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二、在历史、哲学和戏剧之间：如何处理真实

“‘命运’总是要比‘看法’宽广得多”。余华在他的一篇名叫《我能否相信我自己》的随笔中这样写道。这也就是意味着，在表现“事实”的时候，余华并不总是信任自己的认知，因为“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他引用艾萨克·辛格，一位美国当代作家与81其哥哥对话中的一句经典名言，来说明他处理小说的内容、也就是现实与历史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原则。〔注：参见余华：《我能否相信我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因此，需要谈谈余华对于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处理方式与态度，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在他那里，我们看到了一种业已经典化了的、合理且适度的处理：有直面的勇敢与犀利，也有艺术的提炼与提升，是人文性质的处理，也是完成了改造和生成了艺术性的处理。简单地说，它们尽可能多地保持了历史的原貌、现场性、原始和多面性、个人的经验性，而不是用各种概念性的改造来完成叙述。他呈现出了人物乃至历史的命运，并且使这命运最终成为了大多数人的寓言。也正是如此，他在保持了小说叙事的朴素简洁的同时，完成了对于复杂历史内容的寄托或影射。当代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底层民众所承受的一切，都可以在他的小说找到影子。一如一对年逾七旬粗通文墨的老人从《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读到了让他们震撼的“真实”，普通人都在对他的小说的“无障碍阅读”中获得了很多。我的父母正是因此而喜欢上了余华，他们唯一的理由是两个字：真实。他们从福贵和许三观们的命运中读出了自己，读出了一代人的遭遇，他们刻骨铭心的经验。

显然，对于当代中国的精英作家群体来说，人文主义的或者至少是批判性的历史立场当然不是问题。在80年代中期以后，对于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处理，早已显示出强烈的反思性与批判性。但从某些方面看，直面当代的历史仍然是相对困难的，在叙事中处理切近当下的历史内容，作家不得不常常采取变形的、寓言和夸张的、喜剧或反讽的方式，否则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就会触礁。然而当作家采取上述变形策略的时候，又会面临一个道德与美学的双重困境。前面所提到的《废都》就是例子，作家的写作格调被小说表层的道德状况拉下了水，不但人物故事与情节都面临着“不洁”的指摘，而且连整个作品的美学品质也遭到质疑。同样的例子还有莫言的《丰乳肥臀》，在我看来，这部伟大的小说对当代历史和20世纪中国历史的正面处理，可以说是显示了一位真正的人文主义作家的勇毅和智慧，但它的下部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不得不使用了更为粗陋的笔墨和故事，以及更带有荒诞与喜剧色彩的风格，来描写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迄今为止，《丰乳肥臀》所遭到的指摘以及漠视莫不与此有关。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这样一种处置方式所带来的表面上的“美学瑕疵”，使普遍患上了“历史白内障”的当代批评家们对它们视而不见。然而在《兄弟》之前的余华却可以说是“完美”的，他既没有回避历史的残酷，也比较聪明地运用了“侧面迂回”的方式，通过对历史的个人境遇化处理，而避免了与历史的正面遭遇。《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经典化过程中，人们对于其中的社会历史内容大约并未给予认真关注，而真正使他们不能忘怀的，则是两三个或更多小人物的个人遭遇，历史已被他虚化成为了人物命运的背景。我不能说余华建立了一种成功的处置当代历史的经典方式，但是《兄弟》之前的余华因为没有过度渲染当代社会生活的细节，而避免了当代作家普遍经历过的“美学挫折”。这是非常有意思，并且值得追问和分析的。假如我们要追问这种成功的秘密，那么“彻底的寓言化”处理我认为是一个诀窍。尽管《废都》和《丰乳肥臀》也可以说是一种寓言化的写法，但“细节的写实”在这些作品中占据了更多的比重。而余华的寓言化处理则因为他对于大量细节、背景与逻辑的省略而显得更为彻底。这种“减法”的使用使他几乎将历史哲学化了。事实上，前面所谈到的“形式感”与这里的“哲学性”与“寓言化”都是紧密联系的，它们是一个问题的几个侧面，或者说是互为因果和前提的。这一点要从理论上说清楚至为复杂，但如果在文本中来理解和观察就清晰多了，恰恰是《活着》或者《许三观卖血记》中“极简主义”式的处理，小说中“历史的具体性”升华为了“哲学的普遍性”，这就使他免于遭到“道德与美学的双重审查”。更极端的例子是他早期的《一九八六年》《往事与刑罚》一类小说，其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他对中国当代血的历史的隐秘记述，又强烈地感到他的这种处理的哲学态度，即对于具体的历史暴力与刑罚的抽象化。用他自己的“谦称”是，那一时期他写下了“虚伪的作品”。所谓“虚伪”，他的意思其实是告诉读者，不要用“现实主义的眼光”来理解他，而是要看到其中卡夫卡式的变形，悟到其中的寓言与荒诞性，和因之产生的哲学性。不过事实上，对于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而言，余华的小说并非是怯懦和虚与委蛇的，相反他是将这些容易在概念中固化的、被教科书83化了的历史，还原具体的实物——刑罚、刑具、可怕的美景、惨烈的血痕，以及神经的战栗。在《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那里则进而还原为普通人的记忆与个体生命的经验，这是余华小说至为关键的一点，也是他的作品能够历久而愈见生命力的原因。

