩与伤悲，也不是底层工厂打工者遭受的压榨与不公。小说人物从阶级属性上可以归为小市民(交通协警、幼儿 园阿姨、洒水车司机)、罪犯(小偷、黑车司机)、外来务工者、精神病患等等。这些“底层”人士，与“都市”格格不入，或者不得其门而入。

须一瓜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小说

很多年前，陪孩子读过一个故事。故事细节和主角都有点模糊了，大概说的是勤劳的蚂蚁们，日日忙于工作，努力囤积冬粮、冬暖物质。邻居螳螂呢，成 天游手好闲、游山逛水、游东荡西。很多蚂蚁都替它的冬天着急。冬天终于来了，大雪封山，黑夜漫长。蚁穴中丰衣足食的蚂蚁们渐渐精神倦怠，这个时候，螳螂来 了。螳螂带着他在春秋夏积累的全部见闻，带着它满肚子的故事，开始为饱食终日、无聊之极的蚂蚁们讲述。蚂蚁原来以为自己是螳螂的施主，没想到，最终，螳螂 成为了蚂蚁的救星。

张莉与时间博弈

冯唐以青春小说成名。我至今还能记得2000年第一次在“江湖泡网琴”上看到他文字的惊讶，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文学记忆，那时的泡网BBS里聚集 了一群爱好文学的伙伴。从1999到2007年，8年时间里他出版了3部独立成书但又紧密相关的长篇《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万物生长》《北京北京》。3 部小说共有一个场景，秋水和他的朋友在燕雀楼门口的人行道上喝啤酒。喝醉，骂人，忆往，铺着塑料布的桌上杯盘狼藉，秋水开始回忆他的往日。他的小说总有两 个岔道，一条通往少年/荒唐/初恋，这里有朱裳，有翠儿；另一端则是成年，朋友暴死，朱裳嫁为他人妇，秋水成为跨国公司经理。两条时光隧道里嵌着两个北 京：一个浩浩荡荡充满着大大的拆字，有甜汽水、防空洞、自行车、胡同；而另一个则高楼林立、车声鼎沸。

冯　唐我简短而卑微的文学观

我的人生观是我感受到、我理解、我表达，自由溜达、独立思考，走哪儿算哪儿。文字打败时间，文章般若，千年不朽，这是我一辈子要做的事情。不再当妇科医生之后，初恋二婚之后，就这么一点不现实的人生理想了。基于此，我的文学观有3点内容。

晓华技术、现代化与我们的新生活

范小青的短篇小说创作量是惊人的，据她自己说，迄今大概写了快300篇了。这个量不仅是一个数据问题，更是一个如何可能的问题。这样的数量若是 都依赖个体的经验、偶然的灵感显然不行，不对自己的题材成本、艺术生产进行系统的管理，如此大规模的创作一定难以为继。如果以时间为经，以题材为纬，我们 就会发现范小青短篇小说保持持续高产的办法，那就是分阶段对同一题材领域进行深度开发，最高限度地利用小说成本，提高产能，增加附加值，争取效益的最大 化。

范小青怎么写短篇

从我自己的写作习惯来说，我不大喜欢精心设计，更喜欢随意的东西，或者说，更喜欢开放式的小说。我想说的开放式的小说，不是圆型的，是散状的。因为我觉得，散状的形态可以表达更多的东西，或者是无状的东西。表达更多的无状的东西，就是我所认识的现代感。过去我总是担心，一个小说如果构思太精巧，圆型叙事，太圆太完满，会影响它丰富的内涵，影响它毛茸茸的生活质地。但是我近些年的小说，却开始精心地画圆了。比如《城乡简史》，我用心地画了一个圆，画了这个圆以后，我开始改变我的想法，散状的形态能够放射出的东西，通过一个圆来放射也同样可以。当然，这个难度可能更高一点。一般讲圆了一个故事以后，这个故事就是小说本身，就是意义本身了，大家被这个故事吸引了，被这个故事套住了……

徐 刚城市的“精神现象学”

在一本小说集的后记中，邱华栋将自己的创作概括为“历史和当下现实”的“两条腿走路”。尽管就历史写作而言，《单筒望远镜》《骑飞鱼的人》等“中国屏风”系列俱为佳作，但他作为一位小说家的形象被人铭记，还得归因于他的城市题材创作。“社区人”系列和《正午的供词》等长篇，无疑是更为知名的作品。确实，就当代中国的城市小说而言，邱华栋一直被公认为是真正具有城市感觉的作家，他最初的创作其实就预示着一个“以城市为背景的文学”时代的真正降临。他的作品将目光投向日新月异的都市生活，热情而敏捷地捕捉城市变化的踪迹，因而也深刻呈现了现代中国人，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的精神处境。

邱华栋我写历史小说的缘起

《长生》是我今年新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我写这部小说的机缘，要追溯到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在大学图书馆里读书，我偶然接触到了丘处机的诗，就很喜欢，就开始给他的诗做一些笺注。这使我对丘处机这个道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十多年前，我又读到了李志常道人撰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里面详细记载了丘处机不远万里，前往现今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下，和成吉思汗见面讲道的过程。这本书促使我萌发了一个想法，想依据它写一本小说。

饶翔从幻灭到追求

正如文珍的第一部小说集的书名《十一味爱》所昭示的，爱情一度构成了文珍的“世界观”，构成了她认识世界、思考人生的一种重要的角度和方式。以形而下之视觉、嗅觉与味觉写形而上之爱情，是作者惯用的象征手法。在她早先的三篇直接以食物命名的小说中，这种倾向更是明显：《色拉酱》——丰盛之爱；《关于我所爱吃的花生》——隐秘之爱；《果子酱》——甜腻的俗世之爱。这三篇小说均为文珍在攻读北大创作学硕士学位时期的“习作”，有着浓重的“文艺腔”，也散发着强烈的文珍式文学气息。

文珍河水必定东流

离上一次总结自己的创作已经差不多两年时间了，那时还很文艺腔地说：“但愿自己能够写出生命里的暗与光，又写出那况味的热与凉”——因为实在喜欢《桃花扇》里两句唱词“暗红尘霎时雪亮，热春光一阵冰凉”。然而两年之后我再和人聊写作，只敢老老实实地说：“如果别人说我这样写古怪、不如以前或者比以前更好，我都只能说没办法，现在的阶段就是这样。”——不是不知道自己这样说非常赖皮，可时常连自己也不能解释这个地方为什么非得这样写、那个故事非要那样结局，好比台下看客明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镜花水月终为虚幻，台上戏子却早已戏假情真魂不附体身不由己。

霍 艳 张悦然：一个青春作家的成长轨迹

谈到“80后”写作，张悦然是绕不开的一个人物，2003年起加在她头上的“美女作家”、“最富才情女作家”称号伴随她走过了10年。这10年里，她出版了3部长篇小说、两部小说集，以及两版文集。2008年，张悦然开始主编《鲤》书系，每期选择一个既和文学相关，又侧重“80后”成长经验的话题，进行小说、随笔、诗歌、摄影等形式的创作。这些主题的探讨和表达不局限于个人体验，也是一代人的共同经验，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张悦然我们能够带着理想走多远

我们这一代人，也就是所谓的“80后”，从发出声音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可是，这10年中我们其实并没有说出什么。如果说有没有什么新的思潮的话，也只能是只有潮而没有思。10年来，我们如此热衷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可是在这种此起彼伏的热闹中，我们却早已丧失了思考的能力。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带来什么新的文学式样或是文学思想。整个“80后”文学看起来很热闹，可其实并没有任何沉淀。

曹 霞张惠雯：重返纯真与诗意

随着《水晶男孩》《垂老别》《爱》等小说的发表，张惠雯作品里丰富的叙事指向和动人的力量开始呈现出来。她写少年时代的暗恋、都市男女的爱欲、现世生活的苦楚，也不乏对精神、爱情的寓言式表达。在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书写中，张惠雯以天真明媚之心带着我们重返充满纯真与诗意的年代，赋予其不被消磨的洁净和激情，并将之升华为一种持久饱满的精神力量。

张惠雯沉默的美学

我很喜欢爱尔兰小说家威廉·特雷弗所说的：“如果把长篇小说比作一幅复杂精细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短篇小说就是一幅印象派绘画。它应当是真实的迸发。它的力量在于，它略去的东西，要不是很多的话，正好和它放进去的等量。”如果语言表达追求的是“意尽”，在我看来，短篇小说并不服从这个原则。在说与不说之间、表达与掩饰之间、描述与暗示和隐喻之间，存在着那么一个点，短篇小说的作者除了化炼词句，绝大多数努力似乎就是寻找这个点，尽我们所能去接近它，使小说呈现恰好的明暗度、匀称而又有血肉感的美。否则，小说就会面临粗鄙露骨或干瘪乏味的危险。

师力斌娜夜：那些危险而陡峭的分行

偶然在何立伟的微博中读到这样一句话：“在《花城》上读了一位名叫娜夜的女诗人的诗，写得真好，读着舒服。这个世界再怎么物质，再怎么趋利，也还是有人诗性地生活、思量，传递哪怕微弱然而温暖的星光。”
　　这令我大感意外。娜夜这组诗发表于2011年。心安的是，依然有人能在物质、趋利的时代专著于传递诗的星光，而且，这星光被仰望精神天空的人看到了。在当下，一位小说家对新出炉的诗作发表看法，算得上新鲜事了。都知道小说比诗歌要大众得多，如今，诗歌的写作和阅读典型地圈子化了，连本来特别圈子化的书法、收藏等的声势都超过了诗歌。原因很简单，诗歌不物质、不趋利、不赚钱。再加上先天不足，与古典诗歌的脐带被五四新文化运动剪断，大家都懒得理它。

