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驴的鬼魅叙事

　　聚焦文学新力量

　　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13)

　　郑小驴，原名郑朋，1986年出生于湖南。发表小说100余万字，部分作品译介至日本、美国。曾获湖南青年文学奖、上海文学新人佳作奖等多项。著有小说集《1921年的童谣》《痒》《少儿不宜》，长篇小说《西洲曲》。

　　郑小驴的鬼魅叙事

　　□金  理

　　鬼节、鬼故事、和亡灵一起生活的老人、狗泪涂于人眼而能看见鬼的传说……郑小驴笔下的这些元素，自然可以联系到楚文化与沈从文文学传统的浸润。我尤其感兴趣的是《大罪》《少儿不宜》《弥天》等篇中的鬼影幢幢。《大罪》中并没有鬼魂直接现身，但读者肯定会为故事中阴暗惨淡的背景所惊心。只有在一片迷离惝恍、阴阳莫辨的氛围中，我们才能揣测一个可能因分裂、分身所引发的悲剧；也只有在身份功能错乱、幻想与现实交织错综之下，在日常理性监视的状态下不得发泄的怨气才会寻获突破口刹那间喷薄冲出，就像《少儿不宜》中游离“心中突然涌出”想将典型包工头打扮的胖子“一把推下桥的冲动”，这种冲动终于通过《大罪》中的小马而一朝实现……

　　怪力乱神与人间实况

　　怪力乱神其实都映射着人间实况，我们不妨勘察一下郑小驴鬼魅叙事的源头究竟连接着怎样一个世道。农村辛苦供养出来的大学生反倒不如“农民打个死工挣得多”(《少儿不宜》)、年轻情侣辛苦攒钱买房，未曾想所在地区被纳入高新区开发蓝图，“一夜之间，原来的首付还不够塞牙缝了”(《大罪》)、开发温泉之后，本地人却无力消费(《少儿不宜》)……无怪乎绝食中的祖父在亡故前留下“这个世界就要变了，只是你们不知道”的谶言(《弥天》)，无怪乎年轻人一边喝酒一边骂娘“我们80后没法活了”(《大罪》)，无怪乎游离心想“这真他妈什么世道”(《少儿不宜》)。郑小驴的这些作品聚焦的是这样一批与时代发展相疏离的青年群体，在日益膨胀的社会消费面前，他们被鼓荡起强烈的做“人”欲望，却由于社会地位的渺小与无助而被摒弃在既得利益集团之外，他们无力与坚固的社会结构正面抗衡，于是产生了积怨与冲动，进而生发为鬼魅幽魂。就像《大罪》结尾写道，“从走廊里贯穿过来的风一阵比一阵的阴冷”，烟雾萦绕中，“依稀看见一个熟悉的人影从走廊尽头走来”，这“人影”难道是小马化作孤鬼现身？读者这才想起小说第一节里小马曾“用力地拍了拍陈乘的肩膀，笑了笑说，早点修成正果吧，可别像我孤魂野鬼一个，死了没人晓得！”竟是预埋的伏笔一语成谶。

　　正义与公理残缺，天地秩序摇摇欲坠，挣扎在社会边缘的人们艰于呼吸视听，于是种种逾越情理的力量四下蔓延，“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杂”(冯梦龙：《喻世明言·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小驴似乎带着读者重回鲁迅笔下的阴森世界：吃人盛宴(《狂人日记》)、死后冷笑的尸体(《孤独者》)；“月亮已向西高峰这方面隐去，远想离城三十五里的西高峰正在眼前，朝笏一般黑魆魆的挺立着，周围便放出浩大闪烁的白光”(《白光》)；“门幕一掀”女吊出场：“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颈挂两条纸锭，垂头，垂手……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女吊》)愁云惨雾、死亡的蛊惑、复仇的主题、对世相的讽喻……郑小驴笔下的鬼魅叙事确实可以与鲁迅的文学世界相沟通。比如《少儿不宜》中的那条蛇，“蛇的肌肤冰冷异常，他感到皮肤像是要开裂了，血液溢出，全身痉挛，以至于打了一个冷战。但是很快就适应了过来，那蛇不紧不慢地缠在他的手臂上，身上的花纹烂漫无比。游离试着用鼻尖碰了碰蛇身，凉凉的”，主人公游离与蛇显然具备某种神秘的呼应。我们当记得鲁迅的《墓碣文》：“……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早有学者将“游魂”解作鲁迅“第二自我”的化身。这其中的对应与转化也启发我们去理解《少儿不宜》。在小说的结尾处，蛇被打死，游离“飞向陌生的南方城市”，似乎是过往终结而开始新生，但我们切莫忘了游离临走前的一番作为，“火光冒起几丈高，南岳庙顿时成了人间炼狱”。难道这里没有鲁迅笔下《长明灯》中那位疯子——“只闪烁着狂热的眼光”，“仿佛想要寻火种”，因为“我放火！”——的影子吗？由此再来看，游离为自己设想的“云游四方、不娶妻、不生子、不建房，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用去想，就这么晃荡来，晃荡去”的姿态，这究竟是“狂人”治愈，还是游魂重临？

