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一个青春作家的成长轨迹

　　聚焦文学新力量

　　张悦然，女，生于1982年，山东人。已出版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890》《张悦然十爱》、长篇小说《樱桃之远》《水仙已乘鲤鱼去》《誓鸟》等。2008年起创办《鲤》书系并担任主编。曾获2008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学奖、第五届春天文学奖等。

　　张悦然：一个青春作家的成长轨迹

　　霍  艳

　　谈到“80后”写作，张悦然是绕不开的一个人物，2003年起加在她头上的“美女作家”、“最富才情女作家”称号伴随她走过了10年。这10年里，她出版了3部长篇小说、两部小说集，以及两版文集。2008年，张悦然开始主编《鲤》书系，每期选择一个既和文学相关，又侧重“80后”成长经验的话题，进行小说、随笔、诗歌、摄影等形式的创作。这些主题的探讨和表达不局限于个人体验，也是一代人的共同经验，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从早期内心隐秘情感的探索，到如今转向具有更广泛社会共鸣的尖锐话题，张悦然一直努力尝试转变，而主编杂志的过程，也是对她个人文学品格的一次提升。

　　2006年《誓鸟》出版以后，张悦然有8个短篇小说发表，鲜明地显示出一个作家自我突破的尝试。这些作品不仅保持了她语言上一贯的高水准，在意义空间上也得到了更深入的拓展。张悦然把抽象的主题具象化，摆脱以往局限自我的创作，靠人物的复杂性呈现出主题的丰富性。这8篇小说分别为《好事近》《怪阿姨》《七点零一分》《家》《一千零一夜》《老狼老狼几点了》《湖》《沼泽》，所对应的主题为“孤独”、“嫉妒”、“谎言”、“逃避”、“荷尔蒙”、“偶像”、“旅馆”。

　　张悦然的早期作品是纯粹的情感主题，后期主题则变得具体，从情感到意象，从内心到外部世界，张悦然以较高的完成度展现了一个青春作家的成长轨迹——从自我感情的沉溺挣脱开来，转而关注当下个体的生存状况。这种生存情境完全是依靠鲜活的文字呈现的，张悦然的小说与主流叙事刻意保持距离，既保持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又拒绝意识形态的捆绑。在她早期的创作里，为了讲好一个故事，总是会进行一些刻意的设置，使得情节变得突兀。如今，她把故事的幅度缩减，把人物的复杂性拉长。即便是故事，她也讲得与众不同。在早前的作品里，由于对少女经验与校园经验的过度使用，张悦然的几部小说都有似曾相识的影子，其故事的重复性因此被人诟病。而在她最近的创作中，对经验使用的节制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她丰富的阅读量，阅读提供给她的更多是生活经验的思考。

　　张悦然像工匠一样对语言精心雕琢  在商业化的写作背景下，她的语言具有一种想象力，与日常语言保持距离。她用词考究，修辞结构复杂，对一些词语有偏执的热爱。莫言曾说“她的文字锋利、奇妙、简洁、时髦而且到位”，白烨则用“文字奇绝”来评价她的语言。《好事近》以后，张悦然的语言发生了变化，她不再刻意使用生僻的词语，语法结构也更合乎规范，她的着眼点不再是个别的词语，而是整个句子和段落，小说因此有了一种节奏感，叙事也更加流畅。从细部看，她减少了形容词的使用频率，多用动词，使小说不再靠情绪支撑，而是靠动作推进，这和之前几部作品产生了明显的差异。

　　在一次访谈里，张悦然把同代人的创作特点总结为“形容词文学”：“我们动词萎缩得很厉害，所以我们的小说缺少了行动，更多的是一种特别空虚的描述。大量形容词的出现，源于‘80 后’所处时代物欲的爆发。形容词文学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很主观，第二是风格可能会变得非常繁复、华丽。其实这是我们这代大多数人的风格，当然我们现在也在抛弃和改变它。”

