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摹本色 赋到沧桑

　　聚焦文学新力量

　　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37)

　　蔡东，生于1980年，山东人。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山花》《中国作家》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部分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等转载并入选年度选本，曾获得《人民文学》首届柔石小说奖等。代表作有《结发》《无岸》《往生》。

　　追摹本色  赋到沧桑

　　□饶  翔

　　迄今为止，蔡东已发表及将发表的不过十余个中短篇，这对于一名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10年前便已开始文学创作的作者来说，实属罕见的低产。这固然是由于作者的生活变动，然而，我相信其中的原因绝非如此简单。《往生》《无岸》让人惊艳，所显示的深厚内力已使蔡东成为令我“不能忘记”的作家。再回头去读她早期的创作，虽然其文学才华已初绽光芒，但与其“重新开始”的创作相比，已有恍如隔世之感。如此看来，中断的时光并不曾荒度，这其中的“沉潜”、“修炼”、“爆发”，生动演绎了这个时代的小说家所稀缺的文字“炼金术”，尤其能为年轻作家提供某种启示。

　　早逝的青春

　　翻看蔡东的创作履历，以2006年硕士毕业赴深圳工作为界，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断指》《天堂口》《结发》《凌霄，凌霄》和《毕业生》等篇创作于2003至2006年间，是作者的创作起步阶段；在长达4年的停笔之后，2010年开始恢复创作，相继问世的《往生》《无岸》《福地》《木兰辞》和《净尘山》等篇什，无论思想上还是艺术上均已显露出颇为成熟的风貌。

　　早在创作起步阶段，蔡东已然表现出相对于同龄人较为冷静和成熟的气质，表现出她能成为一位优秀小说家的潜质，这固然是她个人的性格天赋使然，但同时或许也与她的知识背景、所受的学术训练有关。从最初的创作开始，蔡东便克制了自我泛滥，避免了“80后”青春写作惯常的浪漫、感伤、矫饰、情感夸张、自我膨胀等色彩，呈示的是冷静的人事观察、理性的自我反思与客观细致的写实笔墨。

　　《结发》《凌霄，凌霄》和《断指》讲述的全是他人的故事。《结发》写的是“大舅”的家务事，叙述他在岁月之河中的夫妻情、父子(女)情。大舅一生经历了舅母、槐角和崔梅玉3个女人。承受命运重击的大舅在昏睡不醒的儿子头边放上舅母与自己的头发，“一日夫妻百日恩”，是为“结发”。这其中，大舅的坚韧、宽厚与深情，岁月的辛酸、惆怅交织着温暖、甜蜜，漾开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凌霄，凌霄》写美丽安分的女孩凌霄参加工作、嫁为人妇后的种种改变、种种如意与不如意。小说避免了戏剧性，而努力呈现平庸琐碎的家庭生活的“本来面目”。“邻家女孩”凌霄在岁月的利齿下，渐渐沦为平庸却还努力睁大双眼的妇人，生活的洪流露出它令人窒息的面目，不甘就范于此，需要多么强大的内心。值得一提的是，两篇小说均使用第一人称叙述，叙事人“我”对于他人世界的观察，或许已找准了作者自我认定的小说家角色：她是一个人间的记录者，而非一个自我的抒情者。

　　《天堂口》和《毕业生》多少带有作者的自我色彩，但作者的叙述依然是客观节制的。《天堂口》纪念一段逝去的青春恋情。“我”不顾男友铁帅的反对，只身前往他所在的城市深圳，只为挽救这份濒临分手的爱情。在以“衣”“食”“住”“行”所命名的各章中，“我”试图以衣食住行这些人间烟火之乐挽回男友的心，却在深圳与男友一起经历了衣食住行的严酷考验。“我”接近成功，却最终在铁一般冰冷的现实面前脆败。事实上，“我”深爱着的那个男人早已在现实的压力面前先行溃败。“我”自认不落流俗的爱情，仍然没能战胜凡尘俗事。《毕业生》以冷静的文字叙述了其貌不扬的女研究生郁金在深圳求职的经历，在各种明规则、潜规则的作用下，最终败走麦城，由骄傲、富有才华的研究生，变成了一名待业青年。有意味的是，无论是人物还是叙事者，对现实都没有发出愤懑之声，充斥其间的是深深的无奈与无力感。

