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四、疾病观疗，以及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

格非早期的作品中即有关于精神分裂症“发病机理与治疗原理”的精妙例子，《傻瓜的诗篇》就是这样的小说。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它仍是近乎完美和几乎难以穷尽深意的一个范本。我甚至相信，假如当代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中有十篇可以传世的话，其中一定会有《傻瓜的诗篇》。它对45于“精神病理学意义上的个体无意识”的勘察，以及“作为精神现象学的诗歌写作”的命题的探讨，可以说达到了前无古人的深度。其中精神病医生杜预和女精神病人莉莉的一个戏剧性的“角色互换”，不但传神地解释了弗洛伊德关于“精神病的发病机理与治疗原理”的理论，而且深刻地寓意了诗歌话语与精神病话语之间暧昧又重合的关系。

不过，早期格非的兴趣大约还不在于文化探求方面，而主要是致力于一种“纯粹无意识活动”的挖掘，以及哲学意义上的“纯粹精神现象学”的探询。小说中突出了两个疾病个体的经验与境遇，但并未就这些境遇的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而深思熟虑。当然，或许在这里进行过多的深度设置反而是无趣的，只有进行纯粹精神病学意义的描写，才符合那一时期先锋小说的旨趣。因此，我们姑且单纯以“形式主义”的眼光来解析它的结构要素，分析人物的无意识活动与病症表现。两个人物的经历大致如下：

杜预：遗传影响（母亲为精神病患者，父亲曾是一个“诗人”）——后天精神刺激（母亲之死的记忆）——弑父的罪感（对父亲的“出卖”致使父亲后来惨死）——自我暗示（进行关于精神病“传染”问题的研究）——环境影响（置身并工作于精（占有莉莉，初尝禁果）——加倍焦虑（莉莉开始好转，不再接受他的诱惑）——强刺激（雨夜惊魂，犹如《红楼梦》中“王熙风毒设相思局”一幕）——发疯——被施以电疗。

莉莉：童年创伤（母亲早亡，父亲变态，造成其“乱伦恐惧症”）——弑父记忆（无法证实，但一直是最大的精神创痛，这种记忆与其良知发生强烈冲突）——记忆关闭（自首被警察学中文系之后爱上写诗，诗人的佯狂导致了真疯）——失恋刺激（直接原因，情况不详）——发疯（“酒神状态”，或可以视为46“诗神附体”的“假性疯癫”）——记忆唤醒（与杜预发生亲密接触，交谈中回忆起过去“被遗忘”的情景）——完成倾诉（将记忆深处的隐秘对杜预讲出）——释放完毕（对同杜预亲密接触的遗忘）——痊愈。

多年前笔者曾对于这篇小说做过细读分析，所以这里不拟再作铺叙。〔注：参见张清华：《精神分析：三个试验细读的案例》，《天堂的哀歌》，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需要交代的是，我们完全可以引述弗洛伊德早年治疗精神病与各种强迫症的例子，来证明这篇小说在精神病理学的意义上是多么“专业”。只消引述弗洛伊德的一段话，就足以对证说明这个“致病”和“治疗”的过程的精当和靠谱。弗洛伊德说：

……压制的基础只能是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也就是说，受到压抑的单独观念，和构成自我的占支配地位的大量观念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性。然而，被压抑的观念却采取了自己的报复措施，它引发疾病。而这个单独的念头一旦被无意识释放，被带到意识的强光里，观念性的东西便会像损害肌体、血液的病毒和感染一样，立刻被有效地消除。〔注：转引自欧文·斯通：《弗洛伊德传》，刘白岚译，第478—480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女大学生莉莉正是由于他和医生杜预之间的“亲密接触”，被唤醒了记忆中一直压抑的往事与自我——她“弑父记忆”的罪感、“乱伦恐惧症”以及人格破损的创伤（中年警察对她作案的开脱和趁机对她身体的占有），所有这些被长期封存和压抑的记忆，在诗歌的“佯疯式话语”的诱发下导致了发病，却又在对杜预并无预设的讲述中得以“释放”，“被带到了意识的强光里”，从而得以痊愈；而反观杜预，却是由于早年在意识中积存了太多压抑的记忆，其“间接弑父”的罪感，来自父母共同的“遗传性”敏感与焦虑，以及后来他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对于病人的性侵犯，这些都使其自我人格陷入了激烈的矛盾。在持续的性苦闷与被洞察的焦虑中，在同样浸淫于“诗歌思维与佯狂话语”的诱发下，他潜意识中的“病47毒”迅速地将其“感染”，最终使之坠入深渊。

