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狂欢背后的心灵期冀(王永盛)

　　聚焦文学新力量

　　石一枫，生于1979年，北京人。著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我妹》，中短篇小说《老人》《三个男人》《合奏》等。曾获人民文学新人奖、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等。

　　话语狂欢背后的心灵期冀

　　□王永盛

　　石一枫的文风异于他者——地道的京片子、风趣幽默中尽是调侃的调调。他的小说主人公通常是年轻气盛、荷尔蒙高涨、离经叛道、生活在大院的青春期 少年；年龄范围从十四五岁到二十郎当岁。因此，他的作品一度被称为青春文学，被认为在“为新一代顽主留影”。不过，近年来石一枫的作品在创作风格和题材等 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变化，从主题预设写作到青春写作，从写“我”到写“他”，文风和书写对象的改变，状如化蝶，痛彻心骨，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让我们看出一 些端倪。

　　主题写作与腔调的形成

　　石一枫创作之初，《坐在楼上的清源》《县城里的友谊》《在王府井》等，大多主题先行，围绕人生、人性展开哲理性思考，形成反讽、自嘲、自我作践的腔调，进而让主人公形象跃然纸上，成就了他小说创作可辨识的特征之一。

　　《在王府井》是个寓言式的短篇，“我”是年轻人代表，女朋友林小芬是爱唠叨长辈的象征，早早占据两个粪坑的老人和中年胖子，不就是横亘在“我” 面前的两代人吗？小说写“我”陪整天高频率、喋喋不休的林小芬到王府井吃夜市时，忽然感到肚子在下坠，忍不住要马上找个地方拉屎。但是，要在“资源紧缺” 的王府井找到属于自己的“坑”又谈何容易！“我”东奔西突、苦苦寻觅，好不容易看到“历史性的厕所”：厕所里有三个坑，一个脖子上一褶一褶的黑胖子蹲在中 间的坑上，最里面是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老人，他已经很老了，小脑袋好像一个核桃。“我”只能在胖子的右边就位。两个厕友都很专心，目视前方，让“我”觉 得，在这里拉屎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老态龙钟的两只眼睛瞪得很圆，脸上青筋一突一突，看来他遇到了一些困难；相形之下，年富力强的则得心应手得多，而且嗓 子里的声音也底气十足。这是现实社会中三代人处境的真实写照，取代与更替，总是伴随着隐秘的、无法言说的残酷。小说结局是，老态龙钟被胖子收拾了，“我” 也不能幸免，“他抡起胳膊来，我连挡也没挡就被打到墙上，一只肩膀好像断掉了。他又无数次抡起来，我如同在惊涛骇浪里翻滚，我能听见脑袋咚咚地磕在墙 上……”受挫之后，“我”特别想找到一直想抛弃的林小芬，面对凶残的生活现实，忍受点唠叨算得了什么，“我从来没有这样渴望见到她”。

　　石一枫早期小说主题性明显，《县城里的友谊》中也有所表现。小说主人公耿老金是作者预设的“阿Q”，虽失去了抢劫、强奸、四处流窜的儿子耿德裕 的庇护，却并没就此委顿，嘴上依然不饶人——和曹秃子斗嘴，吃蔡小芬“豆腐”，一样也不落下。当他被“一伙穿着肥大的西裤的年轻人”逼着当王八爬之后，仍 然偷偷咬牙切齿地说：“你们等着吧，我儿子一回来，我让你们一个一个地爬过来”，然后捡起一块石头在文化馆的墙上画了一个三角，“我得记住这个地方，别等 到我儿子回来就忘了”。同样的三角，在蔡小芬小饭铺也画了。当得知儿子被抓获并被枪毙时，耿老金一番长涕后幡然醒悟，大呼这是件“喜事”，至此，阿Q形象 便栩栩如生地浮现在读者脑海。

　　围绕生存现实和人性的叙事，已然彰显了石一枫小说的姿势、力量和呼吸，不仅包含智慧之思，也是用心血煮字。在语言风格上，他坚持戏谑、幽默，偶 尔还暴个粗口，以挑衅姿态特立独行，同时富含思想性。小说的节奏一般较快，在语言狂潮的助力下，故事推进大有摧枯拉朽般的淋漓畅快，最后在潜伏的忧伤和焦 虑处，让情绪氤氲开来。石一枫通过预设故事带我们走进某一类人的生存处境和心灵世界，将精神和心灵层面的困难、茫然、困惑、孤苦、寂寞、无助、无奈等写到 极端，让主人公绝望得生不如死，也让读者的心绪为之起伏，为之沉重。

