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者的忧郁

　　当一行文字被写下，当标点把文字阻隔，让写字人停下来吸一口气，他往往会握笔茫然：这样的文字从何而来？从内心吗？可是写下文字的人，为何会觉得如此陌生，心和手什么时候开始南辕北辙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更多地在写诗歌，而当有一天，诗歌的抒情难以容纳一些膨胀的力量时，小说便开始流淌。小说所具有的讲述本质注定了讲述者要面对很多障碍：讲述者是谁？是写下文字的我，还是故事中的“我”？这两者是如何分离的，他们又在哪个拐角重合？

　　我曾有过这样的尝试，在故事的开头，我尽量疏远熟悉的场景，让情节显得陌生，可当写到某一行的时候，故事自动发生了转变，熟悉的经验开始浮出，开始左右故事的走向。我试图隐藏、改头换面、顾左右而言他，可写下的文字仍然确切地呈现出了生活内在的真实，旁人也很容易就搜寻出其中的蛛丝马迹。如果写作者顺风顺水，把故事讲得无比顺畅，这写作往往是失败的；当文字在推进中充满犹疑、反复、迷蒙不清，反而显示出了某种独特的品质。

　　长篇的写作是长跑，参赛者可以在途中调整节奏、放慢步伐以及决定在哪个路段再开始冲刺。中短篇创作则更像是110米跨栏，不但需要保持速度感，更要在第一步就找准起跑的姿势。长篇小说讲究整体的庄严感与大气象，中短篇小说往往能发挥体裁的优势作出各种表达的尝试。我的中短篇作品不多，收录在《小镇》中7篇，加上新近的一些创作，也不过10余篇。而这10余篇作品是在接近10年的时间中断断续续写下来的，我能从那些词字的缝隙之间看到自己这些年的痕迹。《邦敦西里》中，我试图展示一种漂移感；《小镇》则用粗粝的表达展示一种有厚度的力道；《我特意去看了看那条河》更注重气韵的流畅；《风满庭院》里，我想表达一个想融入故乡的人只能旁观的疏离……想每个小说都产生改变是不可能的，可若是丧失了对变化的追求，难免会陷入某种设定好的风格。我希望在每篇小说中保持不变的是对氛围的营造，让故事的场域笼罩在某种难以说清的氛围里，人物有其行为动机，故事有其活动疆界。

　　讲述者除了会对“讲述者”身份产生自我怀疑，也会对讲述对象、如何讲述、讲述的意义等问题充满犹疑。这种种怀疑会成为讲述者难以割舍的忧郁，让其变得更加敏感，更容易对时空的变化感到无助——所有的敏感者，无非是对时间与空间缺乏安全感。写作对某些人来说具有那么大的诱惑，无非是他要在时空易变中找到某种可见的“安定感”和某种貌似永恒的手段。有没有在讲述过程中保持某种“意识”，往往会决定一个作品的成败。我们看到多少作者只愿意把故事编得天花乱坠，我们也看到多少作者视故事为天敌，把小说写成了某种道理的言说，而不是把道理隐藏在情节的流动中。

　　在我们镇的一个村里有两兄弟，母亲是父亲买来的越南女人，后来在某一年失踪了——或许是跑回越南了。这两兄弟长到30来岁也没结婚，更不愿意干活，两人每天偷砍一根木头，抬到镇上卖，吃碗粉汤，在镇上晃荡到下午再回到村里。他们的父亲70岁了，县里开始发每个月几十块的养老钱，两兄弟为了逼迫老父亲把藏着的养老钱交出来，一个扭着父亲的手，一个拿刀准备捅，全村人都不知道怎么劝止。后来有人说，若是捅死了县里就不发钱了，你们想要钱，就得留着他的命。两人这才把父亲放了……当我把这个听来的真事转述给朋友的时候，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而当我把这事当小说写下之后，他们又一致认为那是一篇失败的小说。

　　转化的过程中，哪里发生了问题？

　　口头讲述时，母亲的越南女人身份、两兄弟的痴傻、每天抬着木头走进小镇、拿刀要捅父亲等等画面经过听者的想象，布满了歧义和生机。当我用文字将这个故事敲下后，故事定型、想象被束，流动感停滞，讲述者的“自信”、“胸有成竹”最终产生了一篇不堪入目的失败之作。讲述者忧郁的消失，让小说本该存有的丰富意义烟消云散。当然，我也渐渐清楚，写诗时所面对的“抒情”并不因为转写小说而消失，“讲述的抒情”往往会贯穿一篇小说的前前后后。可在自以为清楚的同时我又疑问了，谁说诗歌就只是抒情了？诗歌中的讲述就没有那种膨胀的力量吗？诗歌和小说，到底有什么区别？

　　这种种的疑惑，让一个试图讲清道理的人再次犹疑不定。(林  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