当然，形式的提炼与哲学化的处理，并未消除早期余华小说的历史品格，这一点我先前也做过讨论，《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两部小说对历史的书写，同样是秉笔直书的，它们写出了历史背面的故事，这同样是对于历史的一种清理和小心翼翼的弥合——因为我们曾经欢天喜地地写出了“穷人的翻身”，而完全忘记了“富人的败落”，悲剧就是在这中间被遗忘和埋没的。余华现在重新将它们打捞出来，擦洗那些眼泪和伤痕，并且书写出财富转换与命运交替中的全部的悲欢离合。这也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处理——关怀一切人的苦难和人的一切不幸，包括被历史车轮碾压过的卑微和粗陋的生命。“文学中的历史”应该就是这样来叙述的。另一方面，他的“人文主义历史观”的不同凡响之处还在于，他可以轻易地在哲学的升华与个体经验的细微关怀之间自由穿行，“每个人都是福贵和许三观”，因为每一个人都会从他们的命运中读出自己，这是余华叙事中独有的感人魅力所在。可是另一方面，虽然作为个体所经验的人生千差万别，每个人又似乎都曾像卖血的许三观那样，“用透支生命来维持生存”，像先作恶而后赎罪的福贵那样，“用一生来支付欠债”。每个人和每代人出卖生命的方式各不相同，但基本经验又是那样地一致，从年轻气盛到生命衰败，碌碌劳作和无谓地挣扎，那些卑微的甚至屈辱的、粗鄙的又恶作剧的、充满日常性的悲欢离合与纷扰打闹的记忆，都与许三观所经历的漫长而又短暂、丰富而又简单的人生没有什么差别，而且最终也还要经历像福贵那样的丧失——失去一切财富、亲人、世界，慢慢变得苍老和无助，承受时间那一点点的凌迟。从欲望强盛作恶多端的年轻时代，到其言也善、德侔天地的老年，福贵是一个极致和典范，一个幅度略大，却很具有普遍共性的生命化身……

