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文学新力量：有“核”的生长(李振)

聚焦文学新力量

　　双雪涛，1983年生，沈阳人。作品见于《收获》《十月》《上海文学》《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等刊，曾获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第十四届台北文学奖年金奖入围、第五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

有“核”的生长

□李  振

　　“双雪涛的小说总能让人读出一些稳固的东西，可能是轮回，可能是圆满，可能是报应，或者仅仅是对受难者微弱而又坚定的慰藉。

　　那种具有宗教感的信念和置身于一个阶级的立场构成了双雪涛小说中温暖而坚硬的内核，它让小说不会随着某个故事或是某种表达任意地摇摆，却暗暗地滋生出更大的可能。”

　　双雪涛的小说总能让人读出一些稳固的东西，可能是轮回，可能是圆满，可能是报应，或者仅仅是对受难者微弱而又坚定的慰藉。双雪涛并不掩饰对《约伯记》的喜爱，像《长眠》中“惟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于你”的题记，像“平原上的莫西”。也许《约伯记》就是双雪涛的底牌，它会隐藏在一些极为日常的情节中，但这足以使其区别于那些“不相信”的写作。

　　小说里的传奇和力量

　　《长眠》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小说，但文艺青年的三角恋掩盖不住一种带有宗教感的牺牲。“我”、老萧、小米有着属于青春时代的情义和恩怨，但老萧的死却让双雪涛为我们揭开了一个不仅仅属于青年的世界。一只英国传教士雕成的玉石苹果关系着玻璃城子的存亡，是让人们以整个村子沉入水底为代价换取自动出现在渔网里的鱼还是保住这个村子，成了村民和老萧不同的选择。老萧吞下苹果死去，“我”和小米则为了守住老萧的尸体与村民激烈对战。老萧曾经夺走了“我”心爱的小米，而玻璃城子并不仅仅是老萧一个人的老家，那么“我”义无反顾的支援和老萧用自己的生命换取玉石苹果的安稳到底为了什么？也许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应放在世俗的因果当中去考虑，惟有白白的恩典和赋有宗教感的牺牲才可能做出回答。

　　《大师》里10年之前仓库门口想同父亲下棋的犯人意外出现，让小说充满了宿命的味道。“把你爸叫来吧，10年前，他欠我一盘棋”——故事终于跨越10年与之前对接。父亲不但破了几年前不再下棋的承诺，而且破了自己从不“挂东西”的戒。父亲终于是输了，赌注其实也简单：“我一辈子下棋，赌棋，没有个家，你输了，让你儿子管我叫一声爸吧。”双雪涛当然想让故事变得更加玄妙，但犯人是不是成了和尚并不重要，和尚从僧衣里掏出一个金色的十字架作赌注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在10年中同样落魄的男人如何在10年后依然挂念着那盘没有下成的棋。这也许可以成为一个高手过招独孤求败的故事，可双雪涛显然没有那种侠客之心，他更热衷于在市井的世俗之情中寻求某种超越。那盘棋是个念想，也是了断，同样是圆满。在一盘有输赢的棋里，双雪涛写出了没有输赢的人生：落寞也好，坎坷也罢，从地上捡烟头抽的父亲在他的棋里获得了心灵的超脱，而没了腿的和尚却在世俗的情义里了却凡尘。

　　《大路》可能成为一则荒唐少年的青春轶事，仔细读来却隐藏着一种难得的力量。顽劣的“我”父母双亡，16岁便学会了最顽强也最恶劣的生存方法。“我”抢劫了一个弱弱的女孩，她非但没有害怕，还不断送来钱和衣服，直到两人像朋友般坐在路边聊天。“我”知道了女孩的孤独和绝望，却在不久看到了她殡葬的灵幡。如果小说仅止于此，它便是青春的叛逆和伤痛，但“我”丢掉了刀子，只身前往漠河。小说由此从绝望中杀出，在整个混沌而阴郁的氛围里放出坚忍而明亮的光。当然，一切进行得细微而精妙，在“我”30岁的时候，我抱着女孩的玩具熊钻进被窝，“不要把被子踢开，让被子包裹住我，明天暖气就会修好了吧”。如果说流行于文坛的冷酷和决绝是一种剑走偏锋的精明，那么双雪涛无疑是木讷的，他更愿意从文字当中去发掘某种让生活成为生活的力量，他在自己的文学信条中笃定那个东西可能对现在的世界毫无意义，但其本身却十分美好。

