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青春与时代的较量

　　聚焦文学新力量

　　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38)

　　路内，本名商俊伟，生于1973年，江苏人。曾获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著有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云中人》《花街往事》，短篇小说《女神陷阱》等。

　　追梦、青春与时代的较量

　　□行  超

　　相比模糊而鲁莽的“70后”、“80后”这种代际划分方式，“中间代”的定义似乎更负责任一些：这是一群在资历号召力和市场号召力的夹缝中突围的人，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失语的状态，甚至曾被认为是沉寂的一代，然而，在经历了平凡却复杂的青春与而立的困惑之后，他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集体爆发，发出了令人吃惊的声音——这里面，有警察阿乙、教师曹寇、工人路内、编辑苗炜等等。虽然“中间代”这个称谓让人感到一种人到中年的凝滞感，但他们的作品却无不呈现出一种完全相反的力量：他们习惯书写无聊、无意义的日常细节，对一切都抱着无所谓与不信任的态度，然而正是这种无畏感，一击命中了生活与生命的脆弱。

　　在这些身未老而心先死的作者中，路内无疑是领航者之一。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讲述了路小路从技校学生到工厂学徒的青春岁月，《云中人》讲的是一群三流工学院学生的离奇生活，《花街往事》则是路内小说中时间跨度最大的，从1966年大串联一直写到1992年终，时代感与内容的丰富性都得到了极大扩充。

　　仔细爬梳不难发现，总有些影影绰绰的人物在路内的小说中缠绕其间，挥之不去——一个荷尔蒙旺盛的少年、一帮混迹街头的小流氓、一个(或多个)姐姐般的“女神”，他们在“戴城”或其他类似的小城镇中浑浑噩噩地生活，心底却总有那么点儿不甘。他们的青春就像一场梦，糊里糊涂、难以道明；他们的梦，也许就是早日离开这无聊的现实和无聊的青春。在这些人物背后，我分明看到，在文学这趟漫长的旅程中，路内是追青春的人，也是追梦的人。

　　异类的少女少男

　　路小路是《少年巴比伦》和《追随她的旅程》两部长篇小说的主角，看上去，这是一个学习成绩很差、成天无所事事，还经常惹是生非的“问题少年”，他没考上正经高中，接着又高考落榜，在学校跟老师作对，在工厂跟领导作对，甚至还因为跟人打架进过看守所。于小齐的母亲曾在愤怒中指责路小路：“你这种社会渣滓我见得多了，油嘴滑舌，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与路小路的青春相伴而行的是一系列传统观念无法接受的行为：早恋、打群架、逃课……这一切，无不指向一个令所有家长闻之色变的称谓——“混混”。

　　除路小路之外，在戴城这个“衰老的县级市”中，还有无数像他一样青春力量无处释放的年轻人。这些人中，有“西瓜刀女孩儿”曾园、“少女帮”老大黄莺、兼职“舞男”大飞、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的虾皮等等。他们来自受到同样歧视的三流学校，“混”在一起时，总有打不完的群架、骂不完的老师。只要他们一出现，所有人都会避之不及，“群众看见我们冲过来，都会惊慌失措地让路，小贩更是鼠窜而去”。

　　在这群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之中，身份比较特殊的是重点高中“戴城一中”的杨一。杨一跟路小路从小一起长大，是大人心目中的好学生、乖孩子，梦想是考清华大学。然而，这个成绩出众的重点中学学生却常常跟路小路等“小流氓”混在一起，在戴城一中和化工技校的那场群架中，杨一曾为路小路等人通风报信，还多次跟路小路一起混在人群中打群架，甚至搞大了女同学的肚子，让路小路替他收拾残局。可以说，这个众人眼中的乖乖仔，实则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叛逆少年。小说最后，杨一不仅没能考上清华大学，还阴差阳错地错失了初恋欧阳慧，生活中最大的亮点竟是“这辈子终于也砍了人”，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loser。杨一的矛盾在于大人眼中的自己与真实自己的不合，也在于他志得意满的少年与浑浑噩噩的成年之间的巨大落差。

　　在戴城这个狭小的空间中，路小路等“混混”被视为“社会渣滓”，他们不务正业，消磨青春，没有未来、没有前途，是被老师、家长放弃的一群人。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中，以肝胆相照、舍命相陪维系着彼此的关系和各自并不阳光的青春。

　　路小路、曾园等人的“结伙”完全是出于一种青春期的心理，正如路小路所言：“我心里知道暴民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的问题是，不做暴民，究竟该去做什么，究竟该洗心革面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都找不到答案。”他们在尚且未知晓“恶”为何物的年纪，有意无意地用一种以恶抗恶的冲动，极端地表现着自己的生命力。