　　《好事近》接续了《誓鸟》的残酷暴虐美学  小说中的所有主人公都具有偏执型人格，文中出现了大量对经血和同性之爱的渲染，如“岩石一般的疼痛忽然被凿穿，一丝清冽的泉水涌上来。少年感觉到了甜。”“经血就是女人欲望的外溢。血有多鲜艳，欲望就有多猖獗。”“垃圾篓里的那团血污像是认识我，看到我，蜷曲的身子就缓缓地打开了，正中裹着一块褐黑的浓血，正在怒放，正在蔓延。”这些极其私密的行为以一种平和的笔调被呈现出来，而不仅是猎奇性的观赏。

　　对快感的宣泄转化为对身体细微变化的关注，这正是一代人孤独的体现，他们不再关心社会和宏观，而是关注自身的微观。“孤独”成为标榜自己独特的符号，也成为对他人的指认方式，还是中学生的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说：“别人都说你冷漠，我却一看到你，就觉得亲切。你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味。我确信，我们是同类。”孤独不再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相反变成了“80后”的情感标记，是个人狂欢的背景。《好事近》呈现的正是对孤独感的享受，“世界豁然大亮，前后无人，不被牵系的感觉让我非常轻松，甚至不愿意去承认，那一点点因为亲缘遁世而产生的孤独”。从害怕孤独到享受孤独，背后承载的是城市化背景下，人不断被强化并逐渐适应的隔离感。

　　《老狼老狼几点了》是一则寓言化的游戏改写  小说写出了当下人对时间的疯狂追逐。平静的村庄因为老狼的一块手表发生了改变，原本没有时间观念的人们开始变得井井有条，所有人都在追赶时间的脚步，只有孩子才能享受游戏的状态。后来，大家想要超越时间，他们调快了手表，想获取更多的时间，连小孩子也拼命地往前奔跑，时间成为埋葬欲望和希望的坟墓，钟表幻化成一张血淋淋的大嘴，碾压过每一个人。“我”看见周围人眼神里的明亮一点点黯淡，最后，人们把门窗钉死，不让时间透进来，这样才保存下了永恒的回忆。这种寓言的写法借鉴于美国女作家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民间故事重新被赋予了野蛮的生命力，不再是皆大欢喜的结尾，残酷的结局使寓言重新焕发了原始的活力。

　　现代社会的作息是“把人逼到死角里，任由它折磨、挣扎、发疯，失去最后一点尊严”，张悦然在小说里把“时间”具象化：“它是一种病毒，在身体里蔓延，吞噬着你的意志，将你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也是从这个主题开始，张悦然把眼光投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现实，一则简单的游戏被改写为时间毁灭记忆的寓言。在这个过程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隔膜所取代，从容被忙乱所打破，时间是一个吞噬一切的黑洞，而我们心甘情愿地投入到它的怀抱，独立性被消磨，青春也被埋葬在时间的废墟里。这本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话题，涉及到现代性的发展，但张悦然用一则“轻”的寓言一击即中，翘起了一块我们不愿面对的石板。

　　《家》的主题是“逃离”  它彻底抹去了青春文学的影子，在青春写作里，情感大于意义，宣泄大于解决问题，而《家》所要探寻的却是我们生活的意义以及解决途径。裘洛、井宇和一只猫组成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家庭，这个家庭内部是以物质来填充的，“10点钟，她来到超级市场。黑色垃圾袋(50x60cm)、男士控油清爽沐浴露，去屑洗发水，艾草香皂，衣领清洁液，替换袋洗手液，三盒装抽取式纸巾，男士复合维生素，60瓦节能灯泡，A4打印纸，榛子曲奇饼干。12点半，独自吃完一碗猪软骨拉面，赶去宠物商店，5公斤装挑嘴猫粮，妙鲜包10袋。”张悦然冰冷的笔触像一台摄影机，忠实地、事无巨细地描写女主人公的采购清单和日程表，体现了这个家庭的现代品质，也这使得从前热爱伍尔芙的裘洛变成了一台自动运转的机器，生活也变成了机械操作。这个家庭具有普遍意义，它之所以靠物质填充，源于传统家庭结构的改变——既没有婚姻的维系，也没有子女的诞生，它是一种中国新兴的家庭结构，具有不稳定的独立性。

