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荆棘里发现花朵(李云雷)

　　聚焦文学新力量

　　邵丽，女，河南人。1999年开始写作，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四部，长篇小说两部。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2006年度《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第二届“河南文学长篇小说奖”、河南省长篇小说政府文艺奖等。

　　在荆棘里发现花朵

　　□李云雷

　　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会遭遇到“严重的时刻”或重大变故，这样的时刻，人们会如何面对？在邵丽的长篇小说《我的生存质量》中，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人面对人生变故时的典型态度。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我”在生活中遭遇了重大的变故——她很有前途的丈夫突然“出事”了，这打破了她平静而优越的生活， “某一天，周围的一切依然如故，所有的人都在按照自己固有的方式生活，只有你从生活的链条上突然滑落了，坠入一个你认为永远不会落入的境地。”这让小说的 主人公陷入极端痛苦与焦虑之中，在重大变故面前，她开始重新思考生命中的一切，追溯并回忆自己的过去，描述祖辈、父辈以及女儿一辈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 试图将被打碎的生活秩序与价值观粘合起来，重建一个坚固的小世界，重建生活的基底与信念。

　　《我的生存质量》：素朴而真诚的诗篇

　　在叙述者追溯的过程中，她以极为真诚的态度去捡拾生活的碎片，她一点点回忆，一点点辨析，她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并非自然而然的，她 的生活方式也是处于时代变化中的某一特定阶段的，既与祖辈、父辈的生活不同，也与女儿一辈的生活不同，即使是在同辈人之中，她也与其他的人不同。在这里， 她将过去的生活客观化与相对化了，重新思考，重新打量，并在这一过程中重新认识了生命的意义。小说的结尾，她的女儿也诞生了一个孩子，新生命的降生既为这 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喜悦，也让我们看到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哲学——无论遭遇怎样的变故，生命是最为宝贵的，生活终将延续。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中国人 的生活态度。当面对人生中的重大变化时，我们并不像西方人那样以超越的方式走向宗教，如英国诗人菲利浦·拉金《礼拜》所说，“每个人总会蓦然发现/自己有 变得严肃的渴望/总会带着渴望来到这里……”中国人并不走向抽象的外在的宗教，以忏悔的方式净化灵魂。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主人公所做的，一是走向家族，在 生命的流转中寻找个人的来路与归依，在家族脉络中找到个人的位置并获得内心安慰；一是走向内心，从个人的成长史中梳理“自我”建构的过程，发现生命的缝隙 与假象，从而重建一个新的“自我”和一个新的立足点；一是走向审美，小说的主人公并不试图逃离现实，而是既在现实之中，又在现实之外，以一种超越性的目光 重审个人的境遇，在痛定思痛中重新发现生命的真义与美感。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传统的生命力，它并不寻求外在的评价，也不寻求最终的结果，而只注重生命的过程本身，珍视生命中所有的欢笑、泪 水、疼痛与悲伤，正如小说结尾处所写到的，“如果你觉得生命是值得珍惜的话，那你至少应该懂得，你的生命中的一切都是正好——刚刚好，享你该享的，受你该 受的，不多不少。所有的执著都是为了放弃，所有的放弃都是因为曾经太执著。……我们永远不能准确地预知自己的将来，但对过去的日子总该知足吧！难道我们握 在手里的生命，还不够甜吗？”——在饱经沧桑与看尽人情冷暖之后，这样的感悟足以令人动容。

　　在写法上，作者在小说中插入了自己以前小说中的一些段落，并与叙述者“我”贴合在一起，叙述语调真挚自然，让读者跟随叙述者一起感受到了追寻中 的困惑、痛苦与悲喜。我们可以将这一过程视为“回心之旅”，人穷则返本，在叙述者的苦苦追寻中，我们既看到了她的心路历程，也看到了她在自我省思中达到的 新境界。在叙述上，作者发展出了一种细腻、真切的写作方式，看似自然随意，却是作者在生活体验基础上的一种创新，她以自然的笔调写心中之事，打破了小说的 叙述成规，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朴素的写作方式，也看到了她真诚的人生与写作态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部小说是来自沉痛经验的一部素朴而真诚的诗篇。

