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语言与自足的文学世界

　　聚焦文学新力量

　　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36)

　　费滢，生于1986年，江苏人。曾获“全球华人少年写作征文大赛”金奖、台湾《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大奖等。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鸟》《朝天宫》《山高水长》、散文《平台》等，出版有散文集《经常走神的女孩》。

　　意象、语言与自足的文学世界

　　□汪雨萌

　　在雨后春笋般纷纷林立的文学少年里，费滢无疑是另类的。在一派青春、疼痛和尖锐当中，她的作品显出了与她的年龄和阅历不相称的老成与平和，已然形成了独特的“费滢风格”。她不像别的“80后”作家那样风起云涌，公开发表的作品数量也并不多，但顽强的文学生命力以及鲜明的“费滢”记号，却让人无法忽视。

　　蔚然纷披的意象营造

　　费滢的文学是一张意象密布的网络，这些意象指向费滢自身，虽然对读者来说，它们有时幻如迷宫。她所使用的几乎每一个词语都有着属于费滢自己的词条解释，从费滢的高中时代开始构建的语义词典，至今已经蔚为大观，生长出无数相互纠缠勾连的枝枝蔓蔓，构建出一座费滢专属的文学异世界。

　　之所以称费滢的意象为“异世界”，是因为她对意象的处理有其独到之处。她习惯在作品中过曝自己熟悉的人、物、景象与事件，将日常事物以一种抽象的、形而上的标准打乱重排，分类整理，重新组合成一个与现实充满距离的存在。她的诗歌《写给四月的茵陈》《夏天》充满强烈而又清新的意象，如同一张张低对比度而高曝光的相片冲击着你的视觉。《茵陈》中老去的丝瓜瓤和茂盛生长的蒿草，一个代表着衰落与腐败，一个象征着顽强与生命力，对立的一组意象在这里殊途同归。她将蒿草的生命前溯，追问它作为“茵陈”的历史。不论生长还是死亡，都在《茵陈》中讲述着不可重复的时间与不可回溯的往事，最终汇聚到被束缚与围困在“过去”的“我”的痛苦之上。同样，《夏天》以几组繁复的长句缀连起许多关于少年与乡村生活的意象。劣质冰棍和它散发出的凉气、闷热的天气与悬垂静止的树叶、地板缝隙间的陈麦与野草、晚饭时的红烧鲫鱼与丝瓜汤……这一切看似随意，却是精心选择与排列组合，是乡村少年夏日所感到的最大的诱惑与最重的烦闷，也同样是田园生活深植的内力和明显的破败之间不断的缠绕和搏斗。

　　费滢对意象的挑选与再塑是严格而精细的，它们当然要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和隐喻功能，然而更重要的是，它们必须是细微的，在感觉上是唯我的，在质地上是互文的，有着内在咬合的可能。这样的标准在诗歌这种体量较小的文学体裁中体现得更为隐秘，而在她的一些短篇小说中就显得更加直观。以《归游》为例，小说以一个乡下孩子进入城市的过程为主线，在主人公眼前展开的所有意象，都明确地指向了两个方向：一是对城市的探寻，二是对故乡的回望。值班室的电扇、马头牌的棒冰、剪裁过的小叶黄杨、迷宫一般的烂尾板楼、走廊上忽明忽暗的灯、滴答漏水的厕所、游龙般灵活的自行车、废弃的浴缸与伴着铁锈的自来水，费滢搭建的城市不是宏大光鲜的，她也不去进行全面或完整的叙述与印象表达。对她来说，这些充斥在城市角落中的细节是一个农村少年进入城市的直接通道，虽然这些物件一般来说并不具有审美意义，但经过费滢的再造，这些城市深处的意象带着它们本身的低俗与污渍构成了一段少年“我”的奇幻旅程，成为孩子眼里、心中的城市底色。尤其是两个小女孩在废弃的浴缸里映着夕阳洗浴的场景，虚幻与日常、蒙尘与纯粹水乳交融的冲击力达到了峰值，相比起采用鳞次栉比、灯红酒绿与遥远的乡村构成的城乡话语的对立模板，费滢的方式可能更加独特而富有深意。