娜 夜美的短暂性会提高美的价值

有时候，诗人的绝望不仅仅来自写作本身，还可能来自一本正在进行的自选集。你写的时间越长，就越是发现可挑选的好诗越少。某个秋天的下午，呆坐在书房里的你，甚至已经没有勇气继续完成一本叫《娜夜诗选》的自选集。

王虹艳人性幽暗地带的微光

鲁敏于1999年开始文学创作，2002年、2003年相继发表中篇小说《白围脖》《镜中姐妹》，获得文坛广泛关注。短短几年间，鲁敏便以成熟的创作姿态进入人们的视野，她的迅速成长令人惊讶。201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六人晚餐》更是全面展现了她的创作实力，引起较大反响。十几年中，鲁敏的创作轨迹不断变化，她的作品或温馨或压抑，或写实或写意，但始终不变的是对人和人性的持久关注。

鲁 敏苦闷或骄傲

生活自是虚妄的，文字也是；生活是艰涩的，文字也是。这个排比句可以写出一长串——在日子的艾汁与奶蜜里浸泡得越久、对文学的贪恋程度就越高，乃至充满了一种情同手足、相濡以沫的信任感。年岁长了，并没有变得更宽容，尤其在获得乐趣的途径上，反而更加挑剔了，但文字本身一直没有让我失望过：不管是写，还是读。
　　与此同步存在的，是写作上持续的苦闷与不满。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很强大的人，就像卡夫卡说的那样：任何灾难都可以击垮我。写作的过程就是在不断地与各种误解、郁结、障碍、局限打交道，疏通了A，随即又产生了B，循环往复，永无终止——这件事命中注定、永远达不到心满意足。每一个与写作相关的夜晚，都是艰难的，结结巴巴的。

张燕玲 短篇小说的临门一脚

毕亮的短篇小说集《在深圳》近日入选2013年“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为他高兴的同时，便把没读过的其他作品一篇篇读下来，仿佛观看了一场场足球赛事。因为在毕亮对文学“深圳”的书写中，我不仅感受到他对打工者“在深圳”的困惑、焦虑、希望和绝望的深切理解与悲悯，还每每感受到他叙述时临门一脚的艺术张力。张力来自他写出来的部分和隐藏的部分，尤其后者，常常用充满隐喻和暗示的有心无心的一两句对话，或某个似是而非的细节，一如临门一脚，小说顿时别有洞天，意味深长。而我特别看重短篇小说创作那临门的一脚，它不仅是神来之笔揭示了故事，令人震动，还使小说因另有细节而富有意义。

毕 亮 “深圳”的馈赠

大约是2010年，我参加一位朋友的婚礼，场面热闹、盛大。在那繁华、喧嚣的氛围里，我想到另一位结婚却没有操办婚礼的朋友，以及半是忧伤半是甜蜜的深圳往事。
　　10年前，我从湖南来到深圳，至今记得那个夏天的溽热、硬邦邦的台风、潮湿的雨水。记忆里没有抒情，惟有初入职场年轻人的窘迫、惶恐与不安。10年了，深圳生活仍然时不时地令我惊奇，高度的现代性，蓬勃的商业环境，崇尚竞争、崇尚速度，钢筋水泥的丛林法则扼杀了诸多天性，譬如童真、朴实、真诚，人心一天天冰冷、“硬化”。

北 乔非常态爱情风景中的纯净和超越

傅爱毛的文字弥漫着浓烈的人间烟火味，是日常生活自然呼出的气息，写作回归真正意义上的随性诉说。在她的创作中，接地气不再是概念，而是鲜活厚实的行为。她常以爱情为入口，以身体为风景，行走于底层人群的生活现场。看似描绘日常生活图景，但专注的是潜于生活内部的身体本能性的欲望与情感纯真化的渴求。这使她的创作敏锐刺入世俗生活，本真而深度地感受身体欲望的横冲直撞，或对于爱情异乎寻常的偏执，观望身体之间的厮杀角斗。她善于撕开生活的平静与身体的伪装，将人物推至极端的境地，追问情感中的肉欲狂欢和肉欲之下的情感吟哦。

傅爱毛灵魂之光闪耀在“疯子”的世界

偶然的契机，我有幸见识到一群被常人世界定义为“疯子”的人，我发现，他们并不像通常人们所想象的那般恐怖和另类，倒比“正常人”还要率性、坦诚和可爱些，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我通过特别的途径，地下党样混入俗称为“疯人院”的精神病院，得以近距离观察“疯子”，并与疯子们朝夕相处。正是在“疯人院”里，我看到了一颗颗鲜活赤裸的灵魂，亲眼目睹了灵魂惊心动魄的悸动、痉挛和颠簸跌宕。在“正常人”的世界里，身体、物质以及欲望愈来愈浩荡，“灵魂”在其泰山压顶般的挤逼之下，几乎失去最后的存身之隙，以致使我们不免常常质疑：人真的有灵魂吗？为什么愈来愈感觉不到它的烛照？

龚勤舟心灵的皈依 民俗的挽歌

小说是心灵的艺术，它对人类内心的焦灼、无奈、彷徨、困惑，以及随时间流衍所成长的大慈大悲、伦理忏悔进行着淋漓尽致的描绘。凡是优秀的作家，都在尽全力地赋予小说独有的气象，这种气象不在于小说题材的宏大，不在于小说场面的铺陈，而在于小说思想的深邃度和穿透力。一部优秀的小说往往烙有史诗的特性，对于史诗的理解和把握，不仅仅需要作家对小说繁复的结构、密集的人物进行精心的摆布，更需要作家对时代、民族、历史、人性等诸多元素进行灵魂深处的审视。肖江虹的小说没有天风海雨、摧枯拉朽般的力道，也没有大爱大痛、气势如虹的悲喜场面，他似乎在有意回避这些常见的气势，同时又在着力营造一种独特的氛围。

肖江虹当梦想照进现实

很小的时候，语文老师问我：你的理想是什么？几乎没有思考，我说我要当个作家。老师立刻就笑了。我不怪他，他差不多60岁了，问过很多学生这个问题，那些小时候豪言要做科学家政治家的，最后都做了农民。我的老师笑完后，又问我：为什么要当作家呢？我说当作家有面子。我的老师很真诚地对我说：其实，当个村支书更有面子。

王 干另一种“80后”：清贫、状态、洁净

第一次读到的马金莲小说是发在2011年第11期《回族文学》上的《鲜花与蛇》，一下子被吸引了。因为国内的文学刊物很少以白色作为封面的，而《回族文学》可谓别具一格——当然，白色在回族文化中是高贵的色彩。

马金莲让文字像花朵一样绚烂

从嫁人那天算起，我离开生我养我的那个小山村整整9年了。尽管时不时回去，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已经不是那个村里的一员了，我只是从这里嫁出去的一个女儿。这些年我在外头奔跑，为了生计，不断地变换生活方式和工作内容。但是内心总是牵挂着一个地方，这就是扇子湾。在外头的时日久了，倦了，累了，只要一走进扇子湾，趴在母亲的热炕上，感觉就像小时候扑进了母亲的怀抱。没有顾忌，没有担忧，可以撒痴，可以撒娇。和遇上的每一个人打招呼，知道他们的过去和现在。趴在老杏树最顶端的枝头，摘杏子的同时顺便打量打量全村子。远远望着老坟院，想象着亡故的亲人们睡眠的姿势。新浪(NASDAQ: SINA)是一家服务于中国及全球华人社群的领先在线媒体及增值资讯服务提供商。

刘 颋冷峻地看 温暖地写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吴君的小说，我想说，吴君的小说是辛辣的。就像她的小说名《复方穿心莲》《牛黄解毒》，辛辣苦涩，却是治病医人的良药。吴君写小说，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情节和故事，也没有哗众取宠的人物和桥段，说白了，就是一些社会底层卑微的小人物的挣扎、奋斗、向往和失败。吴君敏于捕捉生活和心理的微澜，这个只要看她小说里层层递进的心理刻画就可知一二，再小的心理起伏，也休想逃过她的眼睛。这样的素材再加上她温水煮青蛙的写法，读完吴君的小说，是需要静气和定力的。

吴 君我和我们的深圳

《樟木头》的年代，我刚刚来到深圳，那是一个到处都是眼睛，遍寻可疑女人的街景——我所在大楼里的一个女孩就被一辆汽车拉走，再也没有回来。那个无法言说的午后，她的命运成了一个谜。在我的眼里，她仅仅是一个优秀的舞蹈演员，其他角色谁也无从得知。那时候的我们，身上必须带有一个证件或证明，否则分分钟都有被带进看守所的可能。沿海地区的温热迷离正透换着每一个人的血汗和体温，所谓梦想，变得那么做作和矫情。何去何从，我们迷茫、无助。那样的情景，让我想起了台湾作家吴浊流的小说《亚西亚的孤儿》。

刚杰·索木东像豹子一样掠过草原

记得在“藏人文化网”与他做深度访谈时，扎西才让曾经这样说：“作为写作者，我们应该思考这样3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写作？我们写什么？我们怎么 写？这其实就是3个有关写作的大问题。不思考这3个问题的人，永远只是个文学爱好者，从事的是盲目写作。思考并能够解决这3个问题的作家诗人，才能在文学 创作队伍中留下他高大的背影。10年前我就思考这3个问题，但到现在一直没有处理好，原因很多，外在的、内在的，主观的、客观的，都有。我不是一个怀抱大 志的人，可在写作上还是有着个人的理想。”

扎西才让 永不磨灭的爱的印记

第一支歌，是我的血缘归属之歌：“神变的猕猴授了戒律/它远离了普陀山上的菩提/当善与向善的邪恶灵肉相合/神土里就长出了五谷/树叶就遮蔽了胴体/秃顶的神学家终于走出他的山谷/那庙宇的建筑者已安然睡去/我也曾听说更多地演绎格萨尔王的说书艺人/早就化为飞鸟逝于天际/只有雪域的阳光普照着万物/在高处和远处/使诞生着的继续诞生/已消亡的再次孕育出奇迹”(《起源》)。

