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对峙与传统的复归

　　聚焦文学新力量

　　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15)

　　葛亮，生于1978年，南京人，现居香港，文字发表于两岸三地。著有长篇小说《朱雀》，中短篇小说集《七声》《谜鸦》《相忘江湖的鱼》，文化随笔《绘色》等。曾获2008年香港艺术发展奖、首届香港书奖、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台湾梁实秋文学奖等。作品入选“当代小说家书系”﹑“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8-2009中国小说排行榜”及台湾“2006年度诚品选书”。长篇小说《朱雀》获“亚洲周刊2009年全球华人十大小说”奖。

　　现实的对峙与传统的复归

　　□岳  雯

　　来，让我们玩一个游戏——将与作家有关的地点在地图上标出来，然后将这些点连成一条线，一定会让你意外。比如，萧红，她的起点在黑龙江呼兰，一个北方的颇有些凛冽之气的地方；上海应该算是浓墨重彩的一个点，因为有《生死场》；然后旁逸斜出，日本、山西。这颗流星划过中国的版图，最后远远落在了香港。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当然，也有恒定不动的。比如，王安忆，她出生第二年就从南京到了上海，此后，除了到安徽蚌埠插队和徐州文工团的那几年，大部分时候，她都在上海。讨论她的作品，离开了上海，显然让人觉得有些食不知味。好了，不必再说旁人了。回到我们的主人公葛亮身上来。他的足迹也颇值得探究。在南京晃晃荡荡地长大，千禧年到了香港，专心攻读学位，顺便也写下了若干小说。然而，作为小说家他的被发现，却是在台湾。23岁那年，他凭借小说《谜鸦》获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首奖。南京、香港、台湾，两岸三地似乎正是以这种方式来见证这位年轻小说家的成长。那么，这些城市对小说家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切的发生，是偶然还是必然？或许，我们可以从葛亮的作品里触摸到一些蛛丝马迹。

　　我手里的两本葛亮的小说集是《七声》与《德律风》，除了个别篇目游离以外，葛亮的中短篇小说大致收录在此了。我说的个别，是指他的早期作品《谜鸦》和《无岸之河》。不妨先来看看这两篇。

　　《无岸之河》是葛亮的处女作，据他说写的是一个年轻大学教授的“浮生六记”。如果用局外人的眼光打量主人公李重庆，他的生活不可谓不顺遂。师从“国宝”级的老先生念书，在高校当老师，妻子、孩子颇说得过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与他的生活之间总有些格格不入。这格格不入不是激烈的、风驰雷鸣的，而是平淡的、月白风清的。作者刻意用日常生活的帷幕挡住了他波澜壮阔的内心，却又在临近结尾的时候让他“哭得那样凶猛，那样没有节制”，告诉我们“他感到心里堵得慌，同时又感到空得慌”。恰到好处的留白与节制将一个平凡人的内心世界影影绰绰地打开，留下了可资回味的空间。

　　《谜鸦》则有了些许神秘与恐怖的意味。这只叫做“迷”的乌鸦视若无物地闯入了“我”和简简的生活，并成功地毁掉了“我们”的生活，这中间有几分宿命的味道。从这两部早期作品中已可依稀看出葛亮成为一个好作家的潜质：成熟老到的叙事、自然妥帖的语言、精巧机智的构思。洁尘曾经形容有些作家是“提笔就老”，葛亮当属此类。不过，此时的葛亮，尚未形成个人的“签名”，其文字还不具备较高的辨识度。作为小说家的葛亮将在日后的创作中逐渐塑性。

　　如果做一个简单粗暴的分类，那么，大致可以说，《德律风》一书是关乎香港想象的，《七声》一书则与南京有涉，两者不论是在题材类型还是书写策略上都略有差异，显然，这与作者对于不同城市的体验不同有关。

　　岛与树

　　葛亮曾经在一篇散文里写到他初到香港的印象：“这条街的陈旧出人意表，窄窄地从山道上蜿蜒下来。两边是陡峭的唐楼造成的峡谷，阳光走进来，也被囚禁了声势，成了浅浅的一条线。和南京的扩大街道相比，这条街的逼仄让人有些许的不适。”是了，如果说南京是与叠叠层层缠绕的历史有关，与阔大有关，那么，香港则是陈旧的、逼仄的。这种种印象积淀下来，成就了“岛”的意象。