　　这种标新立异的尖锐还运用于少年对故乡的回忆。别扭的塑料脸盆与蛇皮袋、田埂上弟弟在迎风撒尿、剥完蚕豆后发痒的手指甲、鳖骨拼装的辨别风向的仙鹤……费滢并不执著于已经俗套化的城市背景中对乡村桃源式的美化，显然，这些场景和体验带有作者对乡村的特殊感受。费滢无奈而不无快感地看着它们每一次挣扎式的亮相，这些亮相都伴随着由城市意象所引领的压倒性胜利：行李被城市的新家容纳，田埂被规整的城市景观所接替，蚕豆不过是幼儿园“试验田”的产品，仿佛巫术道具般的鳖骨随着爷爷的去世而不再神奇。乡村生活的遗忘、乡村价值的虚无就在这些细节的闪回与替代中几不可察地发生着。不需要故事，更不需要立场的申张，意象的选择、营造和相互搏击成功地诉说了《归游》的不可归与无可游。可以说，《归游》令人难忘与感怀之处，在于费滢对琐碎而整饬的意象的堆砌与重构，正如骆以军所说，费滢是一个出色的“感受者”，不论是形态，还是声音、气味，她都具有足够的敏感度，这种感受力足以让她建立起属于她自己的一个具体而微的世界。她自信地将那些庞大而精细的意象徐徐铺陈在读者的面前，看着读者感受于其中，沉浸、迷醉，不知所终……

　　作为目的的语言迷宫

　　“费滢式”意象写作依赖于她细腻而敏锐的感受力，更得益于她独特的语言。回过头看，费滢与语言的亲密关系几乎天定。她的语言称得上早熟，在成长期就已经与少年式的幼稚卖萌、天真浮夸划清了界限。最初发表的散文作品显出令人惊讶的老练与朴素，有一种周作人与汪曾祺式的气息。费滢早期的这种行文风格似乎还在延续，却已经在实质上发生了重大的飞跃。她的写作近年来最重要的突破，正是发生在语言上。可以说，她的语言已经逐渐成为她写作的最大目的。

　　以语言为目的进行文学创作，这样的主张在30年前曾蔚然成风，许多先锋派作家都进行过这样的尝试，声称“语言就是一切”。然而，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创作，尤其是虚构类文学的主流又重新回归了故事。“70后”、“80后”作者，大多是以故事登场的。而费滢却好像重新捡起了先锋文学的旗帜，在不断的实验中，力图将语言的效能发挥到极致。短篇小说《鸟》的叙事性几乎为零，全由描写细腻的片段通过蒙太奇的方式组合而成，充满张力、动态与画面感，如同一部制作精良的台式青春电影。大奖评委给出的评价是“将文字的物质性表现得非常妩媚漂亮”。的确，小说的语言虽然看似是她少年时代那种简单无华的散文风格，但这篇不到万字的作品给人带来的充盈丰满的质感却是少年费滢不曾有过的。费滢的语言已经成为她独树一帜的招牌，与其说费滢通过不断的语言磨练来达到对她意象与精神的精微表达，不如说她在通过精神勘探与意象经营的不断细化、深入和完美来推进她的语言实验。这种推进现在已经越来越纯粹，越来越靠近语言本身了。