北 乔从粗粝的现实抵达纤细的心灵

周瑄璞是位能在喧嚣中保持安静的女性作家，她以独有的闹中取静来面对生活，进入写作。许多时候，安静应该是优秀作家必备的心理。生活的躁动、心灵的潮涌，都需要一种安静的状态来加以梳理和剖析。安静，让周瑄璞可以凝神屏气地体味生活，可以排除干扰地思考追问。安静还使她保持自己的个性，不至于随波逐流。

周瑄璞交付你的真诚

越过20多年光阴，回顾自己所谓的“写作”过程，要说成绩和收获，其实有点无颜面对，我只想跳过那些模糊的时光，弱弱地说一声，感谢曾经努力的自己。写作伴我走过卑微而凌乱的青春，完成一个又一个小小的理想。一只小船，载着我一点一点向河心渡去，一寸一寸，将中年的我带入激流之中，前后眺望，距离都已遥远。写作于我，也许是那只蒙住了驴子眼睛的黑布，无知者无畏，我只是一往无前地转圈，经历或多或少的失落、伤痛与欣悦，自我酝酿过许多的豪情与激励，蛊惑自己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转下去，看过路上的风景，体悟人世的炎凉，捡拾一些柴火，供自己在角落里取暖。一些过往，一些人事，来了，去了，明了，暗了，真了，假了，聚了，散了，我已经学会接受。

张建安冰火同炉的叙事奇观

马笑泉兼具回汉两种血统，汉族文士的散淡风雅与回族子弟的刚烈硬直在他身上得到了奇异的统一，其小说饱含张力，或许与他的生命特质存在着某种关系。同时，湖湘文化与楚地巫风的双重熏陶，也进一步促使他的小说呈现出面目奇特、内涵复杂、美学特征多维化的特质。新浪(NASDAQ: SINA)是一家服务于中国及全球华人社群的领先在线媒体及增值资讯服务提供商。

马笑泉大时代当做大文章

我出生在1978年，正好是改革开放的肇始之年，到今年已有35个年头了。这35年，是中国有史以来社会结构变化最深广、物质基础和精神面貌变化最巨大的35年。而且，这种变化还在继续，并对整个世界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风云际会、风雷激荡、风光无限的大时代。大时代当做大文章。身为作家，如果拿不出在深度、厚度和广度上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大作品，我个人会觉得惭愧。把小文章写好不容易，也很有意义，而把大文章做好，其难度十倍、百倍于写好小文章，因为这需要浩大的才气、丰富的经验和想象力、驾驭大场面的结构能力来支撑；其意义无疑也更为重大，因为正如鲁迅所言，中国从来就不缺精致的小摆设似的作品，缺乏的是像长城那样坚固而伟大的作品。

行 超追梦、青春与时代的较量

相比模糊而鲁莽的“70后”、“80后”这种代际划分方式，“中间代”的定义似乎更负责任一些：这是一群在资历号召力和市场号召力的夹缝中突围的人，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失语的状态，甚至曾被认为是沉寂的一代，然而，在经历了平凡却复杂的青春与而立的困惑之后，他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集体爆发，发出了令人吃惊的声音——这里面，有警察阿乙、教师曹寇、工人路内、编辑苗炜等等。虽然“中间代”这个称谓让人感到一种人到中年的凝滞感，但他们的作品却无不呈现出一种完全相反的力量：他们习惯书写无聊、无意义的日常细节，对一切都抱着无所谓与不信任的态度，然而正是这种无畏感……

路 内“工人”与“作家”之间的秘密

在我迄今长达7年的写作生涯中，最不满意的倒不是写作本身，而是随之而来的身份符号。其一是我经常被误认为是个“工人作家”——众所周知，这很老派。我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解释过，自己在“工人”和“作家”的身份之间曾经有12年的广告公司从业经历，至少有10年我是在一流公司度过的，那鬼地方既冷血又繁忙，我一直做到创意总监和首席提案手(文学界的人不太知道这两个职务的重要性，反正我也无所谓啦)，直到自己干不动。

饶 翔追摹本色 赋到沧桑

迄今为止，蔡东已发表及将发表的不过十余个中短篇，这对于一名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10年前便已开始文学创作的作者来说，实属罕见的低产。这固然是由于作者的生活变动，然而，我相信其中的原因绝非如此简单。《往生》《无岸》让人惊艳，所显示的深厚内力已使蔡东成为令我“不能忘记”的作家。再回头去读她早期的创作，虽然其文学才华已初绽光芒，但与其“重新开始”的创作相比，已有恍如隔世之感。如此看来，中断的时光并不曾荒度，这其中的“沉潜”、“修炼”、“爆发”，生动演绎了这个时代的小说家所稀缺的文字“炼金术”，尤其能为年轻作家提供某种启示。

蔡 东来到别有洞天之处

我写作的隐秘动力，来自于灵魂深处的矛盾。我始终不能拒绝家庭生活的召唤和诱惑，热爱着它所能提供的安稳闲适。有阳光的日子里，我斜躺在沙发上，听到邻居家传来《甄嬛传》的音乐声，莫名地就觉得幸福和安全。偶尔兴之所至，提前泡好了七八种米豆，早晨烹制出一碗热粥，五谷的香气在房间里回旋缭绕，喝下去胃里暖暖的，也曾让我收获到巨大的满足，对一切都很满意。

汪雨萌意象、语言与自足的文学世界

在阅读费滢作品时，我常常会感到无法突破、无法抵达的苦恼。她的语言实验太过自足。费滢的试验田是充分个人化的、私密的，如同一间镶满不同角度镜子的房间，虽然有着完整的内在，却总是以碎片化的方式示人，或如万花筒一般，破碎而又光怪陆离，企图窥得全豹是要费些心智的。小说《山高水长》(又名《naga》)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篇2.5万字的作品可以说是费滢语言实验的集大成者。作品展现了她一贯的叙事风格，占据主体的是大量的对话与独白，叙述与描写已经退居幕后，一切都在仰仗语言本身的表现力。故事很简单，大概可以概括为“我”对朋友naga生病透析期间生活的一段“记录”。这份“记录”的时间是非线性的，网状的，穿插着“我”童年的回忆，故事中不断的闪回切换充分显示了文本的实验意味。由于这两个并行的线索在时间上也并非一维，更加深了叙事的难度，然而这一切在费滢这里仿佛是自然而然的。

费 滢“真实”的骗局

2005年，我进入历史系学习，从此便一直待在历史系了。在此之前，我还读过一年哲学，半年古典文学，并也曾以为这两门专业就是我将要花费精力时间投入的毕生事业之一。2005年下半年转入历史系是一件半偶然的事，由于我实在无法同时负担拉丁文希腊文的学习，而我也从未以为自己会进入史学研究。幸而，我的罗马文化史教授向我展示了如何分析文本，让时间数字具有更多的意涵而非仅仅是一个年代的标示，也是她建议我转系读历史。

贺绍俊猜不到谜底的小说

东君的小说像一个谜，你轻易不会知道谜底是什么。《子虚先生在乌有之乡》出来后，评论家猜出的谜底大相径庭。有人说小说所写的心态类似陶渊明《归田园居》的“无适俗”之心；还有人认为，小说写的是资本家的圈地运动。但我觉得，东君既不似前者所言那样闲淡出世，也不像后者所说与现实贴得特别紧；东君似乎是以“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的方式来处理现实的。

东 君做个东西南北人

从小说形态来看，东西方有别，东方的美学形态注重含蓄、简约。在诗歌方面，中国历来是多短诗，少有长诗，即便有之，也没有《神曲》那种鸿篇巨制。但我们的优势恰恰是以少许胜多许。比如贾岛的《寻隐者不遇》，寥寥数言，里面的意思却有好几层。童子在家，以为师傅也在，是喜；一问，老师采药去了，是失望；听说老师就在这山里面，是喜；又听说云深雾重不知具体所在，又是失望。那个寻找隐者的人是谁？没有主语，不知何人；师傅是谁？不告诉你；后事如何？没有下回分解。这哪是诗？简直就是一个故事。林斤澜老先生谈小说时有个著名的观点：有话则短，无话则长。他的小说常常在无话可说处开始叙述。每回发生地震，我总会想起林先生写的一篇有关母爱的小说。这个小说极短，不到千字，取材于蒲松龄的一篇关于地震的小说。蒲松龄写到房屋仆而复起，里面似乎是没有故事的。但林先生却抓住这一点加以发挥，在蒲松龄不说的地方开始讲故事。他说，房屋仆而复起的时候有个男子跑了出来，接着又有个女人跑了进去。女人进去是为了救孩子。然后，房屋又仆，再也没有起来了。小说中没有一句赞美母爱的话，但母爱就在“无话”之处。东方的文字之美，东方的精神，有很多让人深味的地方。

韩传喜疼痛与成长的精神向度

作为“70后”的代表作家，乔叶的小说集中体现了当代生活的面影和作家的精神向度，从《我是真的热爱你》《我承认我最怕天黑》，到《最慢的是活着》《盖楼记》《拆楼记》，以及最近的《扇子的故事》《拾梦庄》《认罪书》，无论是书写底层生活，还是表现复杂人性，无论是关注社会变迁，还是反思“文革”历史，主体疼痛与精神成长在她的小说中得到了充分凸显。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作家总是处于他的时代、他的民族以及思想史的精神坐标上，乔叶也脱离不开特定时代、民族和思想史的限定，而如何恰切地寻找这一精神坐标，则决定了其小说精神向度的宽与高。

