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第一辑

诺奖之于莫言，莫言之于中国当代文学

莫言能够得诺贝尔文学奖，似乎让很多人感到吃惊。这个神话般的奖一下子离中国人这么近，让很多人一时难以置信。因为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世界想象”，是按照一个充满矛盾纠结的心态来构造的，我们一方面很理想主义，同时又很“西方主义”地去臆测西方人，会过于意识形态化

2地思考问题，总觉得人家不会在很少考虑政治因素的前提下，这么轻易地就把奖授予了中国作家。因为很简单，莫言既不是西方人所认知的“异见人士”，也不是一个在国内处境困难的符号化的“自由作家”，他甚至还有一个“体制性的身份”。显然，欧洲人将这个奖授予他，并未像以往那样过于注重意识形态的因素，而是显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包容态度。在我看来，其主要的理由也许可以解释为这样两点：一是对拥有不止十四亿使用人口的汉语的不可回避的重视，二是对莫言小说的文化载力与艺术水准的一个认可。舍此，很难解释为其他因素了。但让国人感到吃惊的原因大概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许多人，包括一些学者和批评家，通常是在不读或很少读作品的情况下，单凭“逻辑推论”来评价中国文学的——理由很简单，中国什么都是坏的，文化是粗鄙的，道德是堕落的，文学是越来越边缘化的，怎么会有好的作家和作品呢？我自然也偶尔会被问到，莫言是什么样的作家，为什么获奖的是莫言而不是别人？媒体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明晰干脆的，也有幼稚发昏的。但不管怎样，这都促使我认真地想了一下，究竟他是否配得上这个奖？他为什么会在众多中国当代作家中独占鳌头？理由是什么，究竟应该作何解释？

我意识到，单纯从眼下诸多的偶然因素是难以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的。确实，诺奖有很多偶然因素，比如它要考虑到地域、民族、语种、文化等因素，甚至要考虑到人种与肤色，要避免“西方中心论嫌疑”等等，这都是西方式“政治正确”的需要。它就这么在全世界转来转去，今年花落中国，也许今后十年二十年之内就很难再次眷顾中国作家了。对其他国家也一样，从1968年川端康成获奖，到1994年大江健三郎得奖，中间经过了26年的时间；从泰戈尔1913年获奖至今，还没有另一位印度籍的作家再次折桂（2001年得奖的奈保尔虽属印度裔，但却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可是文学的发生与演变却并非遵循这样的规律，什么时候出现好的作品、好的作家，都不会是按照评奖的速率与政治来安排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会有另一些好的作家，将长时间地甚至是永远地与它错过。历史上这样的作家太多了。

但是我们又必须要看到另一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的显现，是基于对3百年“汉语新文学”历史的整体观。自上世纪初汉语新文学诞生，经过了将近一百年的发育与探索，确乎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了它的成熟期。有人不断地使用这样的比喻——中国现代文学是好的，是“五粮液”；而当代文学则是差的，是“二锅头”。这种看起来合乎逻辑的说法实际是幼稚和昏聩的。文学的进变有自己的规律，它与政治之间，甚至与文化思想之间存在着并不平衡的关系，这是常识。即便是“末世”和“乱世”也一样会出现伟大的作家与作品——不然就不会有所谓“诗穷而后工”、“国家不幸诗家幸”的说法了。汉语新文学正是在经历了50年代的压抑、六七十年代的低谷、80年代的开放与风云激荡的新思潮的冲击，在相对黯淡和沉闷的90年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成熟。在我看来，90年代的这种成熟的标志是出现了新文学诞生以来最复杂、最富有思想与艺术含量、最具文本的“难度系数”，也最具有传统神韵或“中国性”的一批长篇小说，比如《长恨歌》《废都》《九月寓言》《丰乳肥臀》《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进入世纪之交以后，则又有《檀香刑》《生死疲劳》《花腔》《兄弟》《人面桃花》《春尽江南》等等，这些作品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的作品相比，不止传承了思想方面的批判性，在结构、语言、人物塑造以及技巧方面则更为成熟。这一点，只要认真阅读文本是不难体味的。虽然从“精神人格”的角度看，当代作家或许有更多的局限性——更直接一些说，莫言或许没有鲁迅那样的综合性的素养，包括国学、外文以及理论方面的造诣；但人格化地看待他们之间的差异，同历史地考察文学的进变又不能等同起来。虽然从精神人格的角度看，鲁迅称得上是伟大作家，但从文本上看，莫言则更为丰富。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关系，也构成了中国新文学的一个整体性的景观和逻辑：不承认当代作家的精神人格力量的趋弱和萎缩是不对的，但不承认当代文学比现代文学更为复杂和成熟也是不客观的。这就是“从鲁迅到莫言”这个时间叙事中所包含的最核心的意思。

