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触英雄叙事的精神内面

　　聚焦文学新力量

　　西元，1976年生，籍贯黑龙江巴彦。1994年考入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系，同年入伍。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文艺创作室创作员。曾获第十二届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2012－2013年度)。

探触英雄叙事的精神内面

□傅逸尘

　　“西元小说着力描写的人物都是普通的基层部队官兵，形象谈不到伟岸，言行也说不上崇高，私心杂念更是不少，非但与高尚沾不上边，甚至连人物名字也有被故意矮化之嫌，与人们习以为常的英雄印象相去甚远。

　　反映和平时期军旅生活的小说粗看似乎有些粗粝与散漫，但生活原本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西元近两年连续发表了数个军旅题材中篇小说——《锻炼锻炼》《遭遇一九五零年的无名连》《界碑》《死亡重奏》。这几部小说跳脱了传统英雄叙事的观念与理路，他所着力描写的人物几乎没有符合传统英雄标准的，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基层部队官兵，形象自然谈不到伟岸，言行也说不上崇高，私心杂念更是不少，非但与高尚沾不上边，甚至连人物名字也有被故意矮化之嫌。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显赫传奇的经历，没能做出影响或者改变某一事件进程以及人们生活状态的事迹，与人们习以为常的英雄印象相去甚远。

　　“反英雄叙事”的表象背后

　　如果说《锻炼锻炼》《遭遇一九五零年的无名连》《界碑》反映的是和平年代的军旅生活，没有了战火硝烟的衬托，连官兵自己心中的英雄意识也逐渐冲淡，英雄的“风光不再”或许不足为奇；然而，详细描写朝鲜战争中一次残酷阻击战的《死亡重奏》也没有出现我们熟悉的英雄形象，仍然是一群普通的基层官兵，他们当然也都视死如归，并与敌人搏斗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但他们却没有民族大义与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英雄志向，即便是面对残酷血腥的战场与死亡，还是保持着自然的生命常态。直至小说结尾，我都没有发现西元在努力塑造人物，更遑论英雄人物。这几个中篇的阅读让我提心吊胆，甚至有些替西元后怕，如此一地鸡毛式的生活碎片，靠什么来支撑小说的结构？西元对军旅文学进行探索性叙事并不让我意外，诧异的是他断然拒绝既往的英雄叙事传统，甚至彻底颠覆了大众心目中早已固化的英雄形象。尤其是他刻意而为的人物及生活，还有对思想、精神的日常性描写，似有重归上世纪90年代初期“新写实小说”的倾向。

　　在消解英雄的表象背后，西元进一步触摸到了英雄叙事的精神内面，悄然建构起小说整体性的英雄主义向度，不但不张扬，甚至有些隐晦，有时还不得不借用象征或隐喻的手法。英雄主义当是意识形态化的结果，作为特定的思想、宗旨、学说，它张扬的是崇高的理想信念与高贵的生命价值。英雄主义与英雄的区别在于它强调的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可以体现在英雄身上，也可以在普通人身上呈现。英雄主义具有一定的形而上意义，它更有可能在某个群体中得以充分彰显；而英雄却是一个具体的、个人化的形象存在。当下中国社会中英雄的缺失并不仅仅因为战争的阙如，更重要的是精神的虚无与理想的崩塌。英雄似乎已经成为人们心中永恒的怀想，而人类价值理性的目的性选择使得在文学中建构英雄主义精神成为可能。换言之，西元在他的这一系列小说里，通过象征和隐喻，将那些散落的人物和碎片化的生活细节勾连起来，英雄主义的精神内涵在掩卷后凸起，如同江南绵延不息的梅雨，在悄然无声中滋润着大地上的稻粱菽稷。读至此，西元小说的思想精神向度已然清晰起来了。

　　《锻炼锻炼》细致地刻画了一个在基层浸泡了多年的主官贾营长的形象。贾营长的思想境界谈不上高尚，他带兵的手段和为人处世的方法独特而实用，在机关和基层间协调游刃有余。小说描绘的都是日常性的军营生活，没有一件惊天动地或惊世骇俗的事件。贾营长和丁三帅显然都不具备英雄的品格与情怀，但他们身上又不时地释放出一种耐人寻味的真性情，而这种性情又注定会在某一瞬间绽放出灼人眼目的光彩。《遭遇一九五零年的无名连》中，西元将朝鲜战争中一个无名连参加的一场阻击战拉进小说中来，让这不同年代的两个人群形成一种隐喻关系，小说因此获得了一种内涵丰富的思想深度，5个官兵行为背后所蕴含的英雄主义精神也随之弥漫开来。《界碑》仍然是在写人物群像，某特种旅的日常性工作与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这个理想的实现却遭遇现实的种种挫折。界碑其实是一直装在指导员王大心的心里，它来自祖父辈们的艰辛的历史，后人可能永远都不能理解，但不知什么时候你会与它遭遇，在那一瞬间它便横亘在你的眼前。在工程结束后返回的天昏地暗中，王大心感觉到了它的存在。

