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与成长的精神向度

　　聚焦文学新力量

　　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34)

　　乔叶，原名李巧艳，生于1972年，河南人。出版散文集《天使路过》等12部，小说《最慢的是活着》等13部。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十月文学奖、北京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中国原创小说年度大奖，首届锦绣文学奖等多个文学奖项。

　　疼痛与成长的精神向度

　　□韩传喜

　　作为“70后”的代表作家，乔叶的小说集中体现了当代生活的面影和作家的精神向度，从《我是真的热爱你》《我承认我最怕天黑》，到《最慢的是活着》《盖楼记》《拆楼记》，以及最近的《扇子的故事》《拾梦庄》《认罪书》，无论是书写底层生活，还是表现复杂人性，无论是关注社会变迁，还是反思“文革”历史，主体疼痛与精神成长在她的小说中得到了充分凸显。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作家总是处于他的时代、他的民族以及思想史的精神坐标上，乔叶也脱离不开特定时代、民族和思想史的限定，而如何恰切地寻找这一精神坐标，则决定了其小说精神向度的宽与高。

　　从内心隐痛到自我疗救

　　在早期创作中，乔叶密切注视当下人们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底层人们内在心灵的隐痛，她努力呈现这些疼痛的千姿百态，并试图为其寻找疗救的途径，从而完成精神成长和自我救赎。《我承认我最怕天黑》对爱情、婚姻和家庭做了艺术观照，并借此对人性与道德的复杂性进行了反思。《锈锄头》以“锈锄头”这一象征意象呈现城乡之间的因果联系与矛盾冲突，对人们在诱惑面前的精神迷乱与道德溃败进行了反思。无论是《我承认我最怕天黑》还是《锈锄头》，作家反思的起点均为疼痛体验，反思的旨归均为精神救赎，反思的过程充盈着对美好道德回归的期待。这种向善的道德期待在《取暖》等小说中得到了更为显明的表达。《取暖》写了强奸犯和被强暴的女性这样两个在道德上有“缺陷”的男女，他们虽是陌路之人却能相互取暖，最终各自从创痛的记忆中走出来，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同样，《良宵》中的底层女搓澡工、《紫蔷薇影楼》《我是真的热爱你》中的失足女、《打火机》中的受辱女性，这些现代人心灵深处的隐痛也都跃然纸上，他们在艰难的生活面前同样乐观、坚韧，怀着对未来的美好希冀，默默积聚起救赎之力。可以说，乔叶这些作品中主人公经历疼痛之后努力寻找和重塑自我的艰难成长历程，寄寓了作家深沉的人文情怀与现实关怀。

　　乔叶在最近几年的创作中延续了这一精神向度，其小说也更为成熟和洗练。《最慢的是活着》以异常平静的笔触书写了“奶奶”隐忍、坚强的一生，同时也写出了“我”与“奶奶”之间由心灵对峙逐渐转变为相互理解、彼此信任乃至依赖的情感历程，通过这一心理转变的叙写，作家不动声色地呈现出“我”少年时代的精神疼痛，以及这种疼痛随着主体成长而逐渐自愈的过程，无论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这种疼痛都是主体成长过程中一种弥足珍贵的精神资源和力量来源。

　　《妊娠纹》在一个都市小说叙事框架下讲述了一个中年女人的婚外恋故事。小说叙事的重心放在心理过程的呈示上，作家着力表现的是女性内心隐痛与精神成长。妊娠纹意味着女性身体表征的变化，更意味着青春年华的逝去。正是因此，面对终将逝去的青春，我们的女主人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恐慌，妊娠纹像一把软刀，穿透了皮肤，隐隐地刺痛了她被岁月渐磨渐老的心灵。小说的精妙之处在于，女主人公最后放弃了一次绝佳的偷情机会，关闭了那扇业已开启的情感之门，这与其说是女主人公没有了爱的能力，还不如说她已成长为一个更为理性的自我，她不是在妊娠纹面前败下阵来，而是在妊娠纹面前成熟起来。这种理性的成熟需要经历巨大的心灵疼痛甚至以对自己的理智的绝望作为代价，而正是这种代价让她完成了一次艰难的心灵成长与精神蜕变。

　　《家常话》是为汶川大地震而写的一部短篇小说。汶川大地震给灾区的人们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这种疼痛的疗救同样需要足够的精神力量。面对这一人类精神史上的巨大苦难，乔叶没有选择大开大合的情节设置，更无意去表现波澜壮阔的情感起伏，而是以家常话这种特殊的话语表述方式，呈现出在面对精神疼痛时，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外力的帮助，更多的则是自我成长和自我疗救的能力。