但对这个关系的认知也不能绝对化，即便鲁迅是中国现代作家精神人格的楷模和典范，但也不是白璧无瑕；即便莫言和当代作家们在精神上有矮化的倾向，但也不是一无是处。近距离地看任何人、任何作家，都会有“做人”方面的弱点或缺陷，鲁迅也不例外。就像梁实秋所揶揄的，“假如隔壁住着一个诗人”——任何自命正常的人都会有不寒而栗甚或毛骨悚然的感觉。然而拉开了时间距离再看就完全不一样了，“生活中的人格化”和“传奇中的人格化”以及“文本中的人格化”会完全不同。我们如今所理解的鲁迅的人格已然是被传奇化和文本化了，而我们对包括莫言在内的当代作家的审度，则无疑是一种“生活的人格化”视角，由此也必然显现出更多的缺陷。实际上，福柯所说的“人死了”，某种意义上也是暗示文学之中、暗示知识分子的“人格化的主体性”的丧失，即“作者死了”，文学只剩下“文本”，而不再具有“人格化意义的作者”。从这一点上说，即便中国当代的作家们有成为“文化英雄”的雄心，也很难再变成现实了。不但像鲁迅那样的在改革社会意义上的“启蒙主义文化英雄”已经不复存在，连海子那样的“纯粹哲学意义上的文化英雄”也已经成为神话了。因此，以鲁迅为标高要求当代作家，恐怕只是一个勉为其难的幻想。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看到，即便当代作家们在主体性和人格构成方面不复有耀眼的光环，但细读其文本，我们仍会看到他们对于鲁迅等现代作家的精神接力与人格传承。读一读《檀香刑》就会意识到，莫言不但重现了鲁迅在《阿Q正传》《药》《祝福》《风波》等小说中所揭示的国民劣根性的主题，重现了“围观”与“嗜血”的主题——用他人的不幸来医治自己的病的主题，同时还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近代的文明冲突，甚至在对中国文化的内部结构的分析方面，他比鲁迅的看法更有了精细和传神的表达——比如《檀香刑》中关于孙丙的描写，在封闭自足的文化状态下，孙丙原本是一个正面的符号，一个美男子，一个茂腔戏名角，长着一副美髯，唱的一口好戏，他分明就是古老的东方式田园牧歌的标志。但是当外来的文明以钢铁的、强势的、侵犯性的方式出现，且在中国人的生存和中国文化内部引发了巨大危机的时候，他就变“丑”了，变成了谎称“岳大将军神灵附体”的装神弄鬼者。他注定会反抗，但结局自然也就只有两个——要么变成洋枪洋炮之下的牺牲品，要么变成失败的内部统治者的替罪羊和替死鬼。这就是中国文化内部的裂变，孙丙的死和阿Q的死是如出一辙的，但与鲁迅相比，莫言却将这一出戏演到了极致。

莫言的好处当然不止是这一点，他的优点还有很多，比如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就不止是采取了鲁迅的视角，而且还获得了一个“反进5化论”的视野，比如他对于更早先的中国文化的理解就不止是“吃人”，而是有充沛的生命力、有“结构性活力”的一种文化。在《红高粱家族》中，他所展现的“爷爷奶奶”的生活就是如此，他们出入于红高粱大地，“既杀人放火，又精忠报国”的性格，便是在被主流与正统文化规训之前的状态，而这种对历史的想象，其实就是对于“将来好过现在，现在好于过去”的简单进化论的历史观的一种反对。这是他更“现代”的地方。从“爷爷奶奶”，到“父亲母亲”，再到“我”，历史不是呈现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进步”，而是一种可怕的倒退，一种生命的衰变和文化的颓圮。这一点，虽不能说是莫言的独创，却是他对中国当代的革命作家们所描写的“进步论神话”的反拨与补正，同时也是对于那些优秀作家所表现出的反思精神的深化与承续。

有人说，莫言和很多中国当代作家一样，有对暴力的嗜好，乍看起来确乎存在这类问题，但与此相连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是莫言凭空捏造了这些暴力的叙事吗？如果不是，那么一个作家面对历史上和现实中屡见不鲜的暴力，是如同鲁迅所说，“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呢，还是无视暴力的存在，去做装饰与美化的美容师？答案当然不言自明。还有人说，暴力可以写，但作家一定要“有态度”，这也对，但是作家的“态度”既可以站出来表达，自然也可以以隐含的方式让读者自己去感受。我相信读者在读了《檀香刑》之后，不会对暴力产生迷恋和喜好，而会有深深的恶心和恐惧。如果是这样的话，直面书写暴力又有何不可？