　　仿佛对应着那句著名的论断——“房子令中国年轻人丧失了梦想”，在本该编织七彩青春梦的年纪，郁金晚上反复做的一个梦却是，“她不停数钱，一沓百元人民币，怎么数都不够八张，不是七张，就是六张”。800元是她假装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要给家里汇的钱，真是令人欲哭无泪。《毕业生》作为蔡东第一阶段的创作总结颇具象征意味，未曾尽情绽放的青春梦戛然而止于那个面临毕业、行将迈入残酷社会的过渡时期，“你的梦开出花来了，你的梦开出娇妍的花来了，在你已衰老的时候”(戴望舒)，无论对于作者还是她笔下的人物，都算得上是“早逝的青春”。蔡东未及充分展开、反复操练的青春叙事匆匆结束于此，仿佛是一则时代的文学寓言。

　　一种老去的声音

　　当蔡东回归小说世界时，她已经完成了时空与身份的转换，在这个过程中她经历了些什么，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见的，是她呈现在叙事上的令人吃惊的变化——叙事者发出了一种老去的声音，喜欢谈生论死，哀吾生之多艰。

　　首先与读者见面的是短篇《往生》。“往生”是佛家对“死”的别称，对于在人世苦海中沉浮的人们，“向死而生”这句话或许可以改为“向着往生而死”——死并非令人恐惧的肉体和灵魂毁灭，而是彻底的解脱，是新生。一位61岁的儿媳，与一位82岁的公公，他们的每一天都是向死而生，儿媳康莲独立照料患老年痴呆又摔伤在床的公公“老头”，“生”对她来说是一种磨难，暗无天日；而对于丧失记忆与行动的老头，“生”则意味着“多辱”，在捆绑着挣扎求“生”的途中，“她和他，两个老人，两败俱伤”。尽管小说面对的似乎是当今日益严峻的社会老龄化问题，然而作者的关注点并不在具体的伦理实践与道德景观，而是日常生活的苦难，是近乎无解的人生困局。

　　《福地》则通过两个葬礼来直面“往生”。在45岁这个人生节点上，傅源“提前”思考死后的安葬和归宿问题，起因是同乡吕端在盛年离世后，被安葬在深圳百龄园公墓，碑林沉寂，灵魂却似无处归依，令傅源生出同命相连之感。返乡参加大堂叔的葬礼，乡风乡俗、故里亲人、童年记忆，使他仿佛又变回一株“行走的庄稼”，接了地气。在深圳这个移民城市中，“此地是他乡”，难以真正扎根，而故乡留州也渐渐物是人非，是否又真能回得去？所谓“此心安处是故乡”，在这大迁徙时代，灵魂何依，故乡安在？或许作者同人物一样四顾茫然。

　　南方一线都市深圳、北方三线小城留州，这两座相距迢遥的城市之间的“双城记”，构成了蔡东小说中主要的叙事空间。以深圳所谓“中产阶层”为叙事对象的短篇《无岸》堪称蔡东创作中的翘楚，对人物心理的反复推敲、深入辩证令人叹为观止。因为不忍看到女儿早生的华发、早驼的腰背，也不堪每日准时送达的“校讯通”对于两代人生命的“绑架”，柳萍做出放弃高考送女儿出国留学的决定。然而，女儿赴美留学的费用轻易便破灭了大学讲师柳萍的“中产梦”，她不得不考虑卖房筹款，放弃自尊低三下四地申请单位周转房。以此为契机，柳萍重新检视自己“失败”的人生：这是一个梦醒了却无路可走的现实绝境；是想逃避却无处逃避，想退让也无可退让，强者为王的现代丛林；是欲在此处找回自由和尊严，便会在他处丧失自由和尊严的“守恒”结构。这便是“无岸”：一个个卑微生命的“无岸”人生，一代又一代人的“无岸”人生。

　　清人黄宗羲的《柳敬亭传》讲到，说书人柳敬亭在饱经时代世事的沧桑之变后技艺精进。此例可视为艺术创作的一道“法则”，所谓“赋到沧桑句便工”。对比前一阶段的作品，蔡东近期的创作似乎增添了更多的“身世之感”，追摹本色，赋到沧桑，笔力更深更劲。接连而来的这3个短篇小说，令人对蔡东刮目相看。这首先表现为作者正面“进入”真实人生的勇气。鲁迅先生有言：“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和平年代，“直面惨淡的人生”比“正视淋漓的鲜血”更具有普范意义，也更考验写作者的勇气、坚韧与心智。

