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于坚实土地上的乡愁

　　聚焦文学新力量

　　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27)

　　梁鸿，生于1973年，河南人。著有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论文集《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巫婆的红筷子——作家与文学博士对话录》等。曾获2009年度《南方文坛》优秀评论奖、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等。

　　扎根于坚实土地上的乡愁

　　□王  晖  张  娜

　　在近年来风行的非虚构写作中，梁鸿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位。作为一名“70后”，梁鸿既是学者，也是作家。多年蹲守象牙塔的她，也曾迷茫、困惑，曾对自己的工作充满怀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关系，渴求那种能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回到故乡，回到梁庄，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知那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这不仅成就了《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也体现出梁鸿力求对精神世界进行自我救赎的自觉姿态，更表现出一个富于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的当代知识分子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真实乡土的亲历与反思。

　　学者的浓郁乡愁

　　从乡野走出来的梁鸿，尽管外出求学多年，但家乡始终是她情感的牵挂。20年故乡水土的滋养，使她对乡村生活有着铭心刻骨的记忆、理解和认识。面对当代乡村的破败，梁鸿总有为它做点什么的冲动。同时，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梁鸿深知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面对一个个正在消逝或即将消逝的村庄，回到梁庄，把一个乡土中国的“缩影”真实而形象地呈现出来，是梁鸿的“野心”，更是她的浓郁乡愁。

　　近几年，梁鸿以家乡河南梁庄为调查对象，在5个月的回乡调查和近两年、十余省市、数百人的采访中，通过对一个个乡村人物的具体描绘，真实记录了他们的生活轨迹，以及乡村破败、荒芜的现状。将近30年间农村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变迁、所面临的危机呈现在人们眼前。“这本书，写梁庄，只是最近30年‘被’消灭的40万个村庄的缩影”(温铁军)，“梁庄质疑、修正了关于农村的种种通行定见。不曾认识梁庄，我们或许就不曾认识农村，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李敬泽)这些评论，或许道出了《中国在梁庄》的真正价值。

　　《中国在梁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一鸣惊人，收获荣誉满满。之后，梁鸿又沿着梁庄人外出打工的路线，走访十余省市遍访340余人，收集资料达200多万字，讲述梁庄三代农民工在城市谋生的故事。2013年3月，《出梁庄记》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无论是《中国在梁庄》还是《出梁庄记》，都滲透着梁鸿浓郁的“乡愁”。余光中眼中的乡愁，是海外游子对故乡浓浓的眷恋和重回故乡的渴望；梁鸿心中的乡愁，是归乡的女儿对故乡之痛的记录、对现代性和城市化的反思。在书中，作者对当下以梁庄为代表的的乡土中国不是一味简单的“否定”或“肯定”，而是在描摹现象的同时，努力探究其变迁背后的社会、文化原因，以及这些变迁对个体生命的巨大影响。“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担？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这一切，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如何发生的？”

　　在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的今天，将“熟人式的”、“家园式的”乡土文化模式替换成“陌生人式的”、“个体式的”城市文化模式，会不会过于绝对化？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使农耕文明迅速解体，我们的“故乡”何去何从？乡村是否真的适合用全球化、现代化的模式来发展？带着这些疑问，梁鸿一步步探寻中国改革进程对乡土文化的冲击。在这里，梁鸿表现出一种沉思者的气质，她的“乡愁”也超越“梁庄”，而成了无数现代人的乡愁。

　　站在坚实的土地上

　　梁鸿的“乡愁”并非虚妄的想象，而是扎根于坚实土地的忧思。了解真相是现代人精神生活的一种需要。然而，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网络文学异军突起，尽管其中不乏优秀之作，但大多是为了迎合快餐消费的需要，穿越小说、历史戏说、言情小说充斥在我们的周围。胡编乱造、毫无逻辑的虚构混淆了我们的视听，赤裸裸的文字描写挤占了我们的思考空间，充斥的浮躁吞噬了我们内心的安宁。另一方面，“文以载道”、“文章合为事而著”的文学传统，也似乎正在远离人们的视线。文学界的浮躁使近年来接地气的优秀作品乏善可陈。在这样的情况下，读者更加渴望作家能够揭示现实的真相，渴望有思想深度、有历史意识、有反思精神的作品出现。梁鸿的“梁庄两部曲”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横空出世，给当下浮躁的创作注入一股清新之风。

