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多重人性的暗道

　　聚焦文学新力量

　　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20)

　　张楚，本名张小伟。生于1974年，河北人。作品入选多种年选及中国小说排行榜。曾获“大红鹰文学奖”、“人民文学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等，2011年入选“未来文学大家TOP20”。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樱桃记》《七根孔雀羽毛》，代表作包括《曲别针》《长发》《梁夏》《刹那记》《樱桃记》《细嗓门》等。

　　通向多重人性的暗道

　　□吴  萍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上世纪初，安德森·舍伍德在《小城畸人》里呈现了俄亥俄州瓦恩堡镇的各种“畸”人，并以此拎出一连串有关人的精神、本能以及欲望等等的无解方程。之于张楚，他笔下的志国、王小丽、宗建明、樱桃或夏朗等人，都一一对应了“畸人”的身份，只是他们离我们更近，更让我们心会。

　　“人性”作为人的基本属性，名下埋着若干的秘密和疑点，这点燃了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兴趣。张楚亦正“执”于此，以小说的形式立起一个个陷于现实困境的人物，与我们分享他在人性这个深洞中掘得的宝藏。

　　《曲别针》中的志国如何胜任父亲、丈夫、嫖客和杀手的多重角色？《疼》中的马克为何将绑架案设置在自己的屋内？《樱桃记》和《刹那记》中的樱桃如何在耻辱中想象美丽的爱情？这些问号犹如一个个风向标，吸引我们走入张楚的小说深部，滑向他欲表达的各种人性的暗道。

　　双向性的痛感呈现

　　“痛感”应该是张楚小说的第一属性，几乎从2002年的定调之作《曲别针》就开始了。此后，他写了《草莓冰山》《安葬蔷薇》《长发》以及《疼》，一直到小说集《七根孔雀羽毛》中的7个中篇。张楚每篇小说的主角几乎都充斥着某种痛感，《曲别针》中的建国因病女而疼，《草莓冰山》中的拐子男人因空缺女人而疼，《长发》中的王小丽因穷窘和性侵带来的耻辱而疼，《梁夏》中的萧翠芝因爱无果而疼，《夏朗的望远镜》中的夏朗因兴趣的“折翼”而疼。

　　即便撇开了故事的主角，张楚也没忘让配角们也分得“疼痛”这杯羹。于是，我们很难指认出建国的妻子张秀芝、拐子男人在外做鸡的女人或萧翠芝身边的王春艳就是毫无痛感的另一群人。读完张楚的20余篇小说，我没有发现一个人具有欢悦的特质。他们在小说里很少笑出声，最好的状态仅陷于一种“暖暖的疼”的温情中。他们无一例外地在各自的困遇中压抑、纠结、呻吟、挣扎甚至走向了自戕。

　　看到命运暗影下的人们所遭遇的痛苦，张楚也就造出了一个个“痛苦的人的形象”。张楚长于一种“内蕴式痛感”的呈现，以“痛苦”为主伴以其他特质抟成了各种不同的失败者形象。可是，作为小说家的张楚，还将这些人物的痛感传递到读者那里，形成另一种“放散式痛感”。

　　深夜阅读《草莓冰山》，竟被某种“折骨之痛”紧追不放。拐子男人、小东西、男人的女人和叙述者“我”瞬间附体了，我被源自不同方向的痛苦击垮了。《疼》的标题现在看来实在显豁了些，杨玉英荒谬地死于马可蓄谋的绑架案中。小说结尾，马可从渐渐冷却的杨玉英身上迟到地领悟到爱的真谛——日常的细碎的充满烟火气的爱，寂静到令人心碎。《惘事记》里的王姐和老鸨头穿破了审判和被审判的关系。都是母亲都有病孩子的同一性让王姐透视到老鸨头的日常，她越过案件和身份，给予对方最柔软、最潮湿的温情。而作为读者，不难通过老鸨头的日子想象8小时以外的王姐，痛感就这样借住张楚的表达外化扩散了。《梁夏》中的萧翠芝性格刚烈，爱得过猛最终无法收场。表面上看她是被世道逼死的，而真正的刽子手应该是梁夏为其蒙上的“耻辱”。故事里，张楚表现萧翠芝的情欲一如高塔般突兀奇耸，可以想见最后的轰然倒塌给读者带来了多大的震痛。