乔 叶在这故事世界里

据说，小说就是讲故事。
　　1993年，我起手写散文时就开始写故事，而且有很多不是真实的故事，是虚构的故事。我那时太年轻，不知道这是散文的大忌，不过幸好我也没有准备在纯文学刊物发东西，能接纳我的都是一些发行量巨大的社会期刊，以某些标准看，他们不懂文学。 　　都是些什么故事呢？想来也无非就是类似于《一块砖和幸福》的那种款式：一对夫妻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离了婚，吃完了离婚饭，从饭店出来，路过一片水洼，女人过不去，男人捡起一块砖头给女人垫在了脚下，女人走一步，男人就垫一步，走着垫着，两个人便都意识到了彼此的错误：“一块砖，垫在脚下，不要敲到头上。有时候，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傅逸尘 小说的生活质感与存在焦虑

读王凯的小说让我想到了米兰·昆德拉，并不是说王凯的小说像昆德拉，两者所描写的时代、政治背景，以及语言与风格的迥异，甚至没有多少可比性。之所以想到昆德拉是由于我发现他们对小说的理解或认识在某些层面极为相似，昆德拉说：“小说是对存在的探索和发现”，“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性的场所，是一切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换言之，小说家是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逻辑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描述，去发现、思考“存在”的复杂意味。小说是对确定性的怀疑，是对可能性的发现，“存在”只存在于小说家的发现之中。

王 凯关于我和那些陌生的自己

这么多年来，自己真正愿意去写的东西，大概也只有小说和情书了。写情书的时候我还很年轻，军衔和工资都很低，但头发和梦想都比现在多很多。那时我坚信未来如同沙漠一带的天空一样晴朗，那时我还坚信情书是可以打动姑娘的，就跟姑娘坚决不信自己会被情书打动一样——实际上，她们顶多会被打得晃动几秒钟后继续山一样地纹丝不动。现在，我承认，那些情书里写的都是些真诚而无用的废话，是连我都早已想不起的只言片语。

何 平 从把玩到追问的青春叙事

“80后”作家是不是“只是”、“只会”、“只能”写物欲横流的小时代、小青春？简单、滞后和粗糙的以偏概全的文学批评“已经”、“正在”还“将会”掩盖“80后”作家的内在的复杂性。以长篇小说为例子，“80后”笛安足以证明这种复杂性。对于“80后”作家而言，写一部“有长度”的小说应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不是据此认为他们都能够驾驭“长篇小说”这样一种“有难度”的文类？笛安的“Memory in the city of Dragon”(《西决》《东霓》《南音》)系列长篇小说标志着“80后”作家在长篇小说文类目前所能达到的高度。表面上，笛安的小说并不复杂。除了《广陵》《圆寂》《莉莉》《塞纳河不结冰》《光辉岁月》《洗尘》等很少几篇小说，笛安的小说基本上是青春期溢出、延伸出来的。这些小说如果也算“青春小说”，它不是习见的对青春残酷的自恋自怜式的把玩，而是追问“青春”何以残酷？追问残酷的青春可能走向何处？

笛 安所谓“创造”

这十年，我一边写各种小说，一边思考我和写作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种思考一般由三个问题组成：我为什么要写作？有句话貌似中国的作家们都听过，写什么不重要，怎么写才是最重要的——可我觉得，写什么和怎么写都不重要，真正区分一个作者和另一个之间高下的，其实是“为什么”而写。我在写作中真正想要获得的是什么？我想要写什么样的作品？

饶 翔 从“芳村”到京城：照向精神隐秘的微光

比起那些年少成名的“80后”，“70后”的付秀莹出道可谓晚矣，年过30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然而，她起步即速跑，一篇短短的《爱情到处流传》使付秀莹的名字在文坛迅速流传开来；在短短几年内，一批质量上乘的作品相继问世，当她的第一部小说集出版时，已有评论家称赞其初具大家风范。令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付秀莹从一开始就形成了鲜明的创作风格——可借用茅盾评价茹志娟的四个字：“清新俊逸”。此风格在文坛不传久矣，这或许便是付秀莹一登场便令文坛喜出望外的一个重要缘由吧。

付秀莹多年前的烛光闪烁

这么多年了，在日常生活的泥淖中辗转不安的时候，内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对我低声劝慰：没事的，别怕。这声音低沉，却有力，带着某种打动人心的镇定。世俗间纷飞的灰尘便慢慢落定。天空澄澈，大地无边。一种柔情并豪情渐渐升起，把胸间涨满。窗外，是盛夏的京城。金影银影交错，间杂着绿树的烟云。这个世界是美妙的，而人生苦短。我该如何度过这千差万错却又不及修改的一生？

师力斌 锻制文学的“金蔷薇”

作为一位实力派小说家，姚鄂梅的创作特点显而易见：注重讲故事，不搞叙事圈套；顺着人性这根藤蔓，将悲惨命运一捋到底，黑色阴影笼盖四野；把理想主义冲动和悲悯情怀深深埋藏，将现实的严酷呈现到不尽人情的地步；寓历史意识于小故事之中。

姚鄂梅记录本·女红·写作

越来越喜欢在有目标的人流中疾走，浑身发热地拖地、洗涤以及各种无需动脑的家务，手上有活，意识才能趁机出来四处闲逛，这种状态让我想起残雪曾经说过的话，有段时间，她最理想的工作竟是去烧锅炉，我想她喜欢的应该是用低技术含量的劳动来筑一道篱笆，以保护她的自由意识不受打扰。
　　一直以来，我这样想象一个作家的生活：拥有一间安静的书房，有固定的写作时间、固定的阅读时间、固定的散步时间、固定的闲聊时间。但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说，恐怕是一个终身的梦想。我干过很多种工作，出纳、文秘、行政助理，在那段漫长的时间里，我隐隐期望着能有一份类似烧锅炉的工作。后来，工作的担子轻了些，家庭事务又不容商量地占据了我

李丹梦成长的阵痛与后成长的困惑

张学东是个很有韧性与潜质的作家。他的创作历程大体和新世纪并行——一个文学极度边缘化的区间。他写作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数量之丰、题材多变及品质的精细却有目共睹。倘非对文字、文学情有独钟者，实难做到。从内里的气质讲，这是个比较单纯的作者，他擅长发掘、描绘成长中的迷惘与阵痛，其书写构思的冲动无不维系于此。这是一个相对孱弱的根基，多少担心它会突然折断，却眼见它抽条发芽、青枝绿叶，虽然不甚新颖轰动饱满，却也是生命、文学的奇迹了。张学东被称为宁夏文坛的新“三棵树”之一。从其创作的顽强伸展与突围看，倒是很有点沙漠新树的气象：其貌不扬，在贫瘠的土壤中不断掘进，寻找能提供生长或文学廓大的机遇与能量。

张学东 “获”而“一无所获”

不知不觉间，我写小说已有十二三个年头了。从生命层面来说，一轮刚刚过去，新的征程已然开始。我曾在一本小说集的自序里说过，作家的力量微乎其微，尤其是在这个疯狂的时代，微博、微信几乎无孔不入，人们对某个事件的关注总是如蜂群般呼啸而来，或如蝗虫扑向麦地时咀嚼有声，人云亦云的“微”言让现实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漫天飞舞的信息叫人眼花缭乱，身处这样一个时代，作家的境遇可想而知，埋头苦心经营一部作品，其结果好像并不容乐观。

徐　琴推开通向西藏文化精神的门

白玛娜珍的文学魅力在于以西藏的方式激荡灵魂。在创作中，她可谓各体兼长，在散文、小说、诗歌等领域都颇有收获。从其创作历程来看，以《拉萨红尘》为界，白玛娜珍的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作品集中在《在心灵的天际》和《生命的颜色》这两部集子中，写尽了青春少女的情怀，虽然那时的文字有些短促，篇幅精短，但已才华横溢，如《拉萨的雨》：“晚上，噼里啪啦的雨像跳舞一样，在我家院子里蹦个不停。久久不能入睡的午夜，外面的雨听着也像一条老狗没完没了地舔着稀泥”，如此展示了拉萨雨的奇特情态，诉说着西藏女儿的思念。《请伸开手臂》开篇写到：“在这炎热的夏季，我的心也流汗了。我逢人就说：‘我要回西藏了，真的！’我的喜悦那么灼热，以至于自己也感到窒息”，…

白玛娜珍 写作，那么神秘

我喜欢在拉萨以外的开放的城市写作，比如北京，在这里可以看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信念带给我不同于藏地的感受。尤其是北京的妇女，她们看上去非常独立，她们的背影看得出她们自食其力，在这所城市里坦然地劳动和生活。

王 晖 张 娜扎根于坚实土地上的乡愁

在近年来风行的非虚构写作中，梁鸿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位。作为一名“70后”，梁鸿既是学者，也是作家。多年蹲守象牙塔的她，也曾迷茫、困惑，曾对自己的工作充满怀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关系，渴求那种能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回到故乡，回到梁庄，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知那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这不仅成就了《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也体现出梁鸿力求对精神世界进行自我救赎的自觉姿态，更表现出一个富于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的当代知识分子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真实乡土的亲历与反思。

梁 鸿写作对抗遗忘

回到“梁庄”。梁庄的“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仅仅几天而已，“军哥之死”已经成为“闲话”沉淀于梁庄的言语中，现实变为了历史。军哥已经成为一个被遗忘了的人。梁庄的道德、良心、情感是混沌的、残酷的，但却又有着奇怪的宽容和包容，就像那即将沦为乞丐的清立。他孤独行走在梁庄的边缘，既被遗弃，又气定神闲。如果你是启蒙主义者，你会谴责梁庄的人们；如果你是强调生存法则的自然主义者，你无从解释梁庄这样富于包容性和生长性；如果你是个人主义者，你会说他们如此不平等，只看生，不管死。

刘 伟青春经验的厚重书写与超越

外界看来，七堇年是一个有很强市场号召力的作家，一个青春文学的严肃派作家，而这一切在七堇年看来都不能很好地描述自己。的确，七堇年就是一个普通的“80后”，一位自幼怀揣着纯文学梦想的年轻人，她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人，与茫茫人海中任何一个个体都相似，也都不同：困于生活的平实与梦想的遥远，困于办公室、厨房，与爱，时而物喜，时而己悲”。

