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们的深圳

　　想起那个妇女节，我和一些人坐长途车去厦门，立在某个广场挑选衣服的情景。据说这批货刚从香港、台湾偷渡而来，款式和质地在内地还没有出现。整个广场充满了刺鼻的消毒水味和发霉的气息，然而我们谁也没有嫌弃，一个个欢天喜地买了许多，有的穿在身上，有的送给了内地亲友。

　　同年，我们以相同的面目跑到香港，躲开富丽堂皇的铜锣湾、海港城，直奔脏乱的女人街，去挑选那些挂着异域标签的地摊货，迎头撞见了香港人不屑和鄙夷的眼神。

　　深圳，某个时期，似乎随地可捡黄金，随处可逢机会。同时，这也是一个理想者的圣地，北斗星般照亮了许多人的夜空。当然，这里除了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实验田、世界的加工厂，同时还是暴发户、偷渡仔、寻租客们的乐土。

　　《樟木头》的年代，我刚刚来到深圳，那是一个到处都是眼睛，遍寻可疑女人的街景——我所在大楼里的一个女孩就被一辆汽车拉走，再也没有回来。那个无法言说的午后，她的命运成了一个谜。在我的眼里，她仅仅是一个优秀的舞蹈演员，其他角色谁也无从得知。那时候的我们，身上必须带有一个证件或证明，否则分分钟都有被带进看守所的可能。沿海地区的温热迷离正透换着每一个人的血汗和体温，所谓梦想，变得那么做作和矫情。何去何从，我们迷茫、无助。那样的情景，让我想起了台湾作家吴浊流的小说《亚西亚的孤儿》。

　　属于深圳的30年过去了。如今，这座城市不再招摇速度和金钱，它的价值取向开始出现了多元，它与魔幻的港澳台杂交出自己的孩子，它不再漂着，与内地和脚下的土地发生了真正的关联。咋咋呼呼、财大气粗的标识开始消退，内在精神出现了变异。而另一种气质的鱼，正优雅地浮出水面。

　　文学的深圳回来了。它以一种与时代息息相关，寸步不离的特殊气质出现，悄无声息地铺排在深圳的大街小巷深处，分布在地王大厦和京基100的光影里，藏身于深南大道两侧炫丽的幕墙处，甚至跳上了开往关外或九龙的大巴。文学的气息，由东到西由南至北，遍及了这座地貌被移山填海改变过，人心被翻江倒海洗劫过的城市深处和上空。

　　我便是这样的一条鱼。深海里淹没，浅滩上搁置，最后活了回来。回来时，身形和味道都已改变。在乎的已经不在乎，没有认识的已不想认识，忘了的索性遗忘。反正，我已选择了重生。

　　当年住在楼下的一个熟人找到我，约好了吃饭。现在的她，是个有钱人。席间，她说了很多话，话里尽是炫耀。炫耀孩子在国外读书，说美式英语，炫耀厂里几百号人，全是家乡来的，她是村里的骄傲。结束时，她邀我们去她豪华的家中看看。她急于向我证明，向见过她窘境的每个人证明她现在的富裕和成功。她急于修改，在我们心中留下的那个充满挫败与不堪的当年。

　　没有看不起，除了没有资格和条件，还有，我开始生出爱惜。因为她心里长文学了，费的那番心思便是文学，眼里的红丝，粗糙的手掌，她受的苦以及没有表述的部分，就是我眼里的小说。

　　当年挤在人流中购买港货，伙伴们开心的样子，我至今还记得，那是对外面世界怎样的一种向往和好奇啊。如今，港台甚至是海外早已对内地人刮目相看，复杂心情难以言表。一路过来，敏感的我们，心中藏有感动，更藏有伤口。虽然早已愈合成蝴蝶结，晴朗时翩跹，借妆术艳光四射，一切都天衣无缝，仿佛岁月静好。然而，谁也挡不住，它会选择在一些平凡的雨天或午后，隐秘发作，痛彻心扉。于是我有了《亲爱的深圳》《皇后大道》《十七英里》《十二条》《扑热息痛》《复方穿心莲》……不是我的故事，却是我们的故事，只因发生时，都在现场，一个也不少。哪怕只是旁观，也未曾离开。

　　表达不清的时候，我常常用煲汤来形容写作这种事。之前有过五花八门的材料，历经火上的翻滚和煎熬，当这一切都已了结，便化成一味平静的清汤。然而这汤已不是原来的白水，它藏匿了神农的百草，五味杂陈。文学上，它是舍掉了成语、好词、偷学的十八般武艺，以及堂皇的意义和主张，留下了欲罢不能和欲语还休。作家和这碗清汤一样，回不去了。而这种化学反应，让我们受尽煎熬却又乐此不疲。

　　回头看看，曾经在意的已不在意，包括那些以为不会改变的初衷。只是，我仍然相信我眼中所见、心中所想，并努力地坚持着，记下我们这些深圳人的过与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