　　“艳粉街”的立场和象征

　　在这个时代的很多作家看来，立场是最缺乏说服力的东西，但“艳粉街”十分清楚地表明着双雪涛的立场。于是，一种基于“艳粉街”的立场直接而深入地左右着小说讲述的视野和方式。《聋哑时代》的“艳粉街”是贴在李默身上的标签，是他的出处，是他逃避不了的生命记号；《平原上的摩西》把“艳粉街”藏在深处，那些人像、事件，不过是“艳粉街”对外的表征。“艳粉街”又不似苏童的“香椿树街”，后者承载的是时间，是有关地域风物和一个时代的印迹，而“艳粉街”是有关阶层的修辞，更像是一种时代流转过后不可更改的报应。

　　《聋哑时代》无法回避的是李默父母的处境。他们曾是一个国家最光荣自豪的阶级，在最好的年纪相遇在效益最好的厂子，但他们未曾预料赖以生存的工厂已经岌岌可危。父母自然有他们的想法，但在李默或是双雪涛们看来，“那是一种被时代戏弄的苦闷”。面对那些曾经的荣光，面对那个作为领导阶级的社会群体，面对他们所坚信的自己之所以成为自己的信条、理想以及特别的政治色彩，一个青年作家以一种满是遗憾的口吻将其讲述出来，它不仅仅是某个个体讲述历史和阶级的方式，同时也隐含着在另外一个时代里，一个新的阶层如何认识、看待一段逝去的岁月和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群体。

　　当然，双雪涛在小说里把这种认识逐一细化，具体为个人、行动以及人生际遇。李默决心考入108中，这对他父母来说完全是个意外，因为在他们的期待里，“抱着铁饭碗，铁饭碗里盛着粗茶淡饭，但是从不会空”。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种深刻的反讽，这对工人父母一方面对上中学需要的九千元学费胆战心惊，另一方面却依然沉浸在“铁饭碗”从来不会空的身份想象和阶级荣耀之中。结果到底是让父母为难，李默的成绩出人意料地超出分数线许多，也就没有了不上的借口。母亲骑着自行车找遍所有亲戚凑够了学费。当九千块钱学费尴尬而充满讽刺地装在拖拉机厂发工资的信封里被送进学校财务处的时候，母亲才意识到“原来这个城市里有这么多富人，每个人都提着一塑料袋的钱，等着那些因为凑不足九千块钱的家长漏下的名额”。双雪涛以母亲细碎而微弱的声音表达出时代转折里一个阶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被赋予了某种积极的、前进的修饰，而是从一个个被牺牲的个体和家庭里提炼出的历史或时代的另一面。

　　就在这个时候，“艳粉街”才真正被落实下来，也开始发挥出它在小说中的影响力。在李默的父亲继承了上辈的房产举家搬进市区之后，“艳粉街”的标牌依然如影随形，那套70平米的老楼房于李默家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工厂彻底倒闭，作为下岗大潮中的一员，他们除了拧螺丝之外别无所能，用婴儿车支起两口大锅去卖煮玉米则成了惟一的出路。那些让李默感到难为情的玉米实际上支撑起“艳粉街”的“卓越”和“前途”，因为“我发现也许我是这个平庸家庭里惟一卓越的人”，“我将成为这个三口之家的惟一希望”。但是，从刘一达到许可这样的朋友，从安娜到艾小男这样令李默心动的女孩，他们在小说里的存在仿佛不断提醒着李默“艳粉街”的窘境。一个新生的社会群体在此后的时间里愈发显示出他们的虚弱和窘迫，而作为他们的子女和一个阶层的希望，正如中考后李默有关“希望”的思考，只是因为那时的“我”还没有体会到“希望”和“一切”是多么危险。

　　《平原上的摩西》破碎片段和线索的结点就在“艳粉街”：“去艳粉街，姑娘肚子疼，那有个中医”。“艳粉街”在小说中更像一种象征，是棚户区、贫民窟、城乡结合部，是生活的窘迫和无能为力。卷烟厂的庄德增和傅东心，拖拉机厂的李守廉，以及庄树、李斐、孙天博、蒋不凡等等，都在“艳粉街”的阴差阳错里重新排列组合。承包企业也好，开出租也好，下岗再就业既是故事的一个前提，又是拼接起两辈人、两个时代的关键。