　　葛亮明确地指认，“香港是一个岛，这岛上还有喧嚣与速度。”单从题目上看，就有好几篇是写“岛”的，比如《离岛》《退潮》和《私人岛屿》。岛是什么？被水包围着的孤零零的存在。所以，“岛”既是写实，也是写意，香港新移民的种种焦惶、孤独与不安，尽在其中。说起来，沉默寡言的阿德和哑女曲曲内心的盘根错节，怕是不会少。这些生活在这座岛屿阴影里的孩子们，只能昼伏夜出，在城市的边缘讨一口饭吃。他们沉默着，可是，力量渐渐在这沉默里积聚：当阿德绷着紧紧的肌肉扛那一只只麻袋的时候，当曲曲凝心定神专注抄写的时候。结局自然是悲剧，温厚的阿德参与了争取居留权的政治事件，曲曲因脑卒中并发症身亡。可是，谁又能说，这晦暗中不会生发出明的光，去照亮阿德们的未来。这篇叫做《阿德与史蒂夫》的小说有些许问题小说的意思，甚至叙述者一反常态地站出来为他们说话，不过因了叙述者对阿德们的深深悲悯而磨去了社会问题的棱角，焕发出了小说的光泽。

　　在《离岛》《退潮》中，人的艰难处境则深深牵动了我们的心。于野也好，“她”也罢，无论在香港生活多长时间，他们始终不能真正融入这座岛屿，相反，“家乡”的东西却在他们的记忆里生了根。无所依傍是他们的共同处境，所以，在情欲中稍稍消解这份如影随形的孤独，则成了他们的一种选择，虽然，这选择远谈不上好，甚至不其然抵达另一种困厄的境地。将这一类叙事推向极致的，是《私人岛屿》，或许是因为篇幅够长足以容纳人物千转百回的内心，也让我们有耐心去勘探一个人的过去与未来、欢喜与痛苦、希望与绝望。小说一开头，就引入了葛亮惯用的“岛”与“树”的比喻。男人是岛，女人是树，“脆弱而敏感的触角，希望在岛屿的身体里扎下根来”。这像不像在说那些香港的外来移民呢？小说花了很多篇幅来写她遇见他之后的挣扎，愈发显得宿命之不可抵抗。其实，软弱的是内心，在这座移民城市打拼的她，正是因为“无所谓知己亲朋”才会格外依恋那微弱的道德秩序之外的温暖。有趣的是，作者将她和他的定情也放在了岛上。似乎自成体系的小岛就是一个世外桃源，可以盛下俗世间难以安放的感情。在《离岛》里出现过的龙舟赛再一次隆重登场，似乎要借助对传统浓墨重彩的书写抵御这份感情带来的不安。然而无论如何，祖师奶奶张爱玲说过，该发生的关系一定会发生。故事非但是发生了，还让她成为一个空旷的大房子里等待着的女人。当然，如我们所知道的，情欲未尝能拯救孤独，恰恰相反，在情欲之花盛开之后，人终是凋零了。这个过程谁也无法改变，陆妮不能，阿德也不能。有意思的是，篇末终了，叙述者将他们的名字还给了他们，是在暗示叶葳和陈一声也不过是我们之中的一分子，并无殊异。他和她的故事，日日都在发生，不算新事。不管怎么说，这个颇有些“红尘”的故事经过了葛亮细腻地演绎，像一块琢磨了许久的玉石，在熟稔中透出温润的光。

　　还要提一句的是，葛亮极其重视细部的打磨。语言、叙事都是服务于整个小说。比如，在香港故事里，人物自然讲的是广东话，叙事者的语言也多用单字，稍显浮华，与香港带给人的整体感觉是相一致的。而到了南京故事里，因其成长题材，也因为城市本身的性格，叙事风格便平实了些。依据题材选择语言，当是葛亮对当代小说的贡献之一。

　　“讲述”与“显示”

