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吃牛肉的理由(王甜)

　　多年前的一天，家里来了客人，妈妈尽地主之谊捣鼓了一大桌吃的，席间也热情劝菜。当她用公筷给一位老太太夹红烧牛肉时，老太太赶紧用手挡住了碗，说：这个我不要。妈妈本着中国劳动妇女特有的负责精神，一再向老太太宣传这道菜的营养价值，对方仍然执著地说：我不要。

　　面对妈妈疑惑的表情，老太太慈祥地、微笑着告诉她：“我、信、佛。”一字一顿，说的时候眼光明亮，笑容仿佛绽开在云端，渗着悠远的气质。

　　哦，原来是这样！妈妈理解了，做错事般地把菜挪开，随口问了句：那平时都是吃素啊？

　　老太太怔住了。这个问题如果说谎，是很容易被揭穿的——在座都是熟人。老太太忽然眼神黯淡下去，偃旗息鼓，老老实实地改口说：

　　“牛肉我咬不动。”

　　我当时差点把满嘴的饭粒儿给喷出来。

　　连最最普通的市民老太太，都会给自己的说辞贴上闪闪佛金，希望卑微的形象能瞬间光芒四射，更别说靠文字为生的写作者了。

　　一直就有“文如其人”的说法——话是没有错的，但大多数文字消费者的判断力总是太过肤浅，很草率地给他并未读透的“文”与他并不了解的“人”之间画上等号。写了情色，作家一定性观念太随便；写了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人一定是“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主；写了世人深层欲望中的毒、揭了精神伤疤，这下更有结论了：只有心理阴暗的人才写得出那样的黑……

　　这荒唐的评判标准造就了一批用文字来装扮自己的人，他们抢先一步登上道德舞台的制高点，在粗糙的背景上涂抹出夸张的明艳色彩，精心化上自以为不会被人发现的“裸妆”，亮开歌喉开始假唱。

　　我认为判断一个时代的审美是否属于低智商，其中一项重要指标就是类似这种“演出”是否大行其道。到现在，仍有一些作品热衷于描写程式化的小温暖、小幸福、小感动，从小误会、小插曲中发现小美丽，“情节很狗血，文字很鸡汤”，既没有社会批判的力度，又缺乏理想主义的热情，读完永远让人感觉肉麻。究其原因，作品所写的东西，原本就没有打动作家自己，只是拿来当化妆品——啊，我多么善良！我多么博爱！我养尊处优却能关怀底层人民！接下来就是“热爱温暖”的批评家上场，把这出戏推向高潮并带头鼓掌。

　　不但如此，“温暖派”们还总是对“下手狠”的作家表达不解，认为作品写得黑暗是出于心理阴暗。可他们其实深知这世界冷酷的一面。朋友聊天时说到，他们所认识的“温暖派”，在日常生活中谈及人性恶的负面信息，往往比其他人了解更深、抱怨更多、挖苦更狠，只是一落到文字上，就完全回避了，甚至会完全相反地描写同一事件的“美好”。就好像文字是天然的粉扑，一使用就自动掩盖雀斑。

　　当然，也不是说，一味把人往坏里写、狠里写就一定是好作品，那种带着猎奇心态、奔着哗众取宠目的而去的小说，任是谁也会讨厌。那毕竟是极少数，且容易辨识——因为是另一种不真实，到达另一个极端。

　　我知道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接近透明的敞亮，所以每当自己面对稿纸时，都会有一个巨大的考验摆在眼前：你能呈现多大程度的真实？就像矿工作业，在挖掘内心的时候，我所能企及的层面将决定一部作品的纯度。也许我还做不到大师手笔的、对人性的深度剖析，但我告诉自己：不装，是一个底线。再小的素材，我看到了，我想到了，就得用各种方式(哪怕是荒诞的、变形的外观)尽可能地说出它内在的真实，不管热衷粉饰的人会如何裁判它。

　　有句话说：“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当某人忙着假装时，他或许认为读者都是好骗的，再或者，他把自己都骗过了，就像米兰·昆德拉在《告别圆舞曲》中关于一对互不信任的夫妻的描述：

　　无论他说的是实话还是谎话，他始终怀疑她在怀疑他。然而，既然骰子已经掷出，他就应该继续下去，假装相信她是相信他的。

　　回到开头提到的那位不吃牛肉的老太太，我想到一个问题：当她一字一顿地说到“我、信、佛”时，或许那一刻，她把自己感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