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东紫与好人戚慧贞

　　聚焦文学新力量

　　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25)

　　东紫，本名戚慧贞，生于1970年，山东人。作品曾入选中国原创小说年度排行榜、中国小说协会年度排行榜，曾获2009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学奖、第三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山东文学奖、山东泰山文艺奖等。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天涯近》《左左右右》《我被大鸟绑架》《显微镜》《春茶》《白猫》等。

　　小说家东紫与好人戚慧贞

　　□岳  雯

　　东紫是小说家。

　　戚慧贞是药剂师。

　　这么一说，大概你会像我一样，脑海里自动生成一座桥，搭在两者之间，仿佛由戚慧贞走向东紫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了。由医生而作家的前车之鉴太多了，比如“弃医从文”的鲁迅，比如契科夫，就连余华也当过几年牙医。至于为什么学医的总是和文学有着扯不断的渊源，我更相信毛姆的说法，“我很相信学医的经历对于一位作家来说非常有益，他会从中学到极其宝贵的知识，得以洞察人性，人性中的至善与至恶。因为人生病的时候便会害怕，也就抛弃了他们健康时戴着的面具，暴露出本性。医生所见的全是病人的本色：自私自利、冷酷无情、贪婪怯懦，但同时也勇敢坚强、慷慨大方、友好善良。对人性的弱点，医生总是要宽容，而对人性的光辉，医生也常常感到敬畏。”大概是因为他本人就是医学系毕业的缘故吧，这席话听起来有些肺腑之言的意思。

　　日日偏居在医院药房一角忙忙碌碌的戚慧贞是否同意这一点，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当她脱去白大褂在键盘上敲打的时候，小说家东紫就悄然探出头来。有时候，她们浑然一体，毫不留情地戳穿一个又一个社会的病灶；有时候，她们又争吵得不可开交。这一切都在她的文字里渐露端倪。

　　像手术刀一样凛冽

　　如果要寻找一个物象来形容东紫小说的“叙述调性”，我立刻想到的是手术刀，寒光凛冽的、锋利的手术刀。

　　这凛冽有时候是属于戚慧贞的。这么说的意思是，一个活生生地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个人，突破了文字的紧身衣，直接以最本真的面目示人。中篇小说《伪绿色时代的挣扎》(《中国作家》2013年第6期)就属于这一类。它不是东紫最好的作品，但是却集中表达了戚慧贞的个人诉求。小说的情节也并不复杂，“我”相继失去了老伴、儿子、儿媳，带着重度脑瘫的孙子壮壮在省城绿洲生活。从题目你就能猜出来，造成这一切的不是别的，就是环境的严重污染和今天说来让人胆战心惊的食品安全问题。城市在现代化的滚滚洪流中迅速向越来越不宜居的方面发展。但显然，在几乎摧毁了一个家庭之后，生活并不会就此罢手。在邻居王蕙心的引导下，“我”愈发感觉到了蔓延在整个社会的造假之风，于是下决心归隐田园，寻觅一片风清月白之地，安享生活。然而，田园不是“将芜”，而是“已毒”，“很多城市里的污染企业都下乡了，好多农村都出现了癌症村”，连“退守”都变得不再可能。于是，“我”加入了乡亲们上访的队伍，试图阻截化工厂对村子的破坏，一切都是徒劳。不仅如此，“我”还因此直接面临着人身的威胁。最后，“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问，“咱们该怎么办？”——这是在问我们每个人，当我们将地球破坏殆尽，哪儿还有我们的容身之处？这样的故事算不得新鲜，但至少体现了东紫试图处理现代生活问题的态度。我仿佛看到戚慧贞深深地沉潜到生活的底部，获得了最新鲜也是最直接的生活体验，她是如此愤怒，情感之强烈，甚至来不及将之转变为“某种水晶般坚硬、伟大抒情诗般令人揪心的东西”(埃蒙德·威尔逊语)，她需要直接地、大声地说出她的愤怒。事实上，她曾经很多次通过小说人物表达自己的愤怒，比如《显微镜》中那个有洁癖的印小青，因为对社会的失望而拒绝通过自己的身体带一个孩子到世界上来。