　　《最后的爆米花》是一个以悬念取胜的小说。卖爆米花老人的苦难和艰辛、坚定和顽强是小说最大的叙事张力。从始至终，小说因这种叙事张力而扣人心弦。为了寻找仇人，老人走了很长时间，去了很多地方，失去儿子的巨大心灵疼痛成为他生存的勇气和力量，直至最后生擒仇人，那种压抑的情感才如爆米花一样怦然释放，心灵疼痛才得到彻底的疗救。

　　《认罪书》以其结构宏大、内容复杂、意蕴丰富突破了乔叶中篇小说轻盈有余而博大不足的局限。作为一部复调小说，《认罪书》讲述了一个罪与罚的故事，同样也寓含了疼痛与成长的精神向度。金金、梅梅和梁知等人少年时代曾是被侮辱与损害的对象，他们的成长过程充满了太多的心灵挣扎和精神隐痛。虽然乔叶将笔下的人物一个个推向了悲剧的深渊，充分凸显了人性恶的因素。同时，乔叶试图为这些人物的心灵疾病寻找忏悔与救赎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做出相应的道德审判。

　　直面现实 反思人性

　　非虚构小说是乔叶小说系列中的精品力作，也是她近几年面对当下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城乡变革做出的有力尝试。乔叶的非虚构小说以《盖楼记》和《拆楼记》为代表，这两部小说也被视为其创作转型的代表作。乔叶大胆采用非虚构的方式，不仅是对文体囿限的挑战、对自我创作的突围，更是寄托了她对现实变革的思考、对复杂人性的体认。作为家乡豫北农村拆迁的见证人和参与者，乔叶以写实的笔法全景式地展现了这一征地、拆迁、盖楼的全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的时代镜像和众生面影。在时代变革面前，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情感心理都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伴随着乡土田园的消失，人们美好的田园梦也正在渐行渐远，创痛、失落、迷茫、希冀，种种复杂情绪让他们异常纠结；在盖楼与拆楼之间，人们的自私、狡黠、真诚、善良等丰富复杂的人性特质也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呈现。但无论是盖楼还是拆楼，小说最后都引导我们去更为深刻地反思这种乡村城市化进程，从而更为理性地反观我们自身。在这两部非虚构小说中，乔叶直面现实的勇气和锐气，观察生活的敏感和细腻，尤其是她能够从具体的现实事件中跳出来，反观整个城乡变革进程的能力，反思人性的深度，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扇子的故事》和《拾梦庄》对“文革”进行了全新的阐释。《扇子的故事》侧重于对“文革”进行精神回访。在那个狂热的年代，很多人迷失了方向，其中不乏在无意之中充当了时代的推波助澜者、甚至犯下终身大错的人。多年之后，面对过去，很多人不愿反思，甚至不知反思，保持沉默成为常态，这一方面可能因为心有余悸，而更重要的原因应该还是自我反省能力的缺失。当然，也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即便在当时犯下了很小的错误，并且这种错误并非己愿，纯属被时代裹挟被动而为之，但留在他们内心深处的伤痛却坚如磐石、挥之不去，他们时刻在寻找一种有效的救赎途径以求得解脱。扇子就是这样的人。“文革”期间，在对待李老师的问题上，扇子其实没有任何过错，但他仍愧疚终生。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向李老师道歉的机会，内心才得以安宁。

　　《拾梦庄》与乔叶以往的小说在整体风格上有了很大的不同，这部中篇小说带有很强的魔幻色彩，同样是写“文革”，小说没有采用现实主义的写法，而是以梦境的方式对其进行了重现。小说的这种亦真亦幻的方式呈现出了特殊时代的传奇色彩，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乔叶对“文革”进行反思的努力才显得弥足珍贵。《拾梦庄》一反乔叶之前平静如水的叙事风格，而是带有强烈的狂欢化色彩，这种狂欢化色彩不仅表现为语言的狂欢，还表现为情感的狂欢，以及价值取向的迷乱，这些都映现出那个狂乱时代的精神特征，魔幻化的传奇叙事中蕴含着历史的真实。这两篇“文革”题材小说虽手法迥异，但其叙事支点均在于通过对历史进行反思，以期达到一种精神救赎和精神成长，体现出作家较强的批判意识和反思能力。

　　在创作实践中，乔叶总是能不断探索和勇于创新，力求用最恰切的方式来表现时代面貌和社会生活，以及她对人生的独特理解与深切体悟，尤其是近几年的小说更是有着较高的艺术水准。无论是揭示女性命运的自我探寻，还是描绘两性对峙的情爱博弈；无论是观照现代社会的生存困境，还是重审“文革”历史的精神记忆；无论是呈现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文化碰撞，还是书写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精神对接，乔叶总能抓住其中最为隐秘的疼痛，触动其中最为敏感的神经，并积聚起自我成长和精神救赎的足够力量，走向一个善良和温暖的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