　　梁鸿身体力行，“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忠实记录和还原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真实，为广袤土地上最朴实无华的小人物群体立言。她深爱这片故土，用一颗真诚而挚爱的赤子之心，生动展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她的文笔细腻朴实，字里行间皆是一份情、一份真，一份时刻接着地气的实诚。在作者的笔下，乡村、农民自己开口说话，讲述他们琐碎的生活、真实的情感和面对时代巨变所带来的精神困顿与迷茫。坚守土地的农民说：“种地虽然免税了，但是肥料、种子、人工在不停地涨价。种一年地下来，也只是落个‘原地转’。”留守儿童说：“我就是要玩游戏，读书有啥用，将来还不是出去打工？”留守老人说：“六七十岁的老两口，既当爹妈，又当老师、校长，能当好吗？”进城的农民工说：“城市不是我的家，我们终归还是要回去的。”他们的话语里包括许多信息，超出理论的总结，也超出我们的把握。读者会从这些口述实录的话语里体会不同的东西。当这些真实而独特的个体自己开口言说时，我们才能真正触摸到乡村的脉搏，感受“故乡”的沦陷模样。梁鸿用另一种方式见证了时代巨变中的乡村之痛。正是这一个个真实而独特的个体，构成了当下最真实的乡土中国。

　　非虚构：“小叙事”重构公共记忆

　　文学史上有多种范本和模式来表现扎根于坚实土地上的乡愁，梁鸿选择的方式是非虚构。何谓非虚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我以为，非虚构文学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它的非虚构性，或者说是“写实性”。田野调查、新闻纪实、文献价值、跨文体呈现是非虚构文学构件的基本要素。“非虚构”汇集了回忆录、田野调查等方式，不同程度地强调作者身份的个人性、写作的亲历性、文本的揭秘性、题材的猎奇性和叙述的故事性，与现存的报告文学文体有一定差异。

　　梁鸿在《中国在梁庄·前言》中谈到自己对非虚构创作的认识：“海登·怀特在谈到历史学家所陈述的‘事实’时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认识到‘事实’的‘虚构性’，所谓的‘事实’是由论者先验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所决定的。那么，我的‘先验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苦难的乡村？已经沦陷的乡村？需要被拯救的乡村？在现代性的夹缝中丧失自我特性与生存空间的乡村？我想要抛弃我的这些先验观念，以一个怀疑论者，对或左或右的观念保持警惕，以一个重新进入故乡密码的情感者的态度进入乡村，寻找它存在的内在逻辑。”在此，梁鸿已经比较清楚地说明了其写作的基本叙述策略，那就是抛弃“先验观念”，不搞“主题先行”，但也不是完全的“有闻必录”，而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材料的重新“编码”。因此，在梁鸿的文本里，个人、亲历、揭秘、故事等要素被一一凸显了出来。

　　与报告文学等非虚构文体写作不同的是，在《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里，梁鸿不是以宏大叙事而是以“小叙事”折射大问题，以个人化视角诠释社会与人生。

　　这里的“小叙事”一方面表现为作者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和生存状态的写实，另一方面表现为细节的密布，以至于达到了比比皆是、信手拈来的地步。做“展示者”、不做“启蒙者”也是其“小叙事”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作品中，我们发现，无论是作者作为采访者的举止言行，还是大量的被访人口述，由梁庄的留守老人、孩子、外出打工的中青年人等组成故事和叙述主体，大多不是用“启蒙者”的眼光去居高临下地审视一切、反思一切，而是将这一切作为“展示”——尽管一些展示有时候读来令人心里不安。实际上，在两部作品中，作者的观点和表达的感情倾向比比皆是，只是在以梁庄为代表的乡土中国及其民众、在亲历巨大现实变迁时所表现出来的憧憬、纠结、惶惑、盲目、绝望、希望、矛盾等情绪、行为和认知面前，作者也陷入了矛盾的境地。

　　如果说，在《中国在梁庄》里，作者叙述的着力点是怀着忧虑的心境“展示”当今乡村的一切，那么，在《出梁庄记》中，作者则推进了一步，在她看来，乡村以及被遍及全国各地的梁庄打工者所延伸出来的乡村，“都不是与‘我’无关的事物”，“我们应该负担起这样一个共有的责任，以重建我们的伦理”。“否则，我们的‘自我’将彻底地失落”。由此看出，梁鸿在写作《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时，并不只是单单回到梁庄，记录“我的亲人”和“我的故乡”，而是站在更广阔的视野上，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努力展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

　　梁鸿的作品充满了敬畏与悲悯，她敬畏的是那些时代变迁中顽强生存的鲜活个体，悲悯的是沦陷中的乡村之痛。但悲悯并不是简单的是非对错判断，而是意味着要让时代巨变中的裂痛在当下的公共记忆中复活。她希望经由“个人记忆”来重构“公共记忆”，把一个真实的乡土中国的“缩影”呈现出来，它的痛、它的沦陷、它的明天在哪里？

　　梁鸿曾说过：“真正的人文主义态度是从自身——‘民族’和‘自我’的双重自身——的经验、体验和伦理感出发，从内部的历史与原点出发，去发现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让文学重回公共空间，用文学的力量重建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构成了梁鸿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原动力。追问我们的历史、忧患我们的时代、祈福我们的民族，使梁鸿的“乡愁”更具博大与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