　　这就是戚慧贞，她不害怕人们嘲笑她的感情不够优雅、不够庄重，她以满腔的热情和真诚来关注社会，我猜，她一定在想，倘若文学不能够让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变得好一点，那么，要文学做什么呢？于是，她反复地说，不遗余力地说，哪怕是多唤醒一个人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热情也好呀。这就是戚慧贞的世界观，未见得多深奥、多高明，但一定是真实的。

　　更多的时候，这凛冽是属于小说家东紫的。此时，那个人群中和我们同悲欢、共爱恨的戚慧贞隐匿不见了，小说家东紫出现了。她拿着显微镜，深入到人心的深处，打量每一处褶皱，探究何以如此的原因。她不急于下结论，她更想知道，我们是经由怎样的心理现实而走到这一步的。所以，这一类小说惯常采用的形式是设置某种情境，观察在这一情境下各色人等的语言、行为与心理，几乎小说中出现的所有人都得接受这一情境的考验。东紫早期的作品《珍珠树上的安全套》即是如此。美丽的珍珠树上挂着用过的安全套，叮当爷爷就此展开了锲而不舍的追查。经由这一物象，住在这一栋楼的人们的隐秘生活就此展开。我们看到对婚外情感的贪求一点点侵蚀到人的神经，进而摧毁一个家庭的正常秩序；嫉妒像虫子般侵入友谊之树，在人与人之间造成猜疑、隔阂与怨恨；过快成熟的青春让少年们失去了往昔的纯真……生活就是这样，表面风平浪静，可谁又知道这之下暗涌的潮汐呢？

　　将这一结构模式运用得炉火纯青的是《春茶》。《春茶》的一条线索围绕梅云的情感空间而展开，另一条线索则事关梅云的生活空间，特别是职业空间。之前，东紫描绘了一副温情脉脉的画面，在这个由五个人组成的处室里，因为人少，人际关系似乎没那么复杂，有和谐的可能。梅云在其中扮演了知心大姐的角色，“性格温和，嘴巴也严”代表了外界空间对梅云的评价，“平淡、平静、平凡和包容”是东紫对梅云的性格塑造。然而，与世无争是否就意味着风云不起？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但是，茶叶事件打破了此前的平静。当同事们拿着空茶叶盒子去送人的时候，五个人的团结小集体就出现裂痕了。其他四个人都将矛头对准了梅云，似乎没有人相信这是个误会，都言之凿凿地断定梅云是出于嫉妒而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之脆弱，所有曾经的美好与温暖都抵不上谣言的破坏。更可怕的还不止于此。当亲密无间的同事反戈一击的时候，梅云的世界立刻破碎了。一盒春茶，测量出了人性的深度。再进一步推想，假如没有春茶事件呢？是否所有的不堪都不会发生？恐怕也未见得。埋藏在心底的恶的种子早晚会破土，会发芽，春茶只不过是催化剂罢了。这就是小说家东紫的凛冽之处，看似写日常生活，然而在平淡有致的叙述中，真实的人心与人性呼之欲出，让人悚然而惊。