　　但在这里，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有人也将《我的生存质量》称为“官场小说”，如果我们以官场小说的常规来看，这部小说并没有过多地涉猎到官场 的内容，而只是表现了官场的“后果”，其关注范围仅限于家族之内，带有浓重的私人感情，如果能加入一种社会的视角，则可能会使整部小说更加丰富。在这个意 义上，《我的生存质量》与魏微的中篇小说《家道》颇为相似，它们的新颖之处在于写出了官场背后的家庭世界，为我们打开了一个观察官场的新视野，让我们看到 了官场的荣辱浮沉对一个家庭的巨大影响，但在这里也遇到了一个道德与政治上的困境，即我们是否应该只在家庭范围内来评价官场中人的作为？在《家道》中，我 们看到了一个人的失势对妻女的影响，在《我的生存质量》中，我们同样看到丈夫在官场的巨大波折对主人公所造成的内心创伤。

　　在家庭的范围内，我们的情感与立场必然会站在官场中人一边，但如果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我们必然会追问事情的真相并对之做出评价，但这里的评价标 准并不必然与家庭范围内的评价相同。这里涉及的是当代中国的复杂道德问题。传统中国有私德与公德的区分，一个私德好的人在公共社会领域中未必会被视为好 人，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又有新道德与旧道德、西方道德与中国道德之别，一个传统的孝子未必就是新社会的好公民，一个西方的绅士也未必会在中国社会获得 好评，这些道德标准之间的复杂交织，以及当代中国的飞速发展与剧烈变动，让当代中国的道德评价标准处于一种复杂的状态。《我的生存质量》和《家道》虽然没 有直接触及这些问题，但是它们侧重于家庭范围内的书写，也让我们看到道德的复杂性，让我们思考社会标准与家庭评价之间的矛盾与撕裂。而正是在这里，我们可 以看到当代社会真正的问题与疼痛。

　　《我的生活质量》：官场的“成长小说”

　　与《我的生存质量》相比，邵丽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更像“官场小说”。来自乡村的青年王祈隆，通过发愤读书考上大学，毕业分配进了 城。他志存高远，却只能在农校过着落寞孤寂的日子，后来虽阴差阳错结了婚，情感生活却没有质量。一个偶然的机会，王祈隆走上了仕途，逐渐晋升至市长。他的 艳遇不断，但感情问题却难以得到解决，内心充满了困惑、矛盾与挣扎。这部小说也与通常的官场小说不同，它并不侧重于揭示官场的规则与潜规则，而注重描写官 场中的人，更像是一部在官场的“成长小说”。小说重点在揭示王祈隆的人生道路与心路历程，通过他从乡村进入城市的经历，展示了一个人的处境及其变化，也显 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复杂面向与剧烈变化。