　　好看小说和青春宣泄

　　《五年内外》对石一枫来说是篇承上启下的作品，之后几年，石一枫开始类似题材、语境和人物的开掘与延展，先后写出了《红旗下的果儿》《节节最爱 声光电》《恋恋北京》等多部长篇小说。《五年内外》与石一枫早期的小说相比，描写的人物更多了，石一枫在其中表现得游刃有余、纵横捭阖。他自己曾说，《五 年内外》“与以前写的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情怀的变化。我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字情绪。看事物的眼光也开始长了起来。”

　　《五年内外》分上下两部分，塑造了老流氓鲁泡儿、高飞，不成功的流氓“我”、张磊、孙亮、熊伟和个性鲜明的小逼崽儿——小哑巴爱吃虫子、大姐喜 自残、二姐小小年纪好抽烟、还有“左眼球偏向最左边，右眼球偏向最右边，始终无法直走”的螃蟹男。小说的人物数量众多，对石一枫的创作来说是一个突破，人 物形象多数也立了起来。大院孩子的成长故事，是定义石一枫为“新一代顽主”的依据之一。他曾说过：“这些作家告诉我：对一个时代理解最深刻的，往往是它的 异类。” “这些作家”包括王朔、朱文和韩东。因为同是“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有过相同的“摸、爬、滚、打”的经历，一段时间内，石一枫从骨子里认定了王朔就是 那个他应该追随的“大哥”。

　　时光荏苒，转眼“我”变成了小区“优等生”，曾在一条战线上的同龄人也都在奔向体面的道路上一往无前。“孙亮和熊伟一个成了解放军中尉，一个成 了国家机关的部门乒乓球明星，最夸张的是张磊，他已经成了一家小型私有企业的老板，著名流氓鲁泡儿移民了，自残姐当空姐了”。5年后，当“我”再次坐在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标语下面，看着毛主席、老干部和打羽毛球的少女们，情形已经有了变化：毛主席好像永远在打车，老干部退休了一茬又一茬，但永远有 资格响亮地放屁，少女们都带着保姆。新的小逼崽儿也出现了，他们的耐克鞋款式已经和我们当初的差别很大了。 他们的头发五颜六色，有红的、黄的和绿的，像雨后的毒蘑菇。

　　青春以及青春即将逝去的惆怅，一如“我抽着小女孩儿给的烟，看着烟雾缭绕盘旋，仿佛时光在手指上方徘徊”那种为所欲为的年岁一去不复返，感伤情 怀是作品浪漫主义表达产生的结果，小说以近乎游戏的形式存在，但是不虚飘；有反叛却不僵硬；藐视假道学，尊重情欲本性。这些特点在石一枫的长篇小说中越发 明显。同样是宣泄青春，《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宣泄的是青春尾巴，是“青春后遗症”。正是有了过去素材、语言、腔调的操练，不是纯粹的虚构，也不是 平白无故的幽默，石一枫的长篇小说更加可读，也沉淀厚实了许多。石一枫想要表达的青春是荒诞无比、却又真实得让人心痛的青春。

　　石一枫终究是他自己。他在《红旗下的果儿》中描述了四个“80后”的成长，与其他年代的青年究竟不同——孤独、困惑、无所事事是时代和社会历史环境赋予他们不一样的感知和体验。他们的成长过程，也必然带有自己独特的印痕，或者迷惘不知所措，或者颓废自暴自弃。

　　石一枫的小说善于让人物自己开口说话，通过作品人物自己的语言，显示他们各自的特征或脸谱。《恋恋北京》描写北京顽主和北漂萝莉的爱情，同样也 是“话语的狂欢”，但组成狂欢的因素更丰富、更精彩，也更有文化味儿。小说不时借用经典作品中的语言和事例，比如当女人碰到流氓时，可以用《静静的顿河》 中女主人公阿克西妮娅的话“我有淋病”，让对方收了歹心；或者涉猎其他艺术门类，比如聊聊《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个杀手不太冷》和《勇敢的 心》……行文中经常插入俏皮话，像“这么大岁数的姑娘，只能算西红柿了吧——冒充水果儿”，石一枫还擅长各种社会行当的特殊行话，甚至那些骂人话，让人读 起来忍俊不禁。