　　社会转折的文学背景

　　《大师》里因下岗失去仓库的管理员终于有了下棋的可能。下岗让他失去了收入甚至失去了自己的身份，住在老房子里靠着老街坊的帮衬过活，喝最便宜的酒，从地上捡烟蒂抽，但在路边的棋摊上，在一场又一场的棋局里，他反倒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享受。经济制度的转型致使一个原本社会地位、生活水平相对稳定的阶级面临着生活基本保障的难题，双雪涛不仅习惯以这种社会转折作为文学叙事的大背景，而且将具体的人物直接与之对应，将他们的生活难题具体化、日常化。虽然我们很难说这是试图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立象，但他对这一时代难题的特别关注和那种后代视野里既抽离又脱不了干系的独特表达，在构成一种留恋与嘲讽同在的“艳粉街”情结时，也为如何讲述时代转折与新兴阶层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

　　非常明确，那种具有宗教感的信念和置身于一个阶级的立场，构成了双雪涛小说中温暖而坚硬的内核，它让小说不会随着某个故事或是某种表达任意地摇摆，却暗暗地滋生出更大的可能。这些稳固的存在必然会牵绊着双雪涛，让他无法成为那些顶在箭头上的作家，但他有自己的圆心，我们也因此有理由期待双雪涛能够渐渐画出属于他的版图。

写一会儿就好 

双雪涛

　　真是可怕，2015年已经过去了，年初为自己制定的诸多计划，现在都已变成笑话。比如早起，比如戒烟，比如控酒，全都失败。尤其最近，在北京吸 霾，经常一觉睡到中午，拉开窗帘看见外面乳白色的尘埃，大感颓丧。沈阳霾少一点，可每次回去，也没干什么，树木凋零，儿子疯长，北京的事由尚未处理完成， 似乎沈阳也不同于过去的沈阳。

　　小说倒是写了一点，扔掉一半，剩下一半，剩下的一半有的写了一半，写了一半的里面，满意的也只有一半。创作谈写了不少，为自己辩解，替自我张 目，巧妙地吹着牛逼，伪装谦逊，访谈也做了几个，讲了自己读的书和写作的来路，回头一看，其实都没啥重要，这类东西无法令人自省，大多是自我蒙骗，乃是写 作本身简陋的装潢。

　　到底向哪里写去，其实没想清楚，从未想为自己立言，只是觉得讲故事好玩，一路写到现在。如今的时代，作家是否伟大，似乎已经不是自己说了算，看 某些名家招摇而过，穿行于各种局面之间，其实已丧失与世界交谈的能力。看某些新作家低头垂目，似乎清醒，转身便与人合影，琢磨着找谁写推荐语，为研讨会奔 忙，似乎也无甚大趣味。

　　不小心踏进文学圈，受到诸多师友的提携，虽感念在心，可天性不爱讲话，品性凉薄，得罪的估计不少，有时睡醒，也想跳梁高叫，引人注目，所谓名利，自己也在惦记，故所有人的表征都能理解，大家差不多，只是表现形式略异。

　　写作者也是人，这点空话最近经常想起。摊上写作这件事，不同于在工厂修车，修车便是修车，车与人再怎么亲近，也无法相互戕害。写作不同，与影子 跳舞，一不小心弄得人不人鬼不鬼，成为无知无畏、无父无友的游魂。可艺术怕是经常在这可怕的疏离中创造，一生做梦，虚实不分，远离风物与劳动，耽于故纸与 幻想，多少有点反人类的因子，又要创造益于人类的文明。此悖论无法解决，也正因为有此悖论，作家才有希望伟大，这是只属于作家的磨难，不但要警惕和反省， 记住自己是人而非尼采所言之超人，同时也应珍惜和自持，到底和其他行业的从业者有一点不同。

　　2016年来了，已经不好意思再谈什么计划，只希望自己能写下去，勉力做自己的舵手，谁想拉扯我、毁灭我、审判我、再造我，我都能说一声：请等一等，让我写一会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