　　在种种时代幻象、种种“新意识形态”(王晓明语)笼罩下，“求真”是大智大勇的行为，对神话的破解，是蔡东这一类写实小说自觉承担的职责，创作主体也于焉形成——“这个城市，这个时代，让她从普通的人道主义者迅速成长为深刻的批判现实主义者”(《无岸》)。如果对比多年前的新写实小说，蔡东创作的差异在于，不仅外在地书写了所谓“一地鸡毛”的“烦恼人生”，书写了“诗情消解”的日常生活，而且内在地深入人物的生命困境与心灵困顿，极具悲悯情怀。作者的价值观和写作立场，毋庸讳言，仍然是知识分子式的，但她对此又不无警醒与反思，避免陷入感伤、耽溺与自恋的泥沼，从而也形成了其作品的深度：既有对人物现实困境的形而下的揭示，又有对生命永恒绝境的形而上的思考与叩问。

　　男与女  长与短

　　蔡东的另外3部中篇小说《断指》《木兰辞》与《净尘山》皆是女性主题。《断指》正面写中年妇女余建英接二连三的厄运，《木兰辞》则透过男性的视角，写表面风光的女性背后隐忍的苦衷。蔡东的女性意识在这两篇小说中有了集中的表述。一如篇名《木兰辞》暗示的那样，作者所表达的是如戴锦华所说的中国女性的“花木兰式境遇”——在男权社会，女性反串“扮演”男性，去承担男性的社会角色；“谁说女子不如男”、“妇女也顶半边天”，将妇女与男人置于“同一地平线上”，在赋予其社会主体地位的同时，却不自觉地忽视了女性差异化的精神性别。蔡东敏锐地发现，在阴盛阳衰的社会中“花木兰”们新的境遇，她们代替懦弱退缩、无责任感的男性在社会上冲锋陷阵，这其中并没有多少女权张扬的快意，而是深藏着无数委屈、无奈、伤痛、苦楚。名士自处的陈江流以优雅不凡的女子邵琴为知己，却不知邵琴是小城呼风唤雨的厉害人物，最后反倒需要妻子李燕出面请邵琴为其摆平失业危机，两位女子运筹帷幄，代其出征。而她们的“强悍”、“进取”、积极竞争，事实上是拜男性的软弱、退缩、消极无为所赐。然而，复杂之处在于，作者的批判并非指向这些男性，而是指向一套男性“成功学”的价值逻辑，在这种价值观之下，那些远离功利的男性与不得不强悍的女性一样，成为时代的受害者。

　　女性“深藏功与名”、甘苦自知的处境，也表现在《净尘山》张倩女的母亲身上，她以几十年如一日的隐忍，维系着家庭与“表情驯顺而脚步虚飘”的丈夫的男性神话，却终于在女儿也找到一个“弱势”男友的时候，突然爆发，离家出走。小说在两代人的对比中，呈现了时代对于年轻一代的围困。在科技大公司做现代“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的张倩女“以加班为核心价值观”，然而，在以瘦为美的时代风尚笼罩之下，肥胖的她在婚姻市场惨败，减肥的过程堪称惨烈；而外形不俗的潘舒墨则因事业不顺沦为深圳的社会底层，在一次以炫耀成功为目的的同学会上，这两个不同意义上的“失败者”走到了一起。然而，“同是天涯沦落人”只是接近的契机，并非情感的基础，两人的关系事实上建立于各取所需之上，双方其实都心知肚明。当母亲以离家出走破解了维系多年的“爱情神话”时，张倩女发现，彼岸的“净尘山”其实并不存在，而此岸的“泼烦日子”却无处藏身，“天地如此宽广阔大，可她不知道，还能去哪里”。

　　语言无疑是蔡东的长项，蔡东对于张倩女一波三折的减肥过程的生动描述令人折服，她的语言如珠玉般掉落玉盘，玎玲作响。小说中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分析也妥帖到位，入木三分。然而在人物形象塑造和叙事方面，蔡东却仍有笔力不逮之处，比如《木兰辞》中邵琴这个人物便令人有做作、不真实之感。这样的长处与短处使得蔡东在短篇创作上表现更胜一筹。她的《往生》《无岸》与《福地》3个短篇小说基本以人物的感观和内心结构全篇，裁剪得当，篇幅虽短，气韵格局却大。然而在几篇中篇小说中，过多的心理描写却冲淡了叙事，起承转合没有高潮，使其冲击力反倒不如短篇小说。毕竟，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各自有其规律，中篇小说需要靠人物性格、行动与叙事去推动，对于已经得心应手的语言和心理描写，作者也许还需要做一些删繁就简的取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