七堇年 “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多年以前我久久站在海边，风迎面扑来，有泪的咸味。看着一艘生锈的船，歪斜着，远远地，孤独地搁浅在礁石遍布的海滩上。海是灰色的，吐着浪花，好像有层层心事，无人倾听。
　　醒来时候，发现只不过是梦。我的生活中哪里有海。若有，也不过是茫茫人海，潮汐一般，退去又涌来。而青春，是这大海中一艘无法被打捞的沉船。
　　为了一种所谓的“接地气”的人生，我选择了一份极其平凡而底层的工作，内容与写作或文艺完全无关。在那里没有人认识我，不知道我的历史，我只是一份求职简历所代表的那个劳动力。同事们在我的姓氏前面加一个“小”字，亲切地对我打招呼，交代事情。我们薪水低廉，经常加班，非常疲惫。

岳 雯小说家东紫与好人戚慧贞

东紫是小说家。
　　戚慧贞是药剂师。
　　这么一说，大概你会像我一样，脑海里自动生成一座桥，搭在两者之间，仿佛由戚慧贞走向东紫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了。由医生而作家的前车之鉴太多了，比如“弃医从文”的鲁迅，比如契科夫，就连余华也当过几年牙医。至于为什么学医的总是和文学有着扯不断的渊源，我更相信毛姆的说法，“我很相信学医的经历对于一位作家来说非常有益，他会从中学到极其宝贵的知识，得以洞察人性，人性中的至善与至恶。因为人生病的时候便会害怕，也就抛弃了他们健康时戴着的面具，暴露出本性。

东 紫写作——祛除生命恐慌的药

有一段时间，我几乎被生命的恐慌压垮了。我天天翻看印度作家阿伦德哈蒂·罗易的小说，为书里的一句话着迷——不算老，不算年轻，刚刚是一个可以去死的年龄。我盼望着有致命的灾祸能让我不受亲人指责地死去。我害怕活下去，害怕生命到终老的尽头还是一只盛载悲伤和失望的口袋。

徐 刚后青春时代的日常叙事

掐指算来，吕魁写作的年头已经不短。作为一位“80后”小说家，他作品不多，却能全面地呈现同龄人那飞扬的青春、卑微的梦想、岌岌可危的当下境遇。他总是执著地思索年少的理想终成泡影的故事，展示成长中的男女在与现实的搏击中或溃败或妥协的命运。就此，无忧无虑的青春时代宣告终结，生活本身也日渐显露庸俗、残酷的面貌。与其说吕魁是一位热情洋溢的青春写手，不如说他是一位视角敏锐的世俗生活观察家。他直面并剖析后青春时代日常生活的庸俗本质，并在其中落实同龄人的生活经验，呈现他们的生存困境。

吕 魁生活中来 小说中去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每天都会遇到新的问题。有的问题有标准答案，有的却没有。什么是文学？什么是生活？文学和生活之间有什么关系？我想，这些问题应该是没有惟一答案的。我曾尝试弄清这些问题，为此我请教过老师，也读了不少名家的访谈录、自传。可我非但没找到能令我信服的答案，反而越来越糊涂。直到今天，若有人问我这几个问题，我想我还是答不出来。

金 理写小说的手艺人

随哲贵游过一次寺庙，看他合掌顶礼的姿势，想来就不是俗人。后来才知道，好多年前他曾在玉苍山下一座草庵里有过出世修行的经历。对他来说，这大概是一个“断裂”的时刻，此后，哲贵人生态度的方方面面，也许皆能见出悟识。

哲 贵我对这个世界有话要说

想来真是悲观，触动我写小说的动机，往往是社会上的阴暗面。或者换句话说，社会上发生的不良事件更容易引发我思考和表达的欲望。《金属心》《责任人》《跑路》《住酒店的人》《施耐德的一日三餐》等小说，几乎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譬如，写中篇小说《信河街》时，我所在的城市正面临着一场民间借贷危机——有人通过民间借贷的手段，敛聚了大量资金，然后携款潜逃。这可能是一场资金的危机，也是一场信用危机，更是人如何践行契约的危机。我们都面临着这个危机的考验。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充满猜疑和不信任的环境里，因为当下的社会，经济被提升到一个绝对高度。物被无限放大，信仰和坚守被忽略，甚至变成一桩可笑的事情。这个世界似乎倒调过来了。

黄相宜烟火花街，人间北京

19岁到35岁是一个少年成长为男人的时期，也是徐则臣的文学种子开始生根发芽的时期。作家常常会在创作中寻找自己，回望来路，追寻出路，徐则臣也是这样。他回望故乡，看到故乡少年青春的疼痛、百姓酸甜苦辣的生活；他漂泊北京，看到陌生都市光怪陆离的吸引力、遍地盛开的机会与陷阱、离乡者挣扎向上的生命力、相互取暖的柔软的亮光。这16年里，徐则臣尝试过不同题材的创作，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充满人间烟火气的“花街系列”和“北京系列”。

徐则臣局限与创造

十几年前刚开始写作，一肚子发泄不掉的倾诉欲望，满脑子文学的经典款式，以为只要活到老就能写到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写作的疆域里可以信马由缰，即如风行水上，随处成文。十几年过去了，发现年轻就是好，如此不靠谱的想法都敢有。现在你要让我说，人有多大胆地就能有多大产，除非把我灌醉了。世事正如此，即使你想得到，你也未必做得到。身高到不了一米八，体重也就一百四，我们的局限性自己得清楚。我说的不只是我自己，包括所有写作的人。想象力不是万能的，创造力也不是水边低地，插根柳枝就能长出棵树来。

金赫楠小说家的青春期

2002年，1984年出生的颜歌年满18岁。刚刚走过花季雨季，颜歌送给自己的成年礼是对青涩岁月文艺青年式的小小回望：2月，获全国“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奖赛”一等奖；小说《锦瑟》被评为《萌芽》杂志年度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自此，颜歌这个名字，伴随她不断更新面目的文字，渐渐进入读者和批评家的视野。

颜 歌成为一个小说家

写创作谈这件事情从根本上违背了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立场，或者说，我选择成为一个小说家的立场。这个立场是：用虚构的方式，或者只用虚构的方式来言说。
　　十五六岁的时候我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到底什么事情可以使我和其他穿一样校服、做一样作业的同学区别开呢。使我成为我自己，而不是别的任何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为了宽慰自己，我开始写小说。小说的内容，当然地，离现实生活越远越好。所以我写了宋朝的故事，写了屈原的《天问》，写了晋代的史官们，等等。那个时候我创作上最大的问题是：毫无疑问我是一个大天才，可是没有人发现这件事；毫无疑问我有源源不断的故事要写，可是我妈偏偏不让我在星期天以外的时间用电脑。

吴 萍通向多重人性的暗道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上世纪初，安德森·舍伍德在《小城畸人》里呈现了俄亥俄州瓦恩堡镇的各种“畸”人，并以此拎出一连串有关人的精神、本能以及欲望等等的无解方程。之于张楚，他笔下的志国、王小丽、宗建明、樱桃或夏朗等人，都一一对应了“畸人”的身份，只是他们离我们更近，更让我们心会。
　　 “人性”作为人的基本属性，名下埋着若干的秘密和疑点，这点燃了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兴趣。张楚亦正“执”于此，以小说的形式立起一个个陷于现实困境的人物，与我们分享他在人性这个深洞中掘得的宝藏。

张 楚世间最美的蓝

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新疆，途经乌鲁木齐、吐鲁番、伊宁、塔城、喀纳斯湖，感触最深的就是天空。那种宁谧的、安然的、静好的嫩蓝，让我在仰望天空之时，常常忘记了肉身和灵魂，所谓的神游物外无非如此。尤其是喀纳斯湖的天空，在湖水、西伯利亚落叶松、白桦树、野蒲公英、黄色棘豆和牛羊、马群、骆驼的映衬下，让人真想将那蓝拥揽入怀。

汪雨萌重建家园的外乡人

谢宗玉是一位多栖作者，他写小说、写散文，还涉足影视创作与评论。作为一个“读书改变命运”的农村子弟，谢宗玉的文学目光一开始并没有直接地投射在自己故乡的土地上。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通向城市道路上的挣扎成为了他最初的文学资源。后来，他成了一个警察。刚离开那种带着青春气息的彷徨与呐喊，就必须直面城市暧昧地带许多隐秘、惨淡和惊悚的人生。这份职业拓展了他的生活半径，迫使他游走于城乡之间，赋予了他书写城市的新角度，也拉回了那个一直存在于他心底的乡村。现在，广为人知的谢宗玉，竟然是一个实力不凡的乡土散文家。也许会有人感到诧异，一个是书写城市黑暗传奇的小说家谢宗玉，一个是描绘乡间日常生活的散文家谢宗玉，他们究竟是分裂的，还是交会的？

谢宗玉无序的抒写

2008年大雪前，我从鲁院返回长沙，随后的5年，我基本上终止了文学创作。尽管这5年，我有两个长篇发表，4个长篇出版。但这些作品都是在鲁院或去鲁院之前就有了毛坯。回到长沙，我只是把剩下的事情干完。只要看起来像个成品，我就把它们草草丢出去了，完全没心情顾及艺术水准。

张 莉作为生活本身的常态与意外

某种程度上，讲一个老少咸宜、起承转合的故事已经成为当下诸多写作者的奋斗目标，也是此时代青年写作者获得名利的捷径。但曹寇的追求与此背道而驰，曹寇不讲究戏剧化效果，不追求人物跌宕起伏的外部命运，不借助编造这样的命运以赚取读者的廉价的眼泪。很显然，曹寇对世界的理解不同于那些故事所表现的那样浅表，在他眼里，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件并不像故事讲述的那样齐整、条理分明。