小说中大量的分析性叙事，几乎使这篇作品成为了一篇“形象的学术论文”，使之成为一篇“在小说中讨论精神病学”的另一意义上的“元小说”。但奇怪的是，它并不显得枯燥乏味，相反在强烈的陌生感中还充满玄机与暗示性，因此使人百读不厌。

关于其中的哲学性命题——“作为精神现象学的诗歌”，具体地说是诗性话语与精神病话语之间的关系问题，诗歌思维与精神病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有诗歌阅读作为“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的问题等等，都是颇富深意的。在格非看来，诗歌的思维与语言方式同精神分裂症、与精神病话语之间，可能是彼此交叉包含、互为表里或者隐喻关系的。不只杜预父亲的悲剧与诗歌有关，莉莉之所以发病也与诗歌的诱导因素有关，而杜预本人也是诗歌的实际上的爱好者，甚至莉莉在精神分裂之后所写的“诗歌作品”，也为另一位女性精神病医生董主任“爱不释手”，并时常读得“老泪滚滚而出”——这无疑是“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了。弗洛伊德曾经专门讨论过“被一种消极幻觉支配着”的“误读”现象，他列举了一位有病态的“读报癖”的人，指出，“他对读报的病态的渴望，实际上可以解释为他对在报上看到自己，读到自己的命运的病态渴望的反应”〔注：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彭丽新译，第110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更有意思的是，弗洛伊德接下来还举出了一个患有“战争创伤性神经症”的空军上尉的例子，他在朗读一位名叫沃尔特·海曼（Walter Heymann）的诗人的作品之后，居然身体“剧烈地颤抖”，“眼泪汪汪”，“让人感觉触目惊心”。〔注：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彭丽新译，第117—118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这两个例子都表明，重要的也许不是文本对象的内容，而是阅读者从中所发现的“自我镜像”。董主任从莉莉那些杂乱而并无确切意义的“爱情诗”中所发现的，是她自己的“三次离婚”的创伤，她在日常生活中积存下的压抑与痛苦。因此，她居然成为了这些由“精神分裂性话语”堆砌而成的“假性诗歌”的忠实读者，“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再次出现了戏剧性的颠倒。

48所有这些都隐喻着诗歌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象征与暗示作用。这也不难理解，尼采曾经张扬的酒神精神同诗性精神之间，实际就是一种东西。无论是从哲学、从诗歌的崇高内涵与美学精神的角度，还是从对诗歌的误解与揶揄的角度，诗歌都与精神分裂结下了不解之缘。诗歌史与艺术史上的许多伟大的人物，都同时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甚至为他们辩护说，“寻常人只看见世界的表象，而只有伟大的精神病患者才能看见世界的本源”，“优秀的艺术家认真地按独自的意志做出的表现，就是类似分裂症的作品”〔注：雅斯贝斯：《斯特林堡和凡高》，今道友信等《存在主义美学》，第15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由此莉莉也确乎在成为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同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诗人”。上述命题也使小说某种意义上由心理层面上升到了哲学境地。在另一部长篇小说《敌人》中，格非似乎更多显示了对于“文化结构意义上的无意识”的探寻自觉，摧毁赵家的最终力量不是来源于外部，而是来自传统社会结构本身，是它的封闭与父权专制的力量，最终使之从内部腐朽和丧失了抗御能力，完成了“无须外部力量而可以自行毁灭”的使命。