　　葛亮和张悦然有一个对话，显示了二人关于小说创作的不同立场和观点。张悦然显然是不信任故事的，在她看来，“太过于会讲故事，对小说是不利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觉得故事的变化和起伏，很难再吸引读者，因为他们消费过太多故事。所以，在张悦然的小说里，细节远远大于情节，她的小说更像是一帧帧定格的静物画，她带领我们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她更在意的，是做一个有魅力的叙述者。这已然成为许多年轻作家的选择，即叙述大于故事。与之相比，葛亮显然更像是一个“传统”的小说家，他“沉迷”于讲一个好故事；他敬畏历史，认为“历史的脉络可以赋予小说某种天然的逻辑力量”；他更倾向于隐藏叙事者的声音，让故事呈现自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葛亮笔下大多是一些好读好看的故事。

　　《七声》里的叙事者，多由毛果担任。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十分聪明的选择。一方面，毛果身上显然包含了作家葛亮的许多生活体验，驾驭起来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另一方面，作为观察视角，毛果的中规中矩的人生又与小说主要人物构成对照，具有了某种差异感。换句话说，毛果就像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平淡的生活里饶有兴致地打量着那些富于戏剧性的、跌宕起伏的人生。也有研究者发掘出了毛果作为主人公的一面，认为他“不断地敞开自身，与‘有意义的他者’进行对话，在他者目光的逼视下停顿、进而自省，也在这自省中获得‘自我教育’、向上成长的力量”。这当然是另外一种阐释和延伸了。

　　饶有趣味的是，《七声》中这些以人物命名的小说，在讲述人物故事时则是通过“显示”与“讲述”两种方式共同完成，这已然成为葛亮的一种叙事模式。以获得巨大声名的《阿霞》为例。阿霞之所以进入我们的视野，是由毛果到餐馆打工推出的。我们跟随毛果的眼睛，看到了这个眼睛很大、目光涣散、表情茫然的阿霞，经历了阿霞与客人争执的事情之后，笔锋一转，“接下来，我就知道了阿霞的事情”。“阿霞的事情”是通过转述得知的，她父亲陈师傅所遭遇的工伤，她的“神乎其神”和她“脑子的病”。接下去，再叙述阿霞的故事。换句话说，阿霞异于常人的身世是讲述出来的。这几乎成为一种套路，频频出现在不同的篇章里。在《泥人尹》中，毛果回忆了与尹师傅交往的种种故事。他的好手艺、他的自尊、他与凯文合作的工艺品公司、他为残疾儿子娶了媳妇、他的疲倦。说起来，虽有些小意趣、小意味，也不过是普通人的日子。小说之推向高潮，却是在尹师傅界于生死之间时，由一个“脸色衰老的陌生女人”讲述出来的。根据她的讲述我们才知道，在尹师傅寡淡的生活背后，也有惊心动魄的一面。出生世家，朋友托孤，天赐神技，爱情的坎坷，在主席像上犯的错误，这其中，哪一样说起来都让人无限唏嘘。沉静的生活与跌宕的经历之间，形成了可资玩味的张力。《于叔叔传》也不例外。毛果从一个小孩子成长为少年的时光里，亲眼目睹了于叔叔一家从窘迫到初有起色，再到红火光景，伴随着这个过程，于叔叔本人也渐渐有了变化。然而，斩钉截铁的那一笔是“一年以后”，“燕子很有洞见地谈起的”。讲述，再一次显示了它乾坤挪移的力量。

　　关于“讲述”与“显示”，没有谁比布斯梳理得更清楚了。在小说理论史上，“显示”曾经被福楼拜以来的作家和批评家们认为是高于“讲述”的。“珀西·卢伯克在40年前教导我们相信，‘直到小说家把他的故事看成一种‘显示’，看成展示的，以致于故事讲述了自己时，小说的艺术才开始’。”布斯显然不太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详细分析了《十日谈》中的两个故事之后评价说，“薄伽丘的艺术才能不在于坚持任何理想的叙述方式，而在于他使用各种形式的显示时安排多种形式讲述的能力。”现在，我们不会盲目地用“讲述”还是“显示”来判断一部作品是否成果，举个我们都熟悉的例子，叶广芩的《采桑子》通篇都是讲述，但仍然不失为一部好小说。我们要做的是，假定葛亮如此运用“讲述”与“显示”都是服务于小说修辞的整体需要，那么，为何如此？