　　召唤历史叙述下的记忆暗流

　　鬼魅叙事的贡献还在于召唤出潜藏在历史大叙述之下的记忆暗流。比如郑小驴的近作《没伞的孩子跑得快》。小说碰触的是当代中国的话语禁忌，郑小驴之所以不想让这一历史事件因为被赋予禁忌色彩而成为一代人的“意义黑洞”，可能是觉得“80后”尽管并不是直接当事者，但是这一事件的历史记忆和情感态度所遗留的症结其实很难彻底消除。我们这一代人对于自我主体的想象、甚或今天依然身陷其中的价值困境，未必不和当初相关，尽管当年，我们只是不涉世的旁观者。在当下世俗社会与日渐激烈的全球化进程中，我们不仅在精神世界中与过往的有生机、有意义的价值世界割裂，而且在现实世界中也与各种公共生活和文化社群割裂，在外部一个以利益为核心的市场世界面前被暴露为孤零零的原子个人。当下青年人创作中一再出现的上述单薄、狭隘、没有回旋空间的个人形象，与当年知识分子广场意识与启蒙精神膨胀到极点的溃败后再无法凝聚起批判能量，未必没有关联。通过《没伞的孩子跑得快》，我终于看到青年作家直视历史暗角、梳理重大历史事件在自己身上的烙印。

　　精神旷野上的“孤魂野鬼”

　　我把郑小驴的写作理解为鬼魅叙事，还有第三层意思。在今天，全球化与发展的单面指标已经构成了一个巨无霸式的板块结构，迅速把社会推向超稳定的表象繁荣，同时有力地掩盖住内部所包容的各种混乱与矛盾冲突，很多年前，E.B。怀特曾感慨道：“某个划时代的转折点已经到来了：人们本可以从他们的窗户看见真实的东西，但是人们却偏偏愿意在荧光屏上去看它的影像。”这个“划时代的转折点”显然就是指“现代”的到来；而“荧光屏上”的“影像”恰类似于社会的表面繁荣与无数信息泡沫构造成的铁幕，让我们无法想象铁幕下还有人困于“蛛网”般——《大罪》中反复出现蛛网的意象，让人想起穆旦诗句：“生活蛛丝相交，/我就镌结在那个网上，/左右绊住”(穆旦：《有别》)——中揭示的真实痛苦。久处这样的境遇中人很容易变得麻木，其实，小说《少儿不宜》已经勾勒过这幅景象：贵州妹无辜被害，但她的死亡与苦难却没有引起任何人情伦理、社会秩序的反应与波动——“死者家里大概之前也知道她从事那方面的事，并没有人们预想的那样面子上难堪，他们平静而冷淡地处理完丧事，将死者安葬在靠南岳庙的河边便回去了”；警方将这桩刑事案“最后草草结案了事”。

　　在今天这个时代，写作水平的高下在于其与上述“荧光屏”、铁幕构成何种关系。或者是被彻底压服，无法感知他人甚至切身的痛楚，竟而虚幻出不受市场资本、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制约的“自由状态”(这种状态很容易得到各方面的宽容与支持)，甚至是“做稳了奴隶”的洋洋自得。当然还有另一种写作，饱含着难以排遣的孤独感、自身精神上的失败感，与“荧光屏”、铁幕以及主流的全球化板块分离开来，就像“游离”这个名字所暗示的那种格格不入与疏离抑郁，完全成为精神旷野上的“孤魂野鬼”。我所理解的鬼魅叙事，不仅是指内容上的怪力乱神，还有的郑小驴创作所暗示的那种精神气质——将东游西荡不驯服的姿态、“我要的，全没了，我不想要的，全来了”的愤懑呐喊(《少儿不宜》)、以及放把火烧光这人间炼狱的发泄，曲曲折折地转化成艺术审美，终而发为“真的恶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