　　“80后”作家由于缺乏历史感，在时间上无法纵深延展，但却在空间上游走自由，裘洛很快闯入了中产阶级空间，“欧式洋房，有那么大的私人花园，夜晚安静得让人不觉是在人间。一屋子的古董家具，各有各的身世，比祖母还老的暗花地毯，让双脚落地都不敢用力。所有的器皿都闪闪发光，果盘里的水果美得必须被画进维米尔的油画，再被卢浮宫收藏，她攥着酒杯的时候心想，还从来没有喝过那么晶莹的葡萄酒”，小说对更富庶空间的呈现充满了嫉妒的感情，但同时“她在憎恶一种她渴望接近而抵达的生活”。张悦然有层次地写出了当下青年人的心理：对庸常生活的无感、对更高生活向往又憎恶的矛盾。在这种纠结的心理下，裘洛选择了离家出走。

　　有趣的是，感受到这种现代家庭危机的不光是敏感的女性，男主人公井宇同样如此，他在信中对出走有一番告白，“我知道我不应该对现在生活有什么不满。这的确是安定殷实的生活，并且肯定会越来越好，但我不能去仔细想这个‘好’到底是怎样的好。一旦去想，我立刻觉得这个‘好’毫无意义。我逃避的，可能是比婚姻更大的东西。”为了避免重复，井宇的出走是以保姆小菊的视角呈现的。一个乡下保姆突然有机会独占这个现代家庭，反讽地审视两个现代人的选择，同时也有机会反观自身的生活，“她在想，城市里的人，活得真是仔细又挑剔，一旦发现生活有问题，立刻就要改变。像她这样的乡下人，倒也不是缺乏改变生活的勇气，只是日子过得迷迷糊糊，生活有问题，自己也看不见。”一旦进入了现代空间，一个浑身草味的保姆也开始对主体性进行反思，她决定断绝与老公的关系。在获得这种勇气后，保姆小菊更奢望“登堂入室”，成为这个家真正的主人，“她快活地迷失”在这个家里，虽然在钱和自由的选择中她无法给出答案，但暂时搁置、纯粹享受，却是小菊主动做出的选择。

　　张悦然在《家》里第一次如此贴近当下现实，选择了汶川地震作为两个现代人的归宿：裘洛和井宇不约而同地去往灾区，寻找自我生活的意义。这是“80后”第一次以正面的形象记录作为历史事件的汶川地震。志愿者中，有些人是为了救人，有些人却是为了自救，但无论如何，这个群体都在小资产阶级的梦境破碎后重新思考与大时代的关系，努力融入大时代中。融入过程中的碰撞不是张悦然想要探讨的问题，她更关心的是，如何逃离小资产阶级这个虚幻的梦境，小资产阶级梦碎以后怎么办？

　　《湖》诗意地书写了“偶像”的陨落  张悦然擅用意象，在“偶像”主题下，她利用湖面的意象，既写出异国少女生活的平静与波澜，又写出一个中年偶像作家身上的褶皱。在小说中，张悦然让每个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自由地流淌出来，湖心孤岛的意象代表无法被打破的孤独和隔阂，少女对中年男作家的贴近，使得偶像光辉的外表被一层层剥落——他不过是一个不会讲英语、脾气不好、擅于玩暧昧的中年男人。“偶像”在彼此贴近中被置换为普通人的轮廓，和朋友所仰慕的、报纸所刊介的那个人如此不同。

　　张悦然的创作深受外国文学影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典，张悦然有一份自己的经典书单：安吉拉·卡特的《焚舟记》、克莱尔·吉根的《南极》、塞林格的《九故事》、爱丽丝·门罗的《逃离》、奥康纳的《好人难寻》等。通过在自己主编的杂志上刊登他们的作品，张悦然不断地向经典致敬，也不断在自己作品里汲取他们的养分，安吉拉·卡特庄重而尊贵的气质、克莱尔·吉根简洁的语言和冷峻的笔调，都在张悦然的作品里得到呈现。张悦然的写作预示着新一代作家正在形成多元创作风格，而这已不再是“先锋”、“新写实”、“寻根”等单个词语可以命名的。

　　这8篇作品明显呈现了张悦然的转变，从对单一而纯粹价值观的摒弃到对多元复杂性的开凿，从对虚构梦境的着迷到对现实的主动贴近，从迷恋冷酷生僻词语到对段落节奏的把握，从宣泄到专注，张悦然的写作已经越来越具有一个成熟作家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