　　破茧之勇与化蝶之痛

　　如果将有关“我”的叙写范围比作一个茧，这个茧便是石一枫能够触摸和感知的生活，对茧内的丝缕纤毫，他了如指掌、烂熟于心，写起来自然得心应 手，不在话下。问题是作家们无不想当“社会的秘书”，每位作家写“自己”都会有穷尽之时，想写“别人的事”和“更加宽广的事”的心思便长了起来。石一枫看 到了这种需要，他的破茧之勇在长篇小说《节节最爱声光电》中已有体现，异于其大部分作品主角都是男性的特点，这部作品的主角是一个女孩，如作者所说，目的 “就是能让笔触丰富一些，并期待自己有能力触及真正的‘别人’”。此外，2013年开始的三个短篇《老人》《三个男人》《合奏》也都是“别人”的生活，这 便进一步表达了石一枫的意图和决心。

　　《老人》的故事架构和人物设置简单明了： 70多岁的退休大学教师周先生，在人老珠黄、才华平庸、毫无魅力的情况下，桃花运却自己找上门了——一个是清新雅气的研究生覃栗，一个是荤香十足的保姆刘 芬芬。这个独守空巢的孤寡老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情欲可能时终于把持不住了，有了“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潜意识呼喊。小说以古典诗词营造高雅意境， 但最终让一个以水为墨，就着青石板书写无字书的方式来悼念亡妻，曾经“在学校里树立了自己忠贞清雅的形象”的周先生，最终走向了俗不可耐的堕落。小说将谐 戏内置于高雅的语句和语境之中，让话语挣脱世俗常识性的判断，对正常生活逻辑进行义无反顾的超越和反叛。当覃栗向“在阳光和尘埃里半寐的周先生”请教，周 先生以其妻明先生的见解回应：“她那时候说过，文徵明诗近白、柳，却远不似唐寅那样俚俗……终归是一股清丽的气息吧。”紧接着，周先生从半寐里醒来，从高 贵高雅的诗词意韵中跳出，回到现实的、具象的、人体诱惑的俗境里——“从侧面看到了覃栗细长的胳膊，以及小臂上的绒毛。终归是一股清丽的气息吧。”高雅与 低俗、超脱与现实、崇高与卑下如影随形，互相映衬，互相瓦解。解构无处不在，叙事穿过正常的行径，折向更能展示人性的潜在生命情态——失去理性规约的欲 望，即便披挂着高雅的外衣，最后走向人格扭曲和心理分裂，自是不可避免。小说不让话语遵循日常逻辑，而是让她自由飞翔，抵达人性和灵魂深处，以表现人性的 本真。

　　《红旗下的果儿》《节节最爱声光电》和《恋恋北京》等的主要人物都是“80后”，《老人》的主角周先生是一个70多岁的老者，对石一枫来说，当 然是陌生的“别人”。如此陌生化的叙写，必然提供给读者陌生化的人物、生活场景和心理历程。另一方面，基于情欲的欲望主题，大多数人往往将乱伦、婚外情、 三角恋等作为主要书写对象。石一枫别开生面地把《老人》中的情欲设置为老人的意淫和老人与研究生、保姆之间的纠缠，也给了读者完全陌生化的情理逻辑和生活 场景，带给读者不一样的阅读心境。

　　然而，陌生化阻滞了石一枫已有创作优势的发挥，没有了话语狂欢，没有了精彩异常的场面和对话，在一板一眼的叙事中，我们享受不到曾经有过的阅读 快感。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三个男人》中，小说以芳华为视角，讲述三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爱恨纠葛。第一个男人是女人丈夫，第二个男人是女人浪漫的情人，第 三个男人是女人物质情人的打手。小说中，那个女人始终没有露面，三个男人却以不同身份先后在芳华小卖部出现，并且上演着各自不同的戏份。小说似乎又回到石 一枫最初主题化预设的创作，只不过叙写的对象更加陌生而已。

　　好在《老人》因为“完成了谐谑与古典两种不同文学品质的有效混搭，使小说叙事有了更多的自由和可能性”的同时，作者敏锐地看到了“老人化”这个 社会问题，虽然小说着墨不多，也没有就此形成有力的合围和追问，但作家在社会复杂变动面前有所感应、有所认知并付诸写作的实践，却是文本的难能可贵之处。

　　从“自娱以娱人，消愁以解闷、休闲以悦心”的宣泄，转向有益于世道人心、有补于时缺民困的书写，致力于拓宽文学内涵的深度和广度，以实现作者的 “千秋情怀和心灵期冀”。尽管石一枫对“别人”的书写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毕竟化蝶有痛，在所难免。因此，《老人》等作品作为石一枫突破写作背景、生活 经历和精神资源的扩展题材实践之作，开始以理性化的想象、分析、推测、演绎，开掘深邃细腻的另一个世界，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可喜的开端和一次有效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