　　造出有着不同痛感的人的群像，并让读者在亲近时为之唏嘘、为之歌泣，这是张楚的力道。罗兰·巴特在有关摄影艺术的《明室》中有著名的“刺点说”：一帧照片打动人心的无非是其“刺点”(照片的细节)。换以张楚的小说，那些倴城小人物在爱欲、中伤、欺骗以及种种错置境遇下的内心不安，都是其小说密布的“刺点”，它们无不一一重合到读者的自我经历上来。这便使我们往往极易被小说中太多锋利的细节割伤，被人物内心涌动的痛“蛰”到。

　　陷于耻辱沼泽的女性角色

　　克莱尔·吉根的《南极》模糊了作家的性征，写活了一个很会爱女人的男罪犯，让读者看到她是“既了解男人又洞悉女人”的人。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写出深陷欲望囹圄的包法利夫人，足够证明作家本人也具有“男女通吃”的超能力。作家一旦有能力溢出自身性别地去写，最终会令读者服膺。

　　《樱桃记》和《七根孔雀羽毛》两本集子中，出现了建国、马可、宗建明和夏朗等性格鲜明的男人，这不足以让我瞠目。我稀罕在张楚僭越了男性身份，写活了《长发》里的王小丽、《疼》里的杨玉英、《穿睡衣跑步的女人》中的马小莉、《惘事记》里的王姐和老鸨头、《樱桃记》和《刹那记》里的樱桃母女、《梁夏》中的萧翠芝和王翠艳以及《细嗓门》中的林红和岑红这对“姐妹花”。她们的身份不同，或是小商贩，或当过妓女，或只是一台生男孩的机器，或育有残疾儿，或生而残疾，或爱而无果，或伴以不幸婚姻等等。然而作为一个个卑微的个体生命，她们致死都扯不下张楚给其裹上的“耻辱”的紧身衣。

　　王小丽好不容易净身出户，摆脱了性无能的前夫。一切灰暗的过往并未使她彻底死心，她试图逃离阴影，憧憬与马黎明的美好未来，盼着早一点圆“母亲梦”。可是，她还是撞见了马黎明与前妻的偷欢，还是为了几百元，惨遭坏男人的性侵。冥冥中被“耻辱”一路围堵的王小丽，失败婚姻不是她自主促成的，偶遇未婚夫的艳事也实非自愿，而最终手心里的几百元让她承受耻辱的能力濒临至极限。若说王小丽是对“耻辱”的被动式接纳，那么《疼》中的杨玉英身上的耻辱似乎成了“罪有应得”——她曾做过妓女。黑色的原始积累为其囤积了不少金钱，也攒积了浓重的耻辱，以致让枕边的马可无法认出她就是“爱情”本身。张楚在小说中故意以索亚男试问：“她对你好吗？她给你洗袜子吗？床上功夫怎么样？”马克不断的点头本身指代的只是现实日常，并未掀起他“到底爱不爱杨玉英”的内心激荡。一个从良后的好妻子，因为无法涤清曾经的污渍，无法摆脱沉重的耻辱，最终成为被马可否认的女人。直至她躺在马可怀里奄奄一息，才唤起了马可对美好爱情的深思和醒悟。

　　右手只有三根指头的樱桃，先在《樱桃记》里被继父酒后奸污，后又在《刹那记》中遭黑面人性侵，女孩的成长路就是一片被耻辱浸透的沼泽地。在令人窒息的家庭空间中，母亲只想赚钱不懂施爱，惟一的女友刘若英带给她的也只剩下嘲弄和鄙夷。她始终远远凝视着爱人罗小军，却无法将纯美的爱落实于对方。后来，她只得将温暖的诉求转移到第二个继父鞋匠身上，她稀罕那种暧昧却踏实的温情，觊觎尘世里毛茸茸的小幸福。可是，小小的她还得抵挡裁缝母亲“情敌”般的怒视和冷漠，背负起最不该给她伤害的人倾泻不绝的耻辱，走向看不清的将来。