　　在死亡进程中检视生命质地

　　在我看来，《死亡重奏》是西元最出色的一部中篇小说，也是21世纪初年军旅小说中独具一格的重要作品。以西方的音乐形式来结构，小说描写了不同的死亡情景和让人难以想象的残酷的战斗画面，交织成一曲丰富而复杂的“死亡重奏”，一改西元之前小说在结构方面的随意性，观感严谨且意蕴厚重。《死亡重奏》对战争场面和人物内心的描写极富文学性，其华彩程度为21世纪初年以来的军旅小说所不多见。超出连长魏大骡子经验的战斗的残酷性完全被音乐般的诗性消解，甚至最终连死亡也不再令人恐惧，这与西元此前小说的日常经验叙事形成强烈反差。

　　交代人物“前史”是西元小说普遍采取的方式，它延缓了故事情节发展的速度，更达成了对人物现实情感、心理和思想的观照，尤其是在人物死亡前的短暂时刻，“前史”让人物在濒死前的诗意回想中寻获宗教般的意义。如果说和平环境下对英雄的塑造在某种意义上有些勉为其难，那么这样一场残酷的战斗无疑为西元提供了探触灵魂内面的土壤和条件；这些人物虽然都视死如归，但西元却仍然固执地拒绝升华他们的思想境界，战场在他们心中似乎已经成为普通的场景，与以往记忆中的生活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之处。14岁的二斗伢子是个新兵，刚刚补充到这个高地上，但他是那场战斗的惟一幸存者。小说每一章前的第二人称叙述当是以二斗伢子的视角对战场的观察与感受。西元对战场的丰富感觉通过二斗伢子表现出来，但二斗伢子却并非重要人物。在西元的小说里几乎没有重要人物的概念，他只是按照人物的经历尽情地发挥他的想象。

　　比如说连长魏大骡子，西元没有将魏大骡子描写得多么英勇与智慧，作为一个老兵，他在战场上表现得很淡定，而且有一套自己的经验。在面对美国俘虏的时候，他没有表露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彰显出中国人朴实的人道主义。在被打瞎了一只眼后，他甚至咒骂援军迟迟不到，“我就是一个庄稼人，为国家壮烈牺牲？国家在哪儿呢？我随九兵团从海南岛一头扎到北朝鲜，一天好日子没过上，你说我能愿意吗？”但是，他又说，“我站在高地上，那鬼子就别想站在这儿。我倒是要和他们比一比，到底谁的命更硬！”最后，魏大骡子死在了敌人坦克的炮火中，连尸体的踪影都不见了。上官富贵也是一个老兵，但始终保持着农民的单一的执著，他让魏大骡子给他划出归他守卫的阵地——这似乎有些可笑，但关于他的“前史”是，20年前他爹把自家那一亩九分地的地契攥出了血。黄河决口，全家九口逃往陕西，仅他一人活了下来，浑身上下没一颗粮食，只在裤裆里缝了一张地契。将历史勾连起来，我们就理解了他对“地”的几近偏执的确认。上官富贵随后又说：“你放心，我不会让鬼子越过去半步。”英雄主义精神不是已经蕴涵在这可笑的两句话里了吗？这个河南农民对美国大兵对准他的黑洞洞的枪口很漠然，他低着头，死死地盯着那条画在地上的线，他的心头只有爹死前的话，没地就没命。在与敌人进行了更为残酷的搏斗后，上官富贵坐在自己的阵地上死了。饥饿已经将文书王尽美折磨得对死亡没了恐惧，高地如果是最后的墓场，在它还没有成为墓场之前，就必须待在这里。王尽美望着风雪中灰色的太阳，脑海里闪现着他亲历的日本鬼子占领南京后的一幕幕悲惨的景象，在与美国大兵的搏斗中，他想到的是如果让美国大兵的皮靴踩在这座高地上，身后就是另一座南京城。在敌人的刺刀刺穿了他的胸膛后，他掏出了隔壁家姐姐送他的照片，他想起在下雨的小巷里与姐姐拥抱的那一刻的美好……

　　真实的力量

　　传统的英雄叙事当然可以满足大众的想象性期待，尤其是对虚构文学而言，它为作家预留了巨大的创造空间；但文学终究不能远离生活真实，艺术地还原真实既是一种悖论，也是考验作家的尺度。我不敢说西元在这几个中篇里对英雄叙事的探索达到了怎样的高度，我只是认为他对英雄主义的强调更接近事实本相。从历史的角度看，用文学的方式还原本相不见得是最好的方式，但无疑是重要的方式。西元的文学探索不仅是精神性的存在，从结构角度论之，他的小说有如中国传统的水墨画，采用“散点透视”的方法，没有中心情节，自然就不存在围绕中心情节结构故事，说没有故事似乎更准确，也不突出所谓的“主人公”；他聚焦于碎片化的日常生活，将思想与精神寄寓其中，然后以一种象征性的暗示来指认小说的意义与思想。

　　反映和平时期军旅生活的小说粗看似乎有些粗粝与散漫，但生活原本不就是这个样子吗？那些精巧的小说当然好看，也更具文学性，但距离真实的生活其实已经很远。我不认为真实是评价小说的最重要的标准，但真实让我当下的阅读更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