曹 寇以此获知孤独不是独一无二的

我的小说写作始自2002年——搬家了，当了“城里人”。我喜欢“城里人”的生活，讨厌被人们誉为“精神家园”的乡村生活。城市生活给我带来了现世生活的种种便利，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种种以“关爱”为名头的骚扰不复存在。各路神仙被关在了门外，有效拒绝了迎来送往、称兄道弟、彼此关照、艰苦奋斗、共同发展以及做强做大。我可以读写，也可以不读写。我可以在楼上像一个蜘蛛或狗熊那样俯视蝼蚁抑或群雄，而不必置身其中。这种感觉好极了。

刘 汀诗与现实主义的“铁”及其他

机器和铁是郑小琼的诗歌中被提及最多的两个互为硬币两面的意象，也是许多评论家评价郑小琼诗歌时的核心词语，它同样是我描述郑小琼时首先想到的词语。
　　张清华曾在文章中写到：“谁触摸到了世界的铁？谁写出了时代的铁？谁写出了铁的冰冷和坚硬，铁的噬心和锐利，铁的野蛮和无情？郑小琼。”郑小琼写到了物质的铁，更写到了时代精神的铁。机器本身就是铁，人也是铁，沉默的铁。“我说，烧尽这些纸上诗句，这内心的激情/我只愿把自己熔进铸铁中/既不思考也不怀念的铁”(《炉火》)。

郑小琼在写作中认领生活

文学是自我的镜像，在写作中不断地认识自己，在写作中返回真实的内心，在写作中认领生活，辨析生活，透视生活。
　　当我们深入到生活中，我们会发现与真实的生活相比，我们的写作是那样的弱小，那样的微弱，我们生活在一个现实超过我们想象的年代，许多出乎我们想象的事情在这个时代上演着。很多人都曾问我，你觉得诗歌对社会的意义大吗？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不知如何回答。是的，在现实生活中，诗歌不能改变一颗子弹的方向，也不会治愈一具疾病的躯体，它显得那样无力而软弱。

廖令鹏卑微的情感和命运构成的时代坐标

在浩浩荡荡的深圳写作大军中，我认识了厚圃，见证了他从乡土小说扩展到城市文学的创作过程。厚圃出身于潮汕平原一个书香家庭，早年负笈北方，学习设计，深受艺术熏陶。他人如其名，朴实厚道、沉静乐观，视写作为人生修炼。2006年，他的第一个长篇小说开始在《深圳晚报》连载，标志着他的小说创作逐步走向成熟。可以说，他早期的小说作品多是从童年经验和乡土情怀出发，洋溢着浓郁的岭南文化和潮汕平原的乡野风情，在文坛独树一帜。

厚　圃通会之际 人文俱老

梅维丝·加伦特说过，“我仍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放着安稳的日子不过，非要穷尽一生描述不存在的人物。”我却明白，文学于我，犹如老家的潮剧对于旧时的乡人，能让平庸甚至艰辛的人们看到另外的人生，唤起蛰伏在内心深处的愿望、情感和想象。我更知道，我的写作肇始于有“话”要说，并在这种叙述中找到自己人生更为深沉的体验——写作不但让一个人得以生活在自己的信念里，用自己的眼睛去洞察他人的命运，并和各色人等一路行来，探索各自命运的不确定性。我最迫切想知道的，也正是未曾尝试过的命运中的各种“可能”。

李德南新世纪的“先锋派”

这一年多以来，连续读了不少“80后”作家的作品，感受是复杂的。我既反感一些批评家对“80后”文学进行同质化的处理，把它看作是铁板一块，又为同代人写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感到担心。不少年轻作家有着一流的文字感觉，在叙事上也训练有素。可惜他们大多在走一种“小清新”的写作路线，耽溺于个人的一得一失，缺乏宽广的精神视野。他们所表达的经验，自然是细腻的、切身的，却无法与生活中那些尖锐而复杂的现实发生关联，也无以激发我们对未来生活的想象。我想这种写作的意义，终归是有限的。

王威廉在困境中获得自由

我时时感到，一个年过而立的人，在这个时代还要把写作放置在生命价值的核心位置上，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写作的欢乐已经淡薄，焦虑却在骤增。茫然四顾，仿佛自己是被一种神秘的力量骤然间抛在了这个残酷的战场上。是的，残酷。因为敌人看不见摸不着，如同鲁迅先生笔下的“无物之阵”。

刘　涛“红”范儿作家计文君

很多评论者注意到计文君与张爱玲的关系，以为她深受张氏影响。计文君的小说，或始学于张爱玲，但就目前的作品而言，已与张爱玲貌合神离。计文君曾写过一篇论文《一树春风有两般——〈传奇〉与〈红楼梦〉继承关系再分析》，此文虽讨论张爱玲和《红楼梦》的关系，但也可谓计文君告别张爱玲的宣言，是她的言志之作。计文君说：“张爱玲才情富艳，思力敏锐，一生恋恋踯躅依依盘桓于‘红楼’之下，却不无反讽与悲凉地跟真正的‘红楼精神’擦肩而过。张爱玲对《红楼梦》的继承，是一种‘弃珠取椟’式的继承。”

计文君虚构的魅力，梦的力量

没有开始写作之前，我很喜欢读小说家的创作谈，那感觉类似看魔术师揭秘魔术的关窍。当然，小说家即使在写创作谈时，也未必都会老老实实说话，不过这样读来更有趣味。看他们掏心掏肺，看他们闪烁其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猜度着哪些是诚挚的肺腑之言，哪些是蕴藉的话里有话……

岳　雯现实的对峙与传统的复归

来，让我们玩一个游戏——将与作家有关的地点在地图上标出来，然后将这些点连成一条线，一定会让你意外。比如，萧红，她的起点在黑龙江呼兰，一个北方的颇有些凛冽之气的地方；上海应该算是浓墨重彩的一个点，因为有《生死场》；然后旁逸斜出，日本、山西。这颗流星划过中国的版图，最后远远落在了香港。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当然，也有恒定不动的。比如，王安忆，她出生第二年就从南京到了上海，此后，除了到安徽蚌埠插队和徐州文工团的那几年，大部分时候，她都在上海。讨论她的作品，离开了上海，显然让人觉得有些食不知味。好了，不必再说旁人了。回到我们的主人公葛亮身上来。他的足迹也颇值得探究。在南京晃晃荡荡地长大，千禧年到了香港，专心攻读学位，顺便也写下了若干小说。

葛　亮与岛城不期而遇

若干年前，看韦伯的《猫》，颇为感叹。美轮美奂在其次，更吸引我的，是对人类法则的模拟与些许的抗拒。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这些动物聚集与歌舞，并以一个独特的名字表达尊严。它们极度仰慕权威与守护，也在背叛与漫长的和解中经历成长。然而，当它们终于对这世界感到厌倦，一条云外之路(Heavy Side Layer)将成为重生之始。这是人类望尘莫及的归宿。

饶　翔“普通青年”的欲望与现实

作为一名从偏远乡村走出来，毕业于中文系的青年作家，甫跃辉的乡村经验是他珍贵的记忆和写作资源，随着时空流转，他真诚地面对自我“城市化”过程中的欲望、挫败与焦虑，书写一名都市“普通青年”的理想与现实。同时，受益于多年的文学科班训练，其创作有别于“无根的写作”，呈现出一种自觉面向“传统”的文学风貌。

甫跃辉刺猬，还是狐狸？

我固执地认为，长篇之所以成为长篇，不仅要“长”，还要对世界有刺猬那样“终极的解决方案”。这“终极的解决方案”，就是作者用以考量世界的标尺，是对世界全盘性的思考。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无论在《罪与罚》还是《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他都在思考：如果上帝死了，“罪与罚”如何可能？如果没有这样的立足点，那么，长篇只是长而已。短篇不同，因其“短”，它没那么大的负担，它无需对整个世界发言，看清一时一地的风景足矣。它尽可以单枪匹马，轻装上阵、行踪不定、声东击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金　理郑小驴的鬼魅叙事

鬼节、鬼故事、和亡灵一起生活的老人、狗泪涂于人眼而能看见鬼的传说……郑小驴笔下的这些元素，自然可以联系到楚文化与沈从文文学传统的浸润。我尤其感兴趣的是《大罪》《少儿不宜》《弥天》等篇中的鬼影幢幢。《大罪》中并没有鬼魂直接现身，但读者肯定会为故事中阴暗惨淡的背景所惊心。只有在一片迷离惝恍、阴阳莫辨的氛围中，我们才能揣测一个可能因分裂、分身所引发的悲剧；也只有在身份功能错乱、幻想与现实交织错综之下，在日常理性监视的状态下不得发泄的怨气才会寻获突破口刹那间喷薄冲出，就像《少儿不宜》中游离“心中突然涌出”想将典型包工头打扮的胖子“一把推下桥的冲动”，这种冲动终于通过《大罪》中的小马而一朝实现……

郑小驴 逃离者的文学历程

1986年，我们村庄一共诞生了9个婴儿。母亲前些日子来，告诉了他们的境况。有的成了汽车修理工，有的去了广东工厂，有的则是游手好闲成了赌棍……我和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未婚，并且从事一项母亲至今也对别人解释不清的职业。毫无疑问，我成了他们中的逃离者。

冯　雷卑微者的心灵追问

　　在人们的印象当中，苏兰朵是一位极具品位、带有文字洁癖的写作者，她沉浸在音乐、电影和记忆共同编织的艺术氛围当中，独自把玩着内心如烟似梦般的缥缈情绪。近年来，苏兰朵逐渐开始创作小说，风格反差之大，借用她自己一篇小说的名字，犹如“女丑”。更值得关注的是，苏兰朵早年的诗文创作大多描述个人化的生活经验，而她的小说则放下身段走进现实生活，流溢着市井生活的气息。实际上，除却电台主持人和作家、诗人的身份之外，苏兰朵还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对个人心理和大众心态的关注，恰是连通她诗文创作和小说创作的一条通道——前者精致、私密，后者开阔、平实，更具社会症候的意义。