　　“耻辱”作为小说的关键词，一直为很多国外小说家钟爱。克莱尔·吉根《姐妹》中的姐姐贝蒂或《离别的礼物》中的“你”就是“耻辱”的化身，《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库切干脆以兔唇、低能和种族身份不明为原料筑起囚禁K终生的耻辱牢笼。这些作家的小说中常因“耻辱”挑起事端，人物往往一出现就带着耻辱的印记，似乎对此先知先觉。张楚的不同在于，他让笔下的女人们懵懂，她们眼神不安行动突兀，只默默听从命运的指挥棒茫然而前。张楚抹杀她们思考总结“耻辱”的能力，只宣泄浮在生活表层的痛感，对造成痛感的宿因“耻辱”不作诘问。

　　冰冷叙事下的悲悯情怀

　　在《七根孔雀羽毛》小说集的后记中，张楚说：“小说的人物，大都是我身边的人……还有些，则是道听途说的人——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制造骇人听闻的偷情案、奸杀案、爆炸案、盗窃案、抢劫案。”这就解释了他为何写出这么多桩冰冷离奇的故事。

　　《关于雪的部分说法》里的颜路杀死了同性情人小轩，《曲别针》里的志国失手勒死了一个妓女，《疼》里的杨玉英意外地死于枕边人策划的绑架案，《惘事记》里的老鸨头自首自己杀了老鳏夫周秉，《七根孔雀羽毛》中有钱人死于亲儿子之手，《细嗓门》中林红忍受不了家暴杀了丈夫。其实，张楚并非痴迷于种种案件本身的离奇和蹊跷，“案件”只是小说的壳子，包藏其中的人性内核才是他的主旨所在。《疼》本质上是一曲扼腕的爱情挽歌；《惘事记》所要表现的是一个普通女性骨子里的温情；《七根孔雀羽毛》则深度探讨了抛离、隔阂以及物欲对人性的摧折等现代性问题；到了《细嗓门》中，我们会嫉妒林红和岑红之间笃厚的姐妹情。我们埋怨张楚把倴城的人间故事写得那样寒酷，埋怨他用笔狠烈给读者造成某种心理的不适，却不经意间撞见了张楚含蓄很深的温情和怜悯。

　　《疼》中，杨玉英做过皮肉生意，她隐隐感到这块污渍犹如胎记般难除。她渐渐老了，缺乏安全感让她越来越爱钱，可是她也真心爱着男人马可。这篇蒙于绑架案面纱下的爱情小说，张楚操起刀来尤见克制冷静。他浓墨于案件本身的起伏跌宕，而对杨玉英采取了轻淡处理。杨玉英的爱没有誓言、没有玫瑰，只落实于常被人忽视的日常生活。马可那里，他仅仅“使用”杨玉英，而非爱着对方，可见他们各自的爱情认知是完全背驰的。因此，《疼》最终让我们发现爱的不对等和偏差，看到张楚对杨玉英入骨的悲悯。

　　《惘事记》的故事设置很精致、很稳妥，也很具机心。王姐所要处理的凶杀案只是虚，她冰冷面目下的柔软和温情才是张楚的最终诉求。跟《疼》一样，张楚以一桩离奇的杀人案抓人眼球，让读者一路紧追“谁是凶手”的问题，于是出现了王姐对老鸨头很不顺畅的审问交谈。当王姐得知老鸨头也有个残疾孩子时，内心产生了怜悯和共振。张楚貌似耽于案件动向的描摹，却以“我”最后偶遇王姐和残疾女儿的一幕让小说主旨水落石出。深受命运重创的王姐不抗争、不躁动，她在张楚极其克制的摆布下静默地行动，这种以静驭动的写法反让读者更深地品咂出王姐和老鸨头心底的隐痛。