这就是余华小说中历史被有效浓缩的奥秘：历史经由个体经验的普遍性——即“命运的显现”——而最终通向了哲学之境。这是一个写作的本体性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诗学问题。余华所处理的历史是感人的，不但因为他所设置的历史主体是“小人物”，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对于这些人物的充满历史感的凭吊，充满宗教关怀的悲悯。所有的弱点都被宽宥和原谅了，历史留下了它的血痕，但人性却留住了它的温暖，世界和生命因此而美好和令人眷恋。余华是用了“最不像诗的方式”写出了诗意的历史，以“最没有抒情的笔调”写出了令人留恋的人性温情。这是他的小说历久弥新，不断被重新理解甚至被“魅化”的一个原因。很显然，假如不是《兄弟》打破了这样一个“定势”，余华几乎被圣化了。我在2002年的那篇文章的结尾处甚至满怀敬佩和无奈地说，“以《许三观卖血记》为结尾，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结尾了”。那意思是说，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两部小说之后，余华几乎再无回旋余地了，有点无限风光在险峰了。这也无怪乎他在历经了十年的间歇之后，才冒险推出了一反常规的《兄弟》，一个拉开得很“长”的叙事，一个仍然保有了寓言笔法但又混合着更多细节写真的叙事，一个语境更接近当下而不得不采取戏剧性和喜剧性处置方式的叙事，一个以“正面强攻”的批判为旨归但又不得不大肆张扬欲望与身体的叙事，一个一直粗鄙并且“将粗鄙进行到底”的叙事……这部作品使人们对于余华小说的理解中渐渐闭合了的思想与美学空间被重新打开了，原有的精致被打碎，几近圣化的作家形象也被降解。显然，几乎出现了这样一个得不偿失的尴尬：没有《兄弟》之前的余华已经近乎完美，而写出了《兄弟》的余华却被证明是问题多多。

如何处理历史？《兄弟》再一次提出了这个陈旧而又新鲜的问题。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甚至《在细雨中呼喊》之外，还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既具有现实及物性、人文批判性，同时又有“美感”、能够被多数人的道德观念所接受的写法？显见得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是犹豫的，他们尚不能接受《兄弟》这种方式，特别是不能接受围绕“偷窥”、“粪坑”、“屁股”、“处女膜”、“结扎”、“处美人大赛”、“硅胶乳房”等等与身体器官有关的“下半身”符号与语言所生成的叙述，这是余华的困境，也是读者与批评家的困境。而问题在于，确实不存在一个既能够“深刻地批判”，又能够被现实的写作环境所允许的处理方式，我们应该注意到，近些年来，凡涉及当下现实和近距离历史的作品，无不是采用了喜剧性和或荒诞与怪诞的笔法来处置的，莫言的《四十一炮》《生死疲劳》，阎连科的《受活》，东西的《后悔录》，甚至李洱的《花腔》等，85都与《废都》《丰乳肥臀》一样采用了夸诞和戏剧性（甚至喜剧性）的处理手法，对于这一“历史性的难度”，我们是否有必要给予一种“美学的宽容”？难道要求我们的作家要么去直面叙述的险境，要么去闭眼虚构纯洁无瑕花枝招展的美善，才是符合理想与道德的选择吗？

我这里无意专门为《兄弟》作辩护，理解这部小说的意义也许还需要时间，接受它所重构的小说美学则更有风险——如果最终人们仍然认为它在美学上是失败的，那么作为一部小说它就是失败的，我们不可能接受一部只有主题意义而没有美学价值的作品。但现在我强烈地感觉到，作家正在与我们时代的健忘症作斗争，那些粗鄙的事物和人性并非与我们相去遥远，它的夸诞感其实并不比我们周身日常所发生一切更为出格，它所揭示出的人性的黑暗也并不比现实中发生的一切更令人惊悚和震撼。而且它喜剧性的处理方式，对于真正保有思考能力的读者而言，并不意味着助纣为虐地与邪恶和黑暗和解，并且对现实做出合法解释，它恰恰是惊心动魄地写出了历史与现实中的残酷，写出了物质进步中的人性失落与人心的败坏。这种书写并不是单独将意识形态或者概念意义上的“现实”拎出来予以鞭笞，而是将之还原为一个个体与时代共谋的氛围——难道我们不是这伦理颠覆、浮躁纵欲、众生万象的一部分吗？被批判者与主体之间并不是截然的道德对峙，相反，主体既是反思与批判者，同时也是被反思和审判的对象，因为他们共同参与制造了历史。这才是一个当代性的历史观。如果我们这样来确立我们的道德和美学立场的话，或许对《兄弟》的看法会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