　　不过，跟白锦龙等“大流氓”比起来，路小路等人完全是小巫见大巫，可爱得让人心生怜惜——“小流氓和大流氓毕竟还是有区别，从白锦龙和虾皮身上就能看出来。比如，大流氓都是成年男人，身材健壮，肌肉丰满，还有胸毛助阵，小流氓就很寒酸，都是未成年的男孩，瘦了吧唧的，嘴上的汗毛又细又软。”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这些“小流氓”、“混混”的有情有义、勇敢正直。为了救路小路，曾园在自家餐馆濒临破产的关键时刻掏出一万块钱，摆平了滋事的王宝；外来工进攻前进化工厂时，为了保护劳资科科长李霞和工厂设施，路小路用电棍一一打退“敌人”，成了众矢之的……在路内的小说中，这些痞子、混混、流氓似乎并不可恶，反而有一种正义的力量。

　　爱情在别处

　　每个青春期的少年心中都有一个“女神”。这个女神，让他们第一次认识了“女性”——那是除了妈妈、奶奶、阿姨、小伙伴以外的第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异性。在与女神的交往或对女神的单恋中，男孩最终得以成长为一个男人。与女神的感情是暧昧不清、难以言说、无疾而终的，然而正因如此，这段感情往往令人印象深刻。许多文艺作品都钟情于描述这段朦胧的感情，如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阿扎比》、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等等。

　　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少年，路小路的人生当然少不了女神的参与。在《追随她的旅程》中，路小路先后暗恋过欧阳慧、于小齐两个姑娘，还与曾园有过一段暧昧的情愫。小说虽名为“追随”，然而事实上，与路小路有过感情交往的几个姑娘都先后离他而去：欧阳慧在遭受了与杨一的情伤之后，与路小路亦断绝了来往；于小齐离开路小路去上海学画，之后经历了一场并不成功的恋爱；富家女曾园遭遇破产危机，为了躲债不得不只身逃往上海……这些女性无一不是路小路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友人，然而，生活的坚硬与宿命的无奈，最终让她们接二连三地离开了路小路的生活。

　　到《少年巴比伦》时，路小路的女神终于出现了。随着年岁的渐长，高中生路小路变成了一个化工厂的学徒工。化工厂是落榜的路小路最好的去处，然而它的枯燥、沉闷、死寂却时时折磨着路小路与他体内难以释放的荷尔蒙。好在，路小路遇上了厂医务室的医生白蓝，起初，这个“穿白裙子还有一双杏眼”的姑娘点燃了路小路压抑已久的欲望，是他对这枯燥工厂生活的惟一眷恋。然而之后，种种现实原因最终击败了这段本就不该开始的爱情。“我和她都知道这场爱情最终将会以什么形式来收场”，“在我当时看来，离别总是伤感的，因为伤感，所以不能用言语来表达，好像春天里绵密的细雨，用肉眼都分辨不出雨丝，不知道该不该打伞。我所感到的，就是那样一种伤感，只能互相暗示，用调侃来安慰自己。”

　　不管是欧阳慧、于小齐、曾园，还是白蓝，路内小说中的女性或主动、或被动，最终都一个个离开了路小路，离开了戴城。然而，路小路的世界却始终未曾打开，从技校到化工厂，路小路虽无比鄙夷、憎恨这个城市，但他的脚步却始终未曾踏出这里半步。随着这些女性的一一离去，路小路的一段段爱情也随风而逝，消散在远处的某个角落，“我之所以爱她，是因为我觉得，在她身上的那种东西就是爱。我对爱的理解是有偏差的。这无所谓。”

　　同样地，在《云中人》中，男主角夏小凡所钟爱的LUSH乐队的那首《ladykiller》仿佛一个梦魇或诅咒——每一个与他交好的女性，都或多或少受到小说中那个神秘而恐怖的Lady Killer的威胁，她们有的受到惊吓，有的甚至因此丧生。长发校花给了“我”第一次的性经验，然而不久之后，这个美丽的姑娘却意外地在一起连环杀人案中死去，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我”对她的想象。小说中，“我”所追随或寻找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失踪的小白，二是意外死亡的齐娜。与这两者之间的感情，似乎是“我”始终说不清楚的：为了查明小白失踪的原因，“我”几度深陷窘境，却始终不愿放弃，显然，这是一种超越了同学、兄妹的感情。然而事实上，小白的父亲却是“我”的杀父仇人。齐娜是“我”大学4年的死党之一，先后与“我”的几个朋友在一起，而最后，她竟为了帮我寻找小白死前公司的数据，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与这两者相比，先后与“我”发生性关系的植物学女孩、咖啡店女孩、拉面头等等，无非都只是“我”发泄自己过剩荷尔蒙的对象。可以说，这些唾手可及的性与虚伪的爱，并不是“我”真正渴望的。真正让“我”心随其动的，是死去的校花、失踪不见的小白和令“我”追悔莫及的齐娜——她们之于“我”，就像《追随她的旅程》中呆卵口中的“小蓓”一样，是一个既虚幻又真实的幻影。她们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告诉“我”爱情在哪里；她们的离去，更像是为了惩罚“我”在爱情中的怯懦与犹疑。