　　将爱、温情以及怜悯植入冰冷的案件中叙述，不能不说是张楚浓郁的个人特色。他的人物多数缄默内倾，其中之一便是《细嗓门》中的林红。旧时闺蜜岑红成了林红杀死丈夫韩小雨后的惟一心结，拯救闺蜜的坏婚姻成了她留在人世的最后愿望。她几乎以不得不为之的态势冲进岑红的家庭，她们互相拥抱，一起抚摸粉红的回忆，感叹好时光不再有。此外，她还试图调停岑红和李永的矛盾，查出岑红婚姻背后的黑手，期待对方重踏美好的婚姻轨迹。可是，林红最终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

　　《细嗓门》的感人肺腑不仅在于张楚呈现了稀有的“闺蜜情”，还在于他悲悯的胸怀容纳了小说中的所有人。他为林红和岑红悲哀、为林红的妹妹悲哀、为小米粒悲哀，也为岑红的老公李永和“第三者”赵小兰悲哀。张楚想说的是，所有人都受制于命运的魔掌，谁也别想轻易搅动他人的生活，即使用力如林红亦是无济。在被重重无力感冲击后，我们从一个个虚脱的肉身中瞥见了人的宿命和局限，内心汩汩而出与张楚一样的悲悯之情。

　　通过意象舒展诗意

　　樱桃总要为罗小军送上几幅地图，建国的兜里总是不离一些曲别针，夏朗最愿意摆弄的是一台天文望远镜，林红带了一盆微型蔷薇给岑红，宗建明闲时最爱摆弄的是七根孔雀羽毛……张楚小说的意象十分丰富，除此之外还有刺猬、纺织娘、蜜蜂以及乌鸦等小动物。这些意象的附着，加重了小说中那些普通人的特质，使人性氤氲出缕缕的诗意。

　　《樱桃记》和《刹那记》中，樱桃托继父带回的地图就是她向罗小军示爱的载体，她清楚爱人向往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无独有偶，赫布兰德·巴克在《上面很安静》中也运用了“地图”的意象，用以表现男主人向往自由和冒险的信念，这跟张楚的意思合辙。在《曲别针》中，志国随时想把曲别针盘成女儿拉拉的形象，冷金属中包含了暖暖的爱。公务员夏朗作为一个天文爱好者，不得不在岳父的恩威并施下离开了星座和望远镜，浇灭了兴趣。围堵之下的林红最后才从包里掏出微型蔷薇——两朵绽放的花儿，孱弱又坚韧，不就是林红和岑红吗？

　　这个谋杀个性、认同共性的年代，每个普通人都无不小心地呵护着自己的那一点点不同。无论是写过诗歌、爱玩曲别针的建国，还是抚弄孔雀羽毛的宗建明，都因身上的那一点不同而让人印象深刻。这样的小癖好不会让人惊诧，只会让他们变得愈加可感和真实，让建国更像建国，让宗建明只能是宗建明。

　　以曲别针和地图去揭开“爱”的真谛，以望远镜去诠释兴趣和梦，以小刺猬阐释背叛，或以孔雀羽毛传达“有些秘密只是秘密本身”，都是张楚通过意象舒展诗意的案例。此外，我们不难从张楚的小说中发现别人的诗句。比如《大象》中的明净姑娘说：“欢愉在于细小，在于沉默。”加拿大女诗人克罗泽的这句诗映到一个罹患疾病的小姑娘身上，多么让人心疼。《七根孔雀羽毛》中，张楚干脆引用了《圣经》中的“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反向刻画出儿子对父亲恶行的容忍已致极限。当然，他还用过博尔赫斯的“仿佛水消失在水中”，都为小说增添了一点诗意之光。

　　许多年前，安德森·舍伍德用《小城畸人》记录了俄亥俄州瓦恩堡镇里普通人的故事。现在，张楚正在河北倴城慢慢为身边人“画像”。他们跨过了岁月、国家和肤色，构成了某种内在关联。在心理地缘上，俄亥俄州瓦恩堡镇也许无限逼近了张楚身后的小小倴城。安德森·舍伍德试图从身边人的畸形精神中破获人性的秘密，而张楚同样以文字点染出角落里那些平凡的身影。我想，他是怀着和安德森·舍伍德一样的激情和野心，带着读者们一点点逼近那些倴城人的心灵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