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当做大文章

　　13岁那年，我在笔记本上几乎是无意识地写下了第一首诗，凝视着那些简洁、新鲜的文字，我强烈地感受到，这是来自内心纯粹的召唤。而在20年后的今天，在对人生和社会有了更深的体验和思考之后，我意识到，创作于我，不仅是生命冲动的表达，更多时候，它已经成为了一种使命，一种责任。

　　创作确实需要天赋，但个人的天赋乃是上天赐予的。如果有幸获得了这种赐予，同时也就被赋予了一种使命。我必须尽可能地把自己所拥有的天赋发挥出来，不断地以鲜活、扎实、精美、具有力度和深度的作品来偿还这种天赐。同时，创作离不开创作主体所处的客观环境——我们成长的大地、奋进的时代洪流、密切往来的人们。作家、艺术家绝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我们吃的粮食、穿的衣服、住的房子，享受的亲情、爱情和友情，都来源于这个时代、这片土地、这些亲切的人们。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就具有了一种责任，那就是：以诚恳、公正的态度，为时代写真、为大地歌唱、为人民描绘出他们的悲喜人生。创作是从小我出发，走向大我。作品当从艺术出发，进入存在。当千年后的人们回望这个时代、这片土地、这些人民时，他们看到的就不会是一片虚无，而是通过我们的作品，感受、把握到一种切实、生动的存在。有了这种责任感，在创作的漫漫长征路上，我们才有足够的力量去克服那些难免出现的疲惫、厌倦和茫然。

　　我出生在1978年，正好是改革开放的肇始之年，到今年已有35个年头了。这35年，是中国有史以来社会结构变化最深广、物质基础和精神面貌变化最巨大的35年。而且，这种变化还在继续，并对整个世界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风云际会、风雷激荡、风光无限的大时代。大时代当做大文章。身为作家，如果拿不出在深度、厚度和广度上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大作品，我个人会觉得惭愧。把小文章写好不容易，也很有意义，而把大文章做好，其难度十倍、百倍于写好小文章，因为这需要浩大的才气、丰富的经验和想象力、驾驭大场面的结构能力来支撑；其意义无疑也更为重大，因为正如鲁迅所言，中国从来就不缺精致的小摆设似的作品，缺乏的是像长城那样坚固而伟大的作品。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如果缺乏厚重大气之作，是难以引人重视的。或许有的人会说，我大半辈子生活在小地方，出大作品嘛，只怕有点难度。对此，我的回答是，去翻翻文学史吧。20世纪长篇小说大师威廉·福克纳有15部长篇小说都是描写美国南方一个“邮票般大小”的偏远县城：约克纳帕塔法县。近年在中国再度引起轰动的《百年孤独》被普遍认为是“再现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图景的鸿篇巨著”，而作者马尔克斯给这部伟著所设置的地域背景是哥伦比亚一个曾经与世隔绝的小镇：马孔多镇。当前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无法回避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的种种裂变，蕴藏着丰富的素材。只要有心、用功、沉得住气，就能拿出大作品。

　　有的人听我这么一说，也许会改变想法，喜上眉梢，兴冲冲地奔着一个大题材去了，比如，写新农村建设。他们以为，只要题材重大，就会出大作品——这又是走向另一个误区了。事实上，作家只要是扎根于熟悉的地方，写任何题材都有可能出大作品，关键是看“怎么写”，这就是艺术性的问题。文艺领域内的传世之作无一例外都拥有极高的艺术品质，喊口号的应时之作都遭到了时间的淘汰。认为自己占据了题材的制高点，而在艺术上粗制滥造，这样勉强赶制出的“大文章”、“大作品”，哪怕拉得再长，也是立不起来的。

　　进行文学创作的这20年来，我的几乎所有小说、大部分散文和一部分诗歌，都是以湖南邵阳地区为背景。越深入这片土地，我就越感觉到它拥有难以穷尽的创作资源，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专注、深入地开掘下去。我不敢保证自己一定能写出大作品，但我清楚，若是缺乏这种集中、持久和沉着，即便拥有托尔斯泰那样的才华，也很难写出伟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