　　在阅读费滢作品时，我常常会感到无法突破、无法抵达的苦恼。她的语言实验太过自足。费滢的试验田是充分个人化的、私密的，如同一间镶满不同角度镜子的房间，虽然有着完整的内在，却总是以碎片化的方式示人，或如万花筒一般，破碎而又光怪陆离，企图窥得全豹是要费些心智的。小说《山高水长》(又名《naga》)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篇2.5万字的作品可以说是费滢语言实验的集大成者。作品展现了她一贯的叙事风格，占据主体的是大量的对话与独白，叙述与描写已经退居幕后，一切都在仰仗语言本身的表现力。故事很简单，大概可以概括为“我”对朋友naga生病透析期间生活的一段“记录”。这份“记录”的时间是非线性的，网状的，穿插着“我”童年的回忆，故事中不断的闪回切换充分显示了文本的实验意味。由于这两个并行的线索在时间上也并非一维，更加深了叙事的难度，然而这一切在费滢这里仿佛是自然而然的。《山高水长》使她在《鸟》时期的独白与对话交相缠绕的回忆性叙事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叙述形式在这里已经是思想的直接呈现，通过碎片化的散点结构，展现命运的飘忽，思考过去与现在的互文关系，展现不可捉摸的存在感。在这部作品中，费滢对多种语言形式进行吸收与改造，不论是方言还是外国语，是典籍、民间传说或是网络上的流行语，都成了她的语言资源。费滢将自己的触角伸向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们虽然物质、简洁，但更加具有弹性，这就是我所说的现在的费滢同少年时期貌合神离的另一种质朴。

　　与过去简单精准的语言风格相比，现在的费滢是在更广阔的话语背景下对语言的加工，直接、精致，具有内在的力量和文化质地。不论是《鸟》还是后来的《朝天宫》直至《山高水长》，我们都可以看到费滢对日常语言的挖掘和展示。在《朝天宫》中出现了南京方言、上海方言和“京片儿”，从日常语言的角度来看，这些方言其实并不地道，但费滢的目的并不是“地道”，而是借助方言表现某种特定的语言形式及其独有的特质，比如南京方言的直白与稚拙、上海方言中的实用与体贴、京片儿蕴含的圆滑与世故，还有典籍的古雅、传说的夸张，这些质地不仅通过自然的发声体现，它们的书面魅力只有通过一定的改造，才能在文学作品中完全地展现开来。在《山高水长》中，这种改造的范围更大也更为成熟。费滢不再费心追求某种语言风格上的统一，而是更自觉地展现一种语言的自在状态。“我”与naga之间的对话带着港澳台式“国语”风格，多语气词、中西方语言混杂、语序混乱、用词夸张等等，这种语言贴合了naga对疾病的调侃和“我”对naga的体贴和迁就。而在叙述“我”的童年往事时，费滢的语言又带有明显的大陆氛围，用词谨慎，色彩暗沉，多停顿与短句等，一下就将作品拉入“我”童年的那种压抑与痛苦当中。《山高水长》虽然看起来无序、随意，但表面的汪洋恣肆之下，是一字一句反复雕琢的精致与用心。可以说，经过多年的积累，费滢已经能够充分地在作品中展现语言的魅力，她已经可以随心所欲地打造出一个丰满、多样、精致而合目的的语言世界，这是属于她的“七宝楼台”。

　　自给自足的属我世界

　　费滢在为谁写作，为什么写作？这是我读完她的作品之后经常思考的问题。她爱惜自己的羽毛，从不轻易发表作品，我猜想，这是一个坚持创作个人化的写作者。她对庞大的外部世界没有太大兴趣，也不想涉足除了自身经验与精神体验之外更广阔的部分，那些都不是她愿意动筷子的菜。因此，她的作品中常常只有一个“我”，最多会有一个“你”，一个为了“我”而设置的“你”。我想费滢是自尊甚至有些高傲的，她也许只是为了自己而写作，她不会迎合阅读，更不会迎合市场。写作好像是她自己的事，是她的生活方式，是她存在的见证，最多，或许是为了那些身份不明的可能存在的同道分享。这样的写作姿态在当下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如果写作只为了市场，如果写作比的就是作品的印数，如果作家比的都是得奖和粉丝的多少，如果我们都在争先恐后地挤向现场、挤向市场，如果为了所谓的可读性而牺牲语言的个性和优雅，牺牲写作的难度，那么，作为生命与精神个体的写作者，他该如何安顿自己？又该如何追求技术的难度与精神的高度？写作的结果千万不能像那个传说中的小和尚，数来数去，惟独忘了自己。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应该向费滢致敬。她追求的是拥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城堡，她是先锋的写作，是精英的写作，是可以寄予希望的文学的寻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