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者的道德(周晓枫)

　　一次笔会，谢大光老师发现了我创作上的调整，给出一句判断：“从此，你将抛弃、也被大众审美所抛弃，再也不会老少咸宜，不会受到普遍欢迎，你将走上一条偏僻的小众道路，甚至遭受非议，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瀑布盛大，为了盖过喧响，我的音量比平常大，有点宣誓的调门：“当然！这是我选择的道路，我愿意为此承担代价。”

　　事实上，我的散文集销量不佳，从来算不上什么老少咸宜，好在我的作品数量有限，不会频繁给出版编辑找麻烦。从来没有获得的财富放弃起来非常容易，所以我态度坚决。

　　我一直偏爱口音很重的文字，无论阅读还是创作。这使我偏离读者，更靠近往往只存活于边缘地带的真理或偏见。年少时候，像许多人一样，我或许有过类似甜软的糯玉米阶段。后来发现，为什么文摘类型的抒情散文得不到由衷的尊重？这是因为，它们更像是品德老师发出的声音，这些“对人生有建设性的故事”，励志，却也限制成长。正是“老少咸宜”的安全，使人丧失孤独的探险者才能目睹的极境。书写某种“真善美”的文字，我疲倦，体会不到挑战的难度与快意，几乎是被迫的放弃。我这只软体动物，想试试危险的压强。即使失去外在的舆论声援，我认了——与标准答案的出入，将是我遭遇的灾难或者自由。

　　写作是最孤独的劳动，我因此理解不够坚持的作家放弃艺术原则，谋求即刻显现的安慰或奖赏。当我们的精力越来越多用于创作之外的经营，以丧失文学尊严的方式换取所谓声名的另一种尊严，那才是真正的危机。艺术道德的受损是权力的虚幻无法修补的——我们将被审美的王国所驱逐，部分或全部地，沦为机会主义信徒。我偏爱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几位诗人，写作让他们失去安全、自由乃至生命，而写作者的尊严，恰恰建立在这种“失去的勇气”之中。相比之下，太想从写作里赢得荣誉，反而容易失去写作者的尊严。

　　想想自己，我亦卑怯。我的转折不过是小数点后微不足道的调整，既不存在任何英雄主义，也无涉受害者的心理反弹。好在，我的脆弱不至于如此不堪，能够承受得起一些贬义词和怀疑的句子。

　　知易行难。理论上想得通，落到实践，却难以摆脱局限，常常受制于善良所带来的软弱。所以我需要一边写作，一边校正自己。美，在今天不仅只是古典主义的形式，现代和后现代意义的美所产生的效果，可能未必使观众或读者感到愉悦，也许是不适、震撼、乃至对抗中的反感——但美，正因挣扎而得以扩大自己的疆域。我不想混淆概念，在强词夺理的态度中颠倒美丑，但至少，早非少年的我们应该承认，在理念上泾渭分明的美与丑，事实上存在着融合而难以言明的巨大交集。

　　我们描绘魔鬼的五官，并非由于爱慕，也许为了通缉的需要。天才的美国小说家奥康纳所言：“对魔鬼的充分认识能够有效地抵制它。”常常，对邪念矫枉过正而发育为美德。是的，那发酵的基础，正是尽力想被自身刻意隐藏和试图消灭的恶意。正如之所以能形成清澈的雨滴，来源于最初的一粒灰尘。瞬间萌生的邪恶，常会惊吓到自己，于是进入无声的自律与自惩，并在自我恐吓中完成另类而有效的自我教育。那种恶念，重量那么轻，构不成辽阔黑暗，只是黑暗最袖珍的部分……宝贵得像一粒酝酿开花的黑种子。

　　写作，并不能使我们驾驭万物，我们愿望中的文字道德也无法统一世界。惟有诚实运笔，表现自身的混沌，才能把脆弱转换成直面真相的果敢；也惟有完成这个阶段，我们所追求和达至的温暖，才具有真正的不毁之力。我知道自己写得并不好，如果说还能有点不一样，无他，得益于当初不算太晚的觉悟，以及不再犹疑的贯彻。

　　约翰·伯格曾这样表达绘画中的“逼近”概念：“逼近即意味着忘记成法、声名、理性、等级和自我。”当我们内心受到袭扰，创作上就很难保证纯粹。事实上，声誉这种东西就像套在狼脖子上的铃铛，行动时带来夸张的喧嚣，将使我们无法捕获到猎物。合格乃至优异的狩猎者，视线里只有猎物，为了完成有效的扑杀，它无惧于追随猎物进入绝对的黑暗之境。没有左顾右盼的胆怯，惟有坚决和坚持。写作者和他的题材之间，应该保持这种互为危险的生死关系；那些凶险面前的止步者，输于猎物的智慧，饿死途中。

　　一只完美的猎豹，无意于顾影自怜地欣赏自己的体态与造型，无意于清点和折算皮毛上的钱币花纹，它在专注的追逐中甚至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作为一只热衷模仿的野猫，我也耸立自己的背脊，让紧张的爪钩小心探出自己柔软的肉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