苏兰朵小说的尊严

无论是否喜欢自己小说中的人物，我都会在创作过程中设想，我就是他(她)。无论他们做了什么，总是有原因的，在他们自己的逻辑内部，一切顺理成章。如果我没有迷恋上写作，可能会去做心理医生。我对一个人的内心更感兴趣，对匪夷所思行为背后的心理的合理性历程尤其感兴趣，我的小说大概就是在展示这个过程。

李德南有情所累此生

弋舟的写作可视为对人之存在困境或他所说的“幽暗的厄境”的探询。他的中短篇小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并无清晰的时代背景，有意赓续由余华、苏童、格非、北村等开创的先锋小说传统，注重形式和叙事实践，追求文化和哲学意义上的深度。另一类则把目光放在当下，通过相对简单的情感故事去表现复杂的时代变迁和精神镜像，达到以简驭繁、以小见大的艺术效果。

弋　舟青年作家与时代

写作十余年，仍然是青年作家阵营中的一员。所谓“青年作家”，想必首先是以年岁计，尽管此间的尺度模棱两可——没人能够告诉你，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刻，你便不再“青年”；其次，所谓“青年作家”，必然也影射着某种创作状态，不出所料的话，“不成熟，有待提高”，乃至“有活力，堪可期许”，这样正反两个方面的辩证，都是评价一个“青年作家”的题中应有之意。年岁的事儿，无可辩驳，谁都是只能坐等年华老去；至于“青年作家”的创作状态，由于事关“辩证”，就有了可说的余地。
　　

汪　政 “风蚀地带”的说书人

一个人文学生命的开始实际上带有许多的偶然性。田耳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生人，他的写作开始于世纪之交，已经不算早，而他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则是2005年左右，准确地说应该是从那篇后来被人们反复提及的《衣钵》开始。在这篇小说中，沉重的话题在田耳轻逸、从容、雅致的轶事传奇式的叙述中绝无一丝穿凿附会地表达出来了。小说奠定了田耳的叙事风格和处理经验的方式：回旋、腾挪，轻轻地一瞥，然后专注于尖细与深处。我对田耳的认识，也恰恰是从《衣钵》开始的。

田　耳短篇小说家的面容

如果可以对人生重新加以规划，我愿意当一位只写短篇小说的作家——也不一定是作家，我会用一个毫不暴露自己的笔名写下去，发表下去，过一种略有些困顿的生活。如果这笔名有可能暴露，马上换一个。适度困顿对短篇小说家而言是一种福分，惟遭遇困顿，短篇小说一笔笔微薄的稿酬将是生活里甜美的安慰，会促使作者一直这么写下去。并且，只是发表，不急于出版。等我年事已高，再将风格相近，或者自鸣得意的短篇结成集子，印出来，也许三五本，也许独一本。在我理解，好的长篇如教科书，好的短篇集如武功秘笈，教科书宜乎众矣，秘笈则深藏门道。我这集子纵是印量极少，如有三五同好将它视为武功秘笈加以收藏，甚或秘不示人，则吾道不孤，此生足矣。

杨庆祥日常书写的直接性

如果你年届30，大学或者研究生毕业在中国一线城市如伟大的帝都北京漂荡良久，如果你运气还不是那么差，恰好抢在房价一路飙升之前穷尽所有在六环边买了一间小房子，然后每天朝九晚五，像一只疲惫的油鸡穿梭在公交地铁上去挣一口廉价的吃食，我建议你去读读马小淘；如果你已属大龄女青年，心比天高却又命如纸薄，在各种矜持、纠结、矛盾、臆想中投身于爱情婚姻的炼金术，最后却不无荒诞地发现原来那些轰轰烈烈地久天长的感情故事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正剧不过是喜剧的前奏，归根结底也不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那我也建议你去读读马小淘。

马小淘 永不落伍的井底之蛙

每次面对创作谈、文学观一类的文章，我都心乱如麻，不知该从何说起。我总觉得，一个作家怀揣怎样的文学观，或者用多么诡异的方式创作，这其实都不重要。只要他的作品拿得出手，其余的过程，怎样殊途同归都好。如同跑道上，没人在乎你咬紧牙关训练了一百年，还是游手好闲来随便跑跑，快不快，最后有裁判计时读秒。于是，作为跑得不快的赛跑者，走得尚且不远的写作者，我以为，在这样的时刻，我可以保持沉默，何况我本来就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没什么整理清晰的事情可说。

李云雷走过“涔水镇”的艾玛

艾玛的小说大多围绕“涔水镇”展开，对于现居青岛的她来说，“涔水镇”既是对湖南故乡的回忆，也是她着意营造的一个艺术世界。在她的“涔水镇”中，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人物，他们从事不同的职业，有各不相同的命运，也有各自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这些人物相互交织，形成了这个小镇的社会风情画。

艾　玛面向日常的语言之根

春节前夕，我买了几棵风信子种在花盆里，室内温暖，风信子很快就开花了，香气扑鼻的花束沉甸甸的，把花茎都压弯了。于是，我到楼下一棵光秃秃的丁香树上剪了一小段枝桠回来，将风信子的花束撑了起来。过了几天，我意外地发现这段干枯的丁香树枝竟长出了嫩绿的新芽。惊喜的我连忙喊家人过来围观，大家都很惊奇，儿子甚至建议换个大点的花盆给它，期待它可以长成棵小树。婆婆过来看了一眼，淡淡地说：“别抱什么指望，没根的东西，佯活罢了。”果然，过了几天，那些嫩绿的新芽开始打蔫，很快就萎谢了。

吴 萍“她世纪”中的独特成员

人们惯于以作家的出生年和性别为标尺分出群属，提及“60后”小说界的领军者会想起先锋派的格非、苏童或余华等人，进入“70后”，我们猛然发现“他世纪”到“她世纪”的裂变，发现她们的“房间”很挤，住着盛可以、魏微、鲁敏、朱文颖、戴来等女作家。
　　这群经历不同、性格殊异的女作家，剖开了各自掌握的人心秘密和生存经验。我们难忘盛可以的锋利、魏微的温朴和朱文颖的女性风。同属于“她们”的戴来以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反常规的视角为自己在“70后”群中争得了一席之地。

戴　来缘何开始，缘何停顿

这些年我经常要跟别人解释为什么自己突然不写作了，他们询问时的语气让我觉得自己做错了，我先说我为什么会写作。
　　十多年前，我在异乡，没有朋友。有不少空闲时间，闲得发慌，生活中让我感到有趣而我又有能力去做的事，就是写作，所以就动笔写了。这么说，有人会认为我矫情，可如果我不说真话，我会觉得自己没劲。

徐　刚苍凉卑微的“剩女”爱情故事

或许再也没有人像孙频那样专注地描摹女性，探究那些因婚姻问题而郁闷、忧伤的大龄“剩女”的感情世界，讲述她们苍凉卑微的爱情和满目疮痍的内心。孙频的每一部小说几乎都以女性作为主人公，就像她一次次念叨的，“29岁的女人，多少有种穷途末路的感觉。”生活那么细碎庸常，她竟然写出了步步惊心的感觉。那种内心世界的孤苦悲凉、那些难以捕获的幽暗抑郁，都在她气韵独具的华美文字里一一呈现。

孙　频写作的意义

我经常想，之所以有一天我坐下来开始写作终究是因为我内心的软弱。年龄愈长，我愈是强烈感觉到自己的弱小，就像身体深处一处永远填不满的洞，我用感情、用幻想都填不满它，于是，我开始向文字投奔。再后来，我对小说越来越迷恋——我迷恋的其实是那个创造的过程。对一个写小说的人而言，写作意味着凭空创造出一件事物，比如一个人，或一种爱，然后将它揽入自己的空想中，将它抱紧取暖，然后将自己的灵魂慢慢渗于此处，给予其真正的生命。

行　超先凉后暖：一个“80后”的反思与重建

在马原的《牛鬼蛇神》中，海南岛是一个充满了巫蛊之术的神奇岛屿；在杨沐的《双人舞》中，海南女人坚韧、隐忍，承担着比男人更重的压力和责任。与两位前辈作家希冀于此寻找地域奇观的初衷不同，流淌着叛逆血液的“80后”作家林森却在自己的小说中还原了传统而本真的海南。

林　森讲述者的忧郁

当一行文字被写下，当标点把文字阻隔，让写字人停下来吸一口气，他往往会握笔茫然：这样的文字从何而来？从内心吗？可是写下文字的人，为何会觉得如此陌生，心和手什么时候开始南辕北辙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更多地在写诗歌，而当有一天，诗歌的抒情难以容纳一些膨胀的力量时，小说便开始流淌。小说所具有的讲述本质注定了讲述者要面对很多障碍：讲述者是谁？是写下文字的我，还是故事中的“我”？这两者是如何分离的，他们又在哪个拐角重合？

李　壮疼痛而荒诞的情绪世界

阿丁小说的核心是生命的痛感以及由之而来的悲伤、困顿又荒诞的情绪——这种情绪震撼、裹挟着我们的内心，迫使我们一篇又一篇地读下去。阿丁小说所着力建构的并不是具体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而是一种感受性极强的生存处境。当我们深入这种情绪的背后，对作为情绪载体的文本加以分析，看到的是作者对存在的理解、对日常世界的剖析及其在形式技巧层面上的鲜明特色。