　　转型时代的隐秘暗语

　　路内的小说，常常对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有着异常明确的交代，如“2001年有过一些奇遇式的经历，得一件件说”(《云中人》)；“1991年，我18岁”，“90年，我暗恋上一个女孩儿，那年我正好17岁”(《追随她的旅程》)；“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事情，那时候我20岁，生活在一个叫戴城的地方”，“92年秋天，一切都乱糟糟的”(《少年巴比伦》)。不难看出，时间与时代对于作家路内来说，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

　　《追随她的旅程》和《少年巴比伦》的故事发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云中人》将视角聚焦于世纪之交，《花街往事》虽然有近30年的时间跨度，但集中书写的却是80年代。对于发展中的中国而言，上世纪80年代到世纪之交无疑是一个经历革新与阵痛的转型时期，在这一阶段，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一种难以置信的速度迅速脱胎换骨，成了一个个全新的水泥森林。而广大乡村的发展则相对滞后，大部分人依旧在与土地的朝夕相处中延续着自己的人生。最能体现时代裂变的是这时的中国小城镇，在这里，乡村经验与城市经验、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激烈地碰撞，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化学效应——这里，正是路内小说的笔力之所在。

　　小说中，转型时代的典型印记随处可见，“90年代初，枪驳领西装非常流行，双排扣子最好是金色的，更神气。那时候还流行穿太子裤，又肥又大，裤腰上打着8到16个褶子。太子裤配金色扣子的枪驳领西装，脚下是一双白色的真皮运动鞋，就这么个鸟样”(《少年巴比伦》)，“T市的中心地带，到处都是工地，拆到只剩骨架的多层楼房，像剃头推子平推过一样的平房，巨大而密集的土坑，连根拔起的大树，某一栋高层楼宇像穿套头毛衣一样逐渐向下延伸的玻璃幕墙，连片的工地围墙上无不刷满各个建工集团的名号”(《云中人》)……与之相对应的，还有属于那个时代的人的逻辑，“看不懂的是一伙男工，他们围着通告咬文嚼字，未上环的女工都要上环，那么处女也没上环，难道也要去给她们上环吗？正好计生办的人叼着包子走过，被男工揪住，请他解释一下处女上环的问题。这人觉得，工人虽然粗鲁，在某些方面还是很有想法的，就把通告揭下来。”(《少年巴比伦》)这些似曾相识的场景和这种既陌生又熟悉的逻辑仿佛暗语一般，将小说的背景指向了那个动荡而混沌的年代。小说家路内仿佛在大荧幕后面播放录像的人，将80年代的黑白影片呈现在黑暗的影院中，狡黠地看着那光影斑驳的座席和其中唏嘘不已的观众。

　　如今，“重返80年代”的口号越喊越响，人们几乎已经确定，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与激情的黄金时代，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复兴。然而，路内在小说中并未给这个时代赋予过多的光环，相反地，他小说中的80年代是一个启蒙与愚昧共存、理想与失落并在的时代，他的小说中既有白蓝、于小齐这样对生活充满信念的阳光少年，也有路小路、夏小凡这样对未来不屑一顾的混混，还有杨一、老于这样曾经豪情万丈，最终一败涂地的平凡人。他们都属于那个神秘的80年代，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人生存在巨大的差异与断裂，正是这种多样性，构成了丰富多彩的80年代。

　　成年后经历了种种失败的杨一最后发现，“原来，这些年在人世无目的地游荡，推销农药，讨债，逃命，也可以视之为一种追寻。只是很可悲，最后追随到了一个大胸爆炸头红衬衫的妓女怀抱里，并且她还不承认自己就是往事。那就只能承认他自己是精神分裂了。”在那个瞬息万变的年代里，人人都在追求，人人都在寻找，然而到头来，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找什么、自己到底找到了什么。时代尚且如此混沌不明，更何况生活于其中的路小路们呢？

　　青春期的梦和幻想是路内文学旅程起航的地方，在这里，路内完成了对“小人物”与“小城镇”的完整塑造。然而，除此之外，在路内小说的文字缝隙之间，我分明看到了更多、更广义也更隐秘的暗语，这暗语有关时代、有关宿命，有关更深刻的人性奥秘。因此，对路内未来的创作，我有着更大的期待，我期待他能将笔触伸向更广阔的领域，我相信，走出青春、走出梦境的路内，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