　　被肯定与被质疑的

　　对于女性作家而言，情感是她们天然擅长的。较之于男性作家，她们可能更关心情感世界的风雨雷电，有的甚至认为文学的志业也正在于此。这结论或许有些武断，但是，分析女作家在作品中的情感指向，某种程度上将有助于我们对其作品进行阐述，虽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小说家东紫对爱情神话一直保持着警觉的姿态。她不相信爱情能拯救人于水火之中，相反，她倒是看穿了爱情的人工性。她常常描写女人沉浸在爱情之中的痴狂，却也不忘对其当头一棒，试图唤醒女性的性别自觉。仍然以《春茶》为例。前面说了，《春茶》事关梅云的感情，可以说，倘若没有梅云对婚外感情的逾矩，她就不会心心念念要为心爱的人寄一盒春茶，也就没有后来的轩然大波。故事的整个出发点是感情，那么，这感情又是怎么发生的呢？东紫是这样描写的：“在那个漫长的会上，她认识了那个喜欢喝春茶的男人。男人在主席台上用他的博学和幽默把会议室里搅得哗哗作响时，也在梅云水波不兴的内心插进了两把乱搅的桨。在众人的掌声里，男人的目光像闪电一样击向她，一次又一次。她周身麻麻的，木木地坐在那里，警觉地听着自己的心跳，告诫自己，离是非远一点。”这似乎是个一见钟情的例子，可是仔细咂摸，又不是那么回事。倘若没有“主席台”，没有“众人的掌声”，一见钟情还会发生吗？到后来，东紫揭了底，这个男人是“部里的领导”，平凡如我们，只能“从电视上或者会议上见过这个人”，一切恍然大悟。倘若没有“权力”这味药，感情真的会发生吗？在沉默间，东紫解构了一见钟情。东紫用了很大篇幅描述了梅云的纠结，一方面，她沉醉于爱情所带来的新鲜感，另一方面，传统的她又不断反省自己的行为。也是这自省，赢得了我们的同情。只是，这沉醉也是女人一个人的事情。当男人觉察出女人爱得太深，便果断地叫停了这份感情。惯于心理描写的东紫此时选择了沉默，男人只是“低头翻看着报纸说，假的，寄回去吧”。越是前面铺陈女人的用心，此处的省略越叫人深思。或许，被女人奉为神灵的爱情，只不过是男人滋养自己日渐衰老的身心的一种方式。我以为，东紫说出的，不仅仅是男人和女人对待爱情的不同方式，更是对爱情本质的质疑。情感能否成为人的心灵和情感归宿，东紫是持怀疑态度的。

　　这一点在《被复习的爱情》里更是得到了强调。小说写了四个女人的命运，第一主角梁紫月是爱情神话的忠实信奉者。曾经，她相信如火如荼的爱情能天长地久，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事业来求得爱情的完满，可是，婚姻生活挫败了她的想法。一个没有了爱情就不能活的人，在苦闷中只有寻找曾经的初恋来“复习爱情”。可是，“复习”的结果又是怎样呢？不顾一切的付出，换来的只是男人错以性当爱。这不能不是悲剧。再看看作为支线叙述的其他三个女人：一个在打爱情持久战，就算胜利也输给了时间；一个是金丝雀，连生育权也被剥夺了；还有一个根本不要爱情、不要婚姻，生活在父母婚姻悲剧的阴影下，最后选择了自我了断。东紫真切地写出了女人在婚姻与情感关系中的弱势，是否只有像男人一样生活和思考才是出路？小说家东紫没有回答，只是将深重的“困苦、挣扎”留给了我们。

　　小说家东紫面对情感，特别是面对爱情的时候是如此冷峻。可是，别忘了，戚慧贞是母亲，这一身份决定了她不可能决绝地面对所有感情，一旦笔触涉及到了孩子，她就柔软得一塌糊涂。在一次闲聊中，东紫说，早些时候她写的小说里弥漫着浓雾一样的黑暗，可是有了孩子以后，想法就不一样了，至少，要让孩子触摸到光明和温暖，哪怕一点点也好。《白猫》是东紫迄今为止美誉度最高，也最温暖的作品。这一次，她选择了以中年男人作为叙述视角，以猫为题，讲述人届中年的困顿与出路。“我”是一个离异的、独自生活的男人，虽然小时候与孩子相依为命，却因为和孩子长时间不在一起生活而成了陌生人。“我”是如此渴求重新找回与孩子的情感，却在已经长大、刚刚迈入成人门槛的儿子面前一再受挫。短短的假期过去了，儿子走了，却留下了白猫。白猫俨然成了儿子的替代物，在又一轮相依为命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爱是要坚持下去的。虽然结尾有些“破题“，但不得不说，东紫将一个人的孤独和舐犊之情描绘得触手可及，催人泪下。那般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甚至有些讨好，无非是希望弥补未能共同生活的缺憾。然而，孩子是永远体会不到这些的。在细腻的描绘中，跳动在戚慧贞身上的母性一再打动我。