还有，莫言的小说中还呈现了强烈的伦理倾向——对于民间伦理的托举和对于政治概念的压抑，我之所以坚持认为他的《丰乳肥臀》是“一部伟大的汉语小说”，就是因为他在这部作品中张扬了传统民间社会的美好与诗意。如果用最简单的话语来概括，这部小说所表现的题旨，就是记录了“中国传统民间社会在20世纪被侵犯和被毁灭的过程”，母亲所代表的人民与民间世界，在一切外来的政治与权力因素的合谋下，在一切外来势力的侵犯下，最终陷于了从肉体到精神的毁灭。仅就他所刻画的人物看，我也认为，说他写出了伟大的小说绝不是夸张。

假如从这样一个整体观来看，莫言确乎传承了中国新文学的优秀传统，并且还是一个发扬光大者，如果我们将心态放平，应该承认这个事实。也就是说，在莫言获奖之后，如果说会衍生出一个“重大意义”的话，那么我以为就是，它会推动改变以往我们对“现代”和“当代”文学的割裂的看法，将整个新文学看成是一个真正的整体——从思想到形式、从内容到艺术、从文体到语言是一个自然发育的过程，那么莫言获奖，自然也是有百年历史的汉语新文学的一个成果，一个发育成熟的标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些研究汉语新文学的人，也就应该以整体的和谱系学的眼光来观察和观照中国的新文学，认知和评价汉语新文学；如果是这样的话，莫言获奖也无疑提升了所有中国当代作家的地位，让我们得以在汉语新文学的谱系中来审视他们，在观察和分析他们人格蜕化与文本进变的同时，承认他们对于新文学伟大人文主义传统的勉力传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坦然地承认，诺奖对莫言的承认，毫无疑问也是对于整个汉语新文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肯定。在历经百年的探索与成长之后，新文学从未像今天这样更接近于“中国经验”与“本土美学”本身，也从未像今天这样更接近“世界”，具有与世界文学对话的资格与能力。很显然，莫言获奖表明，中国当代文学可以凭借其艺术品质与文化载力单独面对世界，面对读者的评判。

自然，在强调莫言获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深远影响的同时，也要看到，这个传承也正面临着真实和真正的断裂。在我看来，中国当代的作家也许可以经得起意识形态的重压，但却很难经得起权力、财富和资本的裹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虽然在八九十年代勉力展现了他们对于鲁迅和五四文学传统的致意与传接，也留下了足以让他们载入史册的艺术作品，但在最近的这些年中，他们身上的批判性与知识分子性，却无疑是呈现了渐至稀薄的趋势。在更年轻一代的作家身上，消费符号的包装与绑架、写作身份日益严重的“去知识分子化”，则更成为了一个无法挽回的趋势。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忧虑的。因此，即便我们是一群“乐观主义者”，即便我们可以如数家珍地说出一串新文学诞生以来最为重要和杰出的作家的名字，可以罗列出一堆最接近“中国经验”和“本土美学”的文本，但却无法回避这个大好的局面正面临瓦解和消失的尴尬。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的获奖就尤其显得珍贵和“危险”。珍贵的是它在中国当代7文学面临着下滑趋势的时候，为国人和无数创作者打了一针“强心剂”，使我们的文学界兴奋了一下，有些许扬眉吐气之感；但危险的是，它也许会掩盖上述危机应给我们带来的警觉。

假如我们试图要将莫言获奖的意义扩展至最大，而又不至于变得“危险”和负面，还应该清楚地意识到：第一，莫言的获奖是由于其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丰富书写与批判性的表现，由于其深厚的民族文化载力与鲜明的人文主义立场而获得的，同“经济崛起”、“国家强盛”之间并无对应性的关系；第二，莫言的得奖可以让我们更加正视中国当代文学的实绩，及其与历史之间的谱系学的关系，可以给文学的阅读和消费带来短暂的“加热”效应，但却难以扭转整个时代的文化与文学氛围。因此，他身上所寄寓的期望和压力就是显而易见和难以承受的。但愿这一代作家能不负众望，将新文学所开创的伟大人文主义传统创造性地发挥与传接下去，将他们所创造和展现的本土美学化为催生后劲、化育后来者的力量，而不是成为转瞬湮灭和黯淡下去的“无后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