在《春尽江南》中，“诗人”身份的谭端午，可以说扩展和延续了《傻瓜的诗篇》中的主题。在经历了一场政治的暴风雨之后，他寄居乡下躲避风头，这和当初革命者张季元来到陆秀米家几乎作同样的理解。这时寻求情感刺激甚至不负责任的性行为，便成为了“精神疗伤”的最佳方式。他几乎是以流氓式的不由分说，与未谙世事的女大学生秀荣发生了性关系，并在事后将发烧酣睡的她遗弃于郊外的招隐寺里（又是寺庙！当初秀米的“春梦”也是发生在寺庙里）。一年半后是因为在商场巧遇无法逃脱，才不得不与她匆匆结婚，从此结束了自己玩世不恭的青年时代。这时的他，某种程度上与涅赫留朵夫，与俄罗斯文学中众多的“多余人”已没有什么不同，他已彻底完成了精神的去势和灵魂的阉割，变成了一个精神的废人。在接下来迅速完成了价值转换的市场年代，他更渐渐流落到了社49会生活的边缘，在地方政府最无趣的部门史志办某了个闲职，变成了依靠做律师的妻子“吃软饭”的人。性格中玩世不恭的成分，也渐渐被浑浑噩噩的游手好闲所替代。尽管没有像他同母异父的哥哥王元庆那样，成为一个被人谋夺财富、被关进了由他自己创建的“精神卫生中心”的精神病人，但某种程度上，他并不比自己的这位兄长更有尊严和地位，相反与哥哥相比他还显得更落魄和更软弱些。换一种说法，这一对精神和骨肉的难兄难弟，不过是将祖母和父亲那里遗传来的禀赋，作了比例不同的传承而已。诗歌写作或诗人的身份，既使他们蒙受了时代的贬损和羞辱，也使他们因此而保有了一点未被尽行剥夺的奇怪的体面和尊严。

如果拉开一点看，“文化结构意义上的疾病观疗”在《人面桃花》三部曲中还有了更为广泛的表现。在格非看来，精神状况的常态与非常态之间的纠结错位几乎无处不在，它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存在。而且从个体的精神处境与构造看，普遍的“病态”或“非常态”，正是其真正意义上的“常态”。所有“不切实际”的人，丁树则、陆侃、张季元、王观澄，当然还有谭功达和诗人端午，还有那些永远“魂不守舍”的异类女性，陆秀米、姚佩佩、庞家玉，他们的精神结构与性格无不有着执迷顽固的特点。然而正是这些人支撑起了文化意义上的传统、民间、民族和国家诸般不同层面的价值，并且构成了与世俗、平庸和实利价值的对抗。而那些怀有不同于实利与俗物的情怀的人，那些投身社会进步与公共利益的人，那些“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类似谭功达和谭端午父子这样的人，在强大世俗力量的压制之下，无一例外地会被挤出权力和利益的中心，这大约不是哪个时代、何种文化的特殊产物，而是这个民族永恒的、乃至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普遍的共同规则与悲剧宿命。

然而“时代的精神分裂”是具有特殊的主题意义的。在《春尽江南》中，我们可以看到格非对于当代社会之文化病状的深入思考和揭示。借助小说中的人物活动，他将各种流行的时代讯息与文化符号，开发区、高档楼盘、私人会所、夜总会、养生馆、露天垃圾场、收治精神病人的“心理危机干预中心”，还有近乎疯狂的经营者、毫无信义的开发商、自焚的被拆迁者、无望的上访人，从小学就开始的无理性无意义的学业竞争，以及由诸般压力与混乱而导致的心理疾病与浮躁抓狂……这些再加上叙事中掺入的来自网络文化的各种流行符号，来自端午个人精神世界中的“专业得有些偏僻”的历史、国学、音乐和诗歌符号，来自他身边的徐吉士、王守仁、冯延鹤、绿珠等各色人物的语言信息，这一切将传统的、时尚的、商业的、流行的、闺密的、公共的或私己的各种文化符号与话语类型堆砌到一起，植入到以谭端午这样一个敏感而充满着犹疑气质的人物的感官世界中，构成了一个杂语混响五光十色声色犬马喧闹扰攘的世界，生成了一个巨大的寓意丰富辐射广远的“时代性的精神分裂的主题”。正如小说中借史志办的老田之口说出的一段话：