　　同样细述父母对孩子那份感情的，还有《乐乐》和《显微镜》。当小乐乐像小狗一样被拴在床边的时候，初为人母的我和牟琴一块儿心痛不已。孩子，天使一样的孩子，哪能在人间被折断了羽翼呢？正是这份心痛，让家境本不允许的牟琴将无辜受难的孩子接回了家。一个家，因为有了孩子而增添了无尽的欢乐，这是我们能感同身受的，虽然孩子的灾难还会因为大人而延续下去。最终，我们无法确定乐乐是否会摆脱这样的梦魇，但重复的“无法阻挡”显示着牟琴的决心，也让我们稍许宽慰，毕竟“救救孩子”的声音一直回响在我们的文化里。在《显微镜》里，一个残疾的孩子唤起了因洁癖而不愿带一个孩子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印小青的母爱，这使小说突然拐了弯，此时的温暖湮没了之前的琐碎和单调，也弥合了婚姻中出现的裂缝。“是他让我真正活明白了”，这句话是印小青的心声，更是作为母亲的戚慧贞的肺腑之言。作为小说家的东紫质疑爱情，作为母亲的东紫肯定亲情，在两者之间，她不断转换身份，也开拓了小说的层层空间。

　　“放大”的细节

　　我看到的评论都说东紫擅长讲故事，可我恰恰不以为然，她兜兜转转、旁逸斜出，多条线索齐头并进，这正是她不擅讲故事的明证。会讲故事的人，往往采用的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形式，却吸引你跟随其叙述，不断追问：然后呢，然后呢。东紫擅长的是将一个情境、细节反复描绘，远看近况，重力压榨，直到榨出多种味道，多层内涵为止。《饥荒年间的肉》和《我被大鸟绑架》这两部不乏先锋色彩的小说都是如此。

　　分析《饥荒年间的肉》的思想内涵倒也不复杂。我猜，东紫是想说，看似丰衣足食、富裕自足的桃花源，其实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往大了说，这固然能接续上鲁迅先生关于“吃人”的叙事，但就其思想而言，并无发展与推进。东紫的才能在于，她详尽描述了饱儿一点一滴发现“吃人”甚至吃自己骨肉至亲的事实。东紫将这一堪称恐怖的细节逐渐放大，轮廓清晰，刀劈斧凿般印刻在你脑海里。它甚至超越了整部小说，而成为覆盖一切的细节。《我被大鸟绑架》也是如此。小说的结构独异，外层故事是“我”所遭遇的被大鸟绑架的故事，内层是弹弓窥破了局长的秘密而被加害的故事。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在文本中相逢，落在了精神病医院的点上。如果说，弹弓的故事有着人们可以理解的路径，那么，“我”的故事则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重要的是，东紫详细叙述了大鸟绑架我的一举一动。请看这些描写，“突然有一双手抓住了我胸前的睡袍。尖利的手指甲透过睡袍嵌进了我的肉里。随着这种嵌入，像是有哑药注入我的体内，我恐惧万分地大声喊着，却听不见自己的声音。”这样的描写非但逼真，而且切身。虽然我们不曾被大鸟绑架过，可这样的体验，大概会伴随阅读深入骨髓。整篇小说处处不乏这样的描写，将人被鸟奴役、性侵犯的细节描写得淋漓尽致。

　　小说要有有意思和有意义的细节，所谓有意义，就是能呼应小说的隐含主题、能打开小说新的意义空间；所谓有意思，说的是有趣、生动，值得让人咀嚼回味。上面所说的“放大”的细节，兼具了有意思和有意义，甚至因为体量巨大而吞没了小说本身。在这样的小说里，情节变得不再重要，由细节所营造的氛围笼罩了一切。坦白说，这种写法利弊参半：好处是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问题也在于此，小说成了一个巨大的细节，人物的面目将会变得模糊不定，在结构上也可能失去回环转换的余地。

　　正如一枚硬币都有其正反面一样，对于作家而言，他的长处往往也是他的局限所在，而他的局限却又成就了他自身。这真是文学最奇怪的辩证法。在东紫的小说里，可以挑剔的地方自然也不少。比如故事情节的圆熟度，比如叙述的节制与简洁等。可是，对我来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小说家东紫身后，探出了好人戚慧贞的面孔。在她们身上，我辨认出了自己。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我们有着一样的困惑与沮丧，也会迷恋小小的人间烟火。在我们身上，同时居住着东紫和戚慧贞。有时候，我们会大声肯定戚慧贞所肯定的；有时候，我们也会认同东紫所质疑的。没办法，自我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这大概是我热爱东紫，也热爱戚慧贞的最大理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