　　在小说最后“我的自白”中，王祈隆回顾了自己的前半生和他经历的女性，他说，“终于走出了大王庄，我觉得我是条自由自在的鱼，从那片养育了我生 命的泥洼子里，毫不犹豫地游进了城市的滚滚急流里。我带着我的自信，带着我的倔强，我是挣扎出了自己的流域。城市的天空是那么的狭隘，城市的空气是那么的 污浊，城市的人是那么的自私和丑陋，他们像排斥粪便一样急于排除我。但是，我站了起来，我告诉他们，我要当县长！我在她们的眼眸里观照自己。是的，那些城 市里的女孩们，她们用眼光发给你进入城市的通行证。她们，刘圆圆、冯佳、高不可攀的李彤……我从一个城市游到另一个城市。我从一个小城市游到一个个更大的 城市。可是，我越来越迷茫，我的城市在哪里？我奶奶的城市又在哪里？在城市的屋檐下，我总是在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在这段富于总结性的自白中，我们可以看到王祈隆的内心矛盾与情感结构，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及其跨越的努力；二是男 女关系的复杂性，征服女性是他征服城市的一种方式，而这又牵涉到情感、婚姻与道德问题；三是官场的险恶复杂，他的挣扎与奋斗；四是现实处境与心灵归宿的矛 盾。王祈隆身上不仅集中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矛盾，而且体现出了一种时代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并非是一部单纯的“官场小说”，它比官场小说多出的部 分，恰恰是小说前半部中王祈隆青少年时期的成长史，这是一个乡村青年的进城故事，或者说是一个《平凡的世界》的故事，小说通过这一部分的描述，展现了一个 乡村青年的艰苦生活及其不断进取的精神。正是有了这一部分“前史”，《我的生活质量》才与《沧浪之水》《国画》等官场小说不同。或者说，《我的生活质量》 才与《沧浪之水》《国画》的故事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视野。在这里还需提及，在《我的生活质量》及《平凡的世界》《沧浪之水》等小说中，蕴涵着一 种不断进取的时代精神，主人公总是不满足当下的生活现状，力求超越现实，超越自我，追求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这样的追求或者表现为个人理想的自我实现，或者 表现为官场的生存智慧，虽然其中不乏可以反思的因素，但这种进取的精神恰恰是一个民族保持活力的象征。而在优秀的官场小说如《我的生活质量》《沧浪之水》 《国画》中，当主人公到达一种新的生活处境后，他们也会对官场中的进取保持一定的反省，正如上引王祈隆的自白一样，虽然对王祈隆这个复杂的人物我们还可以 做更深入的分析，但在他身上体现出的“进取—反思”精神，则可以说是我们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

　　中短篇小说：细腻与大气相结合

　　邵丽的两部长篇小说虽然引人关注，但她创作更多的是中短篇小说。在我看来，她的中短篇小说中有两类是最为独特的。

　　一类是写女性、情感与婚姻的作品，如《明惠的圣诞》《汤丹的寂寞》《迷离》《生活痕迹》《马兰花的等待》《木兰的城》《城外的小秋》等。在这类 作品中，邵丽发挥了她作为女性作家敏感细腻的优长，对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有着细致真切的刻画。但另一方面，邵丽很少孤立地描述主人公，而是将之放置在具体 的生活环境与人际纠葛中，放置在大时代的矛盾与冲突中，描述出人性在特殊环境中的变化与变异。以曾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明惠的圣诞》为例，小说中的明惠高考 失败后进城打工，后来做了一名“性工作者”。小说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写这样一位失足少女，而在于写出了她在污浊的环境中如何维护自己可怜的尊严，并为此付出 了生命的代价。在这篇小说中，邵丽对明惠的心理有着细腻的刻画，同时将她放置在一个特殊环境中，通过少女之死映射出了一个时代的病症。

　　如果说这一类作品展现了邵丽细腻的一面，另一类作品则显示了她大气的一面，那就是以《刘万福案件》《人民政府爱人民》《村北的王庭柱》《老革命 周春江》《挂职笔记》为代表的描述基层干部的小说。这些小说以邵丽一次下乡挂职为契机，通过这类作品的写作，邵丽走出了城市生活的狭隘范围，走向了更为广 阔的中国大地与民众，在这些作品中，邵丽对乡村逻辑与官场逻辑及其矛盾有着细致入微的描述，显示了她在大视野中把握现实并将其艺术化的能力。

　　邵丽说，“我更倾向于在苦难里发现美好，在荆棘里发现花朵，在阴霾里学会看到阳光。文学的神圣在于，它始终使我们的精神挣脱沉重的肉体，以独立 和自由的姿态，存活在另一个可以抵达永恒的世界里。”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苦难与阴霾，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也看到了花朵与阳光。那些美好的东西穿越 重重雾霭，在某一刻深深打动了我们的心，或许这就是艺术的力量。作为一位女性作家，邵丽既有细腻的一面，也有大气的一面，她的作品将两者很好地结合了起 来，这是我们在女性作家身上较少看到的品质。来自中原大地的邵丽继承了传统中国的文化元素，又融入了新时代的观察与思考。在她的作品中营造了一个细腻而开 阔的艺术世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面影，也可以看到作家毫不妥协的写作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