　　日常与传奇

　　我猜，之所以选择在“讲述”与“显示”之间转换，与葛亮的美学观念有关。在《七声》的自序里隐约可见端倪。他说：“这样的声音，来自于这世上的大多数人。它们湮没于日常，又在不经意间回响于侧畔，与我们不弃不离。这声音里，有着艰辛的内容，却也听得到祥和平静的基调。而主旋律，是对生活一种坚执的信念。因为时代缘故，这世上少了传奇与神话。大约人生的悲喜，也不太会有大开大阖的面目。生活的强大与薄弱处，皆有了人之常情作底，人于是学会不奢望，只保留了本能的执著。”看似说的是平凡与平淡，但字里行间有对“世上少了传奇与神话”的隐憾。所以，葛亮格外在意的是，“怎样把日常的部分变成传奇”；所以，他才会说，“小说归根到底﹐还是对生活的提炼﹐无法等同于生活本身。也就是说﹐适当的‘戏剧性’仍然是小说中可取的元素。”于是，我们理解了为何“讲述”与“显示”需要转换。日常的，归于“显示”，戏剧的，归于“讲述”。在看与听之间，是一道安全的界限。就好像，我们坐在日常生活的亭子里，听亭子外雨声如注，大珠小珠落玉盘。

　　光如此还不够。若是要戏剧性的大雨更为夺人魂魄，日常生活的楼台须更加坚实。这是《七声》的另一个好处了，即经验的饱满与丰富。曾经有人说，小说家的工作就是以小说对抗匮乏，拒绝遗忘，建造持久而具意义的世界。葛亮在纸上还原了他在南京生活的经验。比如，在《洪才》一篇中，小孩子的童年生活是能唤醒许多人的记忆的。打青团、养蚕、采桑叶……带给我们多少快乐的童年记忆。里面有一段“因为我记得有一只黄脚掌的母鸡，走动的时候，一直半垂着眼睑，嘴里发出很惬意的咕咕声。你甚至可以摸摸它。成洪才教我把手插在它的翅膀底下，真的温暖极了”。像这样的细节实在是棒极了，因为它让你真真切切触摸到了生活本身。就是在两个小孩子亲密无间的友情里，洪才一家人的生活向我们缓缓打开。洪才的家被拆掉，似乎又见证了城市化的迅猛步伐。小说，可不就像极了洪才家的后院，有着“平日间触碰不到的一种宁静的美感”吗。这美感，大约还与南京这座城市有关。葛亮在小说里说，“南京人过日子，往往以舒服为第一要义，大多时候，是很真实的。……因为这日子过得很砥实，对未来没有野心，所以生活就像砖块一层层地垒起来。”“南京的土，也许就是一种包容力所在。”这也是葛亮在小说中所着力营造的氛围，家常的，舒适的，具有包容力的。就像唐诺说的，“丰饶而且可感受的实体世界才是文学最大的支撑”。平心而论，《七声》里的南京故事因为切合了葛亮自身的成长体验，且将关注点对准了日常生活的普通人，挖掘日常生活细部的喜怒哀乐，其小说品质当在《德律风》之上。

　　塑造传奇的另一种思路是改变时间的长度。如果说，主导《德律风》的是空间意象的话，那么，在《七声》中，时间占据了主角。在与成洪才、尹师傅、于叔叔等人的交往过程中，毛果在慢慢长大，在拉长的时间轴里，一个人悄无声息地随着时光变化，或者，他的过去如潮水般涌了上来，淹没了现在。过去、现在、未来，如一条大河里的波浪，共同塑造着河的面目。日常生活的时间是缓慢的，而传奇则不。它往往迅速发生，顷刻间改变了生活的面目。这也是为什么葛亮在讲述中迅速推进故事的节奏，让喑哑的弦歌突然变为切切嘈嘈的喧嚣。

　　这也是我对葛亮略略不满的地方。因为太过于执著发现所谓“行走于边缘的英雄”，葛亮就像一个旅人，往往在命运的奇观面前驻足，大历史中个人的命运让他如此眷恋，以至于人本身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在那些命运叵测的人身上，我满以为会发现更多人性的幽森，却只能收获一些单一的人类美好的品质，比如，尹师傅的纯善与坚韧，阿霞的朴素与坦诚。或许，这就是年轻吧。年轻意味着总是惊奇于时间这只翻云覆雨的手，意味着对世间的“好”有单纯的信仰，当然，也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意味着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