你看哦，资本家在读马克思，黑社会老大感慨中国没有法律，吉士呢，恨不得天下的美女供我片刻赏乐。被酒色淘空的一个人，却在呼吁重建社会道德，滑稽不滑稽？

这便是关于我们时代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了。个体的人格分裂与时代的精神疾患是互为背景、互为质核与包容关系的。小说在后半部分甚至还借助一场所谓新世纪的“诗歌研讨会”，将各种人物与不同话语纳入到同一时空来予以集中展示，搭建了一台话语狂欢的生动戏剧，其中互不搭界又互为颠覆反讽的诗歌问题、文化命题、社会政治议题，以及会上会下悠游穿插着的性娱乐的话题，自由主义的、新左派的、骑墙的和莫名其妙的、西化的或中国传统的说话立场，所有这些不同空间与属性的话语，被他强行而又巧妙地拼接于一起，生成了杂语混响的复调效果。正如端午在最后作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乡下人”发言时所说出的：“所有的人都在一刻不停地说话，却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结论是早就预备好了的。每个人都从自身的处境说话。悲剧恰恰在于，这些废话并非全无道理。正因为声音到处泛滥，所以，你的话还没有出口，就已经成了令人作呕的故作姿态和陈词滥调。”很显然，在这个民族的精神塔尖之上，也早已显现出并无出路和救赎可能的精神病状。从文化寓言的角度来说，一种类似“群体性精神分裂”的文化病症，正在侵蚀着我们时代的每一个角落和毛孔，变成一种无所不在的情境和氛围。

假如再将问题细化，还可以举出《山河入梦》中的例子。在这部小说中，个体的精神暗示活动和恍惚错乱的倾向，可谓有更加精细和耐心的展现。小说一开始就写到，正在调研视察途中构想着水电站宏伟蓝图的谭功达，竟在无意识的支配下，在地图边缘的空白处写下了一组神秘的数字：“44-19=25；44-23=21；21-19=2”。或许谭功达是在不由自主地计算着自己的婚恋之事？这组数字在此后反复出现了多次，他是在姚佩佩和白小娴之间进行犹疑的选择吗？从两个人的年龄上推敲，似乎又很难确认，天知道这位爱做梦的谭功达是出于什么意图才列出了这些等式，直到最后小说也没有解开这个谜团。也许它只是一个纯粹的魂不守舍的无意识行为，只是表明这是一个经常生活于无人之境的梦游者而已？

这也是“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的一种，弗洛伊德在《决定论，偶然与迷信之信仰》一文中，曾专门提出和讨论了人的无意识中“对于数字的痴迷”。他甚至举出了自己的例子，他在一次书信中偶然写下了一个“2476”的无特指含义的数字，但随后，他对于写下这个数字背后的含义进行了复杂的心理推敲，最后证明，“即便是这样随笔写出的数字”，“也有着来自无意识的决定因素”。“我可以用一个固定的时间点来证明……我在禁闭中度过了我的24岁生日，所以那应该是在19年前的1880年。2476里的24，就是这样来的。然后你如果用24再加上我现在的年纪43，你便得到67了”〔注：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彭丽新译，第250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或许这个例子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位“革命者中的异类”的心理活动，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格非在表现人物的心理和命运的时候，会经常遵循的神秘主义倾向。而这种笔法在此前的《迷舟》《敌人》《大年》《风琴》，以及《人面桃花》等小说中都曾有过很多诸如“算命先生”、“不祥之兆”等等表现。它们在给格非的小说带来了某种“神秘气息”，打上了他的个人标签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某种独异的“超叙述”的效果，使之经常会获得不经意的“逸出”或“飞升”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