阿　丁职业撒谎者与无法预知的结局

帕慕克把写小说的人称为职业撒谎者，这个群体的共同嗜好之一是对笔下人物的设置。这也是我爱干的事。我喜欢把自己凭空捏造的人置于某种境地，然后任由他们行走、生活与争吵，甚至死亡。例如《你进化得太快了》一文，男女主人公被放置在原始森林之后，他们生命中的一些东西开始发生奇妙的变化，而我则像顽童注视蚂蚁那样地端详他们，兴奋又忐忑，等着发生些不可思议的事，那是任何一个职业撒谎者都无法预知的结局。

远　人脱身绝境的欲望

小说就这么结束，一行行冷静的文字在走向充满暴力的结局中，很容易让读者将“我”置于凶手的位置，但恰恰是这个凶手，却又有着和所有人一样的热泪，甚至“我”的眼泪之所以涌出的原因，远远不是几句简单的话就可以解释的。在我看来，“我”的一切行为和残忍，都是为了对自我进行捍卫——而捍卫自我或者说呈现自我，本也是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它直接进入到人的状况和人的存在。

崔曼莉生命的本质是孤独

《卡卡的信仰》是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小说。它的灵感来自于当年发生在美国的一个轰动事件。一位14岁少年和他30岁的老师发生了一段不伦之恋，老师因此而获罪入狱。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小说题材，于是有人质疑：第一，怎么把这个故事移植到中国来？第二，不伦之恋稍有不妥就很难发表，但这些都不是我关心的事。我用了3天时间完成了这篇小说。通过一个14岁少女视角，写她家里突然来了一位妈妈朋友的儿子，他是个混血儿，她对这位少年产生了朦胧的初恋……

卢衍鹏记忆之刃的精神行走

简默的散文行走于记忆之刃，充满了“精神”的质素，成为其作品中最具魅力的内核。简默散文的艺术创新是基于对生命的感悟、对生活的感恩和对文化的坚守，不仅富有“精神”，而且在“精神”的方向、厚度和高度上自成一家，做到了“向下”和“向上”的结合——目光“向下”，关注生活，踏实创作；精神“向上”，仰望星空，大胆创新。简默散文经历了长久的沉淀、打磨和碰撞，使其扎根于大地，发轫自真心，对生命意识、人间世态、社会世俗、思想文化等进行了深度体验，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简默的精神行走，既是踏实、痛苦的精神拷问，又是刺激、冲动的精神绽放，还是冷峻、深刻的精神批判。

简　默我的记忆我的锈

40年前的一个夏日，我落生了，成了千千万万将脐带埋入这片土地的三线子弟之一员。打我记事起，我看见的一切，记住的一切，都像黑白照片一样，单纯、明朗、清晰，不因时光淘洗而褪色，不因记忆更迭而流失。那时我每天走在通往大自然的路上，眼睁睁地看着一片片高低参差的稻田，注入了水，插上绿油油的秧苗，拔节、抽穗、壮籽、开镰、扬秕，最后入仓。这是一株水稻生长的全过程，多么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啊！一株水稻，靠天生长，轻而易举地过完了一个人的一生。从开秧门到落地收场，在短短几个月里，它以或饱满或空瘪的收成，浓缩了一个人的生死。

吴 萍我们的生活是一种骇人的现实

目光退得远一些——1997年，魏微写出了《一个年龄的性意识》，翌年又写出《乔治和一本书》，以两个“先锋派”的短篇进入读者的视野。可是不久后，她发现并不擅长“先锋派写作”，于是立即转身扑向了熟稔的“生命经验”和“日常生活”，写出了《在明孝陵乘凉》《情感一种》《到远方去》以及《化妆》等一系列有力的中短篇。

魏　微生活美如斯

我去外地和几个朋友小聚，这是我们自己开的“笔会”，不占公家的便宜，自己掏路费，当背包客，三五个朋友喝点小酒，看窗外大雪纷飞，或秋意深重。大概一年里，我们总约会两三次，自己给自己开研讨会，互相骂，很挑剔——文学真该像我们这样搞才好。 　　我们相约，明年走“国际路线”，还未及开始，我脑中已闪现这样的情景，我们坐在黄昏的西贡街头(真奇怪，为什么是西贡？)，很惬意地架着腿，背靠小竹椅，看车来人往，那一刻，我一定觉得人生旷朗，而自己微不足道，这感觉实在美妙，我简直忍不住要微笑了。

徐　刚阿乙中短篇小说：屈辱而荒谬的灰暗人生

“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他对写作有着对生命同样的忠诚和热情，就这一点而言，大多数成名作家应该感到脸红”。

刘　汀暗恋与逃亡：阿乙和他的文学世界

阿乙创作的着力点在中短篇，他出版了两本中短篇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短叙事《寡人》，还有一部小长篇《下面，我该干些什么》。通过这几本书，阿乙清晰地建立并展示了他的文学风格，逐步构造出了自己的文学世界。

阿　乙小说的合法性与危险

无论在哪种印刷品里，小字排版都比大字好看。出于保护视力的目的，我在电脑上写作时，惯用五号宋体字。而只要写不下去，便将已写部分设定为小五号字，想依靠那小字的柔和、美观与集体感告诉自己，它看起来还不错。小字会遮掩败笔对自己的刺激，有时楷体字也会。在洋洋万字的宋体字里出现一段楷体字，简直是广袤沙漠里出现一块绿洲。大字则在尽情放大你的失误。没人愿意老是被自己的文字掌掴。

霍　艳蒋峰中短篇小说：面向自我的抒情乐章

“80后”创作在经历了前几年的喷薄之后，在这些年逐渐趋于沉寂，“80后”创作者面临着一个迫切的转型问题——是向市场靠拢，甘愿接受市场包装成为一名“类型化”写作者，还是对自身创作加以反省，寻找真正通向文学之路，哪怕这条路充满荆棘，少了掌声喝彩。蒋峰选择了后者，并且交出了令人瞩目的答卷。他最近的创作步伐渐渐放缓，每年有一部中短篇作品在《人民文学》面世：2010年发表短篇小说《遗腹子》，2011年发表中篇小说《花园酒店》，2012年发表中篇小说《六十号信箱》——这几部作品篇篇出手不凡。据说，2013年1月，《人民文学》又将发表他的中篇小说《于勒的后半生》。

蒋　峰从一个点子开始说起

我中短篇写得不多，十多年下来还不到10篇，从阅读到写作，我一直觉得，短篇小说更像是一首诗，它是某个idea的延伸，读起来感觉很好、很美、很短暂，可它就是一个点子。不夸张地说，杂志选题会，你旁听一个下午，起码有5个可以转换成短篇小说的核心表达。我长期以为，这是微电影和电影的关系。

杨庆祥蒋一谈中短篇小说：当代中国的“寓言一种”

火车正穿越第36个隧洞，名为沈全的中年男人从农村老家匆忙返京。一个叫谢大海的“星探”与他搭讪，问他愿不愿意去试镜，出演话剧中的鲁迅。出于普通人天然的自我保护意识，沈全拒绝了他的邀请，但同时留下了对方的名片。回到北京后，沈全发现自己经营的足底按摩店遭遇了经营危机，在老顾客同时也是新闻工作者周宜的鼓励下，沈全决定利用自己的身体资本——在谢大海看来，他的长相酷似鲁迅——来解决眼前的困境。接着，沈全赶赴谢大海的公司试镜，准备出演鲁迅的角色。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转变：沈全的外形得到了经纪公司的肯定；同时，在老顾客周宜的点播下，他化妆成鲁迅站在自己的小店门口，立即引起了轰动，为了体验“鲁迅”给自己捏脚的感觉，他的小店门庭若市。但戏剧性的变化同时也开始发生，市场纠察队责令其停止使用该广告，并不得化妆成“鲁迅”提供服务，原因是他根本就没有演出话剧。这是对开头情节的逆转——从拒绝出演到强烈地渴望出演——沈全那看似近在咫尺的梦想在一瞬间跌落谷底。果然，因为资金不到位，这部话剧流产了。

蒋一谈用马拉松的心态去短跑

短篇小说“写什么”和“怎样写”虽是老话题，却时常给我提醒。写什么？“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课堂老师和文学理论书籍这样教育我。这些年，尤其是这几年，我却渐渐地想多写自己不太熟悉的人和事。怎样写？这方面的书籍和理论已有很多。我不敢赘言，想先按着自己的想法试一试：关注故事创意，写作的时候又要弱化故事。

吴　萍盛可以短篇小说：渐渐藏起那把“刀”

这条河流，在湖南省的东北部，一个名叫益阳的地方，穿过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小镇，只有生活在它周围的人，才知道它的存在。因为穿过兰溪古镇，于是被叫做兰溪河，就像村里的孩子一样，它的名字极为随意。在我的记忆中，童年的快乐、幻想，以及成长的苦闷，都与这条河有关。它掌握了我所有的秘密。我至今没有见过像兰溪河那么清澈、甜蜜、美丽的河流，两岸的青草长堤呵护着它，垂杨柳拂扫水面。上个世纪70年代，兰溪河里还有白色的帆船缓慢地行驶，还有赤足的纤夫，在河滩上艰难地跋涉……贫苦和诗意像一对孪生儿。后来，当我脑海里浮现这种画面的时候，我心里更多的是生存的艰辛和悲凉。

盛可以从一条卑微的河流说起

我年轻的时候，总是羞于承认自己来自偏僻的乡村，又没有勇气撒谎说自己来自什么城市，所以通常会说，我是偏远小镇的。现在，我要说出真相：我生在一个偏僻寂寞的村庄。我要从一条卑微的河流说起。一条孤独的、乡村的、卑微的河流。它是我生命的开端，也是我文学的源头。 这条河流，在湖南省的东北部，一个名叫益阳的地方，穿过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小镇，只有生活在它周围的人，才知道它的存在。因为穿过兰溪古镇，于是被叫做兰溪河，就像村里的孩子一样，它的名字极为随意。在我的记忆中，童年的快乐、幻想，以及成长的苦闷，都与这条河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