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五、悲剧宿命论与个体无意识支配的历史：格非 的叙事诗学

按照上述逻辑，格非也建立了他自己的历史观和相应的叙事诗学：偶然、宿命、悲剧、错乱，历史中充满了歧路和不确定性。但在悲剧与终结论这一点上，又总是显现出固有的确定性。这刚好可以将托尔斯泰的经典说法反过来——所有本质的“不幸都是相似的”，而世俗的表象却是“各有各的幸福”；历史的歧路是无尽的，但总会在关键处出现“不幸的拐点”。

从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哲学角度解释格非，当然是一个比较便捷的途径，比如他小说中经常着力呈现的“记忆与历史的虚拟论”、“历史的偶然论与不可知论”的思想，我个人曾经从这样的视点对格非小说中的历史哲学、其相应的叙事诗学进行过分析，并讨论过其西方的理论来源。〔注：参见张清华：《叙事·文本·记忆·历史——论格非小说中的历史哲学与历史诗学》，《天堂的哀歌》，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所谓“由个体无意识支配的历史”，也可以解释为一种杰姆逊所说的“存在主义的历史主义”〔注：杰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28、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是新历史主义哲学的一种。在早期的《迷舟》中，格非十分形象地诠释了这一偶然论或“反必然论”的历史观，历史本身无数的隐秘歧路，其实就隐含在“个体无意识的无数可能”之中。在另一个代表性的小说《褐色鸟群》中，格非甚至还表达了一种“无意识支配叙述”的观点，一个叙事的生成也和历史本身一样有着无数的可能性，它被言不由衷的虚构和虚与委蛇的装饰所左右，无论这样说还是那样说，不过都是出于叙事人的一念之差。“你的记忆已经被你的小说毁了”——小说中的虚构人物棋这样对叙事人“我”说。这无疑可以看做是一句借人物之口说出，却表达了格非自己的叙事观念的格言。

由历史积淀下来的个体无意识，会反过来成为历史持续生成的支配力。《敌人》就是表达了这样的哲学，赵少忠被祖辈遗传下来的“关于敌人的恐惧”压垮了精神与人格，而这恐惧成为了他的家族彻底灭亡的内在动力，这也是“历史与个体无意识之间的力量循环”。在《人面桃花》53三部曲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循环的持续浮现：由陆侃遗传给陆秀米的精神气质，使她在一个普通少女的生命轨迹中斜出到革命的惊涛骇浪之中，并且最终又被这惊涛骇浪卷到了命运的角落。对桃源的迷狂导致了疯癫，青春的烦忧与春梦则引发了革命。这种精神质素遗传给谭功达，使他成为了一个官场政治中的另类，一个始终深陷错乱逻辑的梦游者，最终被逐出了权力和利益的中心，最后死于被关禁的梅城监狱。革命诞生了权力，但个体幻想最终却偏离了权力。这血脉再遗传到谭端午身上，使他变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诗人”，一个满腹经纶又百无一用的书生，一个忧心人类却无法护佑家人的“废人”（既不能与冯延鹤所定义的“新人”相比，也不能与绿珠所命名的“非人”比肩），他只能是一个“死于历史之中”和“梦游于现实之上”的幽魂，如同诗人欧阳江河所说，已成为了“词语造成的亡灵”，或者只是“以亡灵的声音发言”〔注：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谁去谁留》，第260—261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诗人”或许就是疯癫的另一角色，这与哈姆莱特因为“装疯”而变成了诗人和哲人角色有一致之处。在谭端午的时代，他耽于幻想的血脉使他持续创造了诗歌，而诗歌却终结了他可预见的一切，将历史和家族的一切记忆定格在悲伤和虚无的文字中间。他们家族的精神与历史，显现的也是互为支配和创造。小说在最后是以一首假托为端午所作的《睡莲》作为结尾的，由灿烂和悲伤的“桃花”开始，用安详和静谧的“睡莲”结尾，首尾相接，互为幻象，格非完成了他关于20世纪中国历史和知识分子命运的整体性的理解和想象。

我想说，这也许就是我在文前所引的福柯的那段话——“疯癫主题取代死亡主题并不标志着一种断裂，而是标志着忧虑的内在转向”——的一种形象诠释。端午的祖先早已在前两部小说的结尾处死去，唯有端午在《春尽江南》的末尾处幸存，但这也不能改变历史本身的传承逻辑，“受到质疑的依然是生存的虚无”，只是“这种虚无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外在的

54终点……而是从内心体验到的持续不变的永恒的生存方式”。三代人所解释的历史也构成了一种命运的接续与循环，这种“历史的重复”折射出它本身的荒诞之美，用西方的话语说是“存在的荒谬”，用中国的话语说就是“人面桃花”的色空幻象。我们只能赞美和感叹哲学家的不朽预言，福柯仿佛早就在历史的拐角处等候着来者，给他们指明着前进的路向，以及哲学升华的顶点。这也与老弗洛伊德在同一篇《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中所解释的相似，所有“以前曾经历此事的感觉”，都并非是“记忆的错觉”，“在产生感觉的那一刻，我们的确是触碰到了以前一次体验的记忆”〔注：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彭丽新译，第273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所谓“人面桃花”的幻觉经验，作为中国人的最敏感的一种“白日梦”，在这点上并非独有之物。它印证了人类精神世界中共同的错乱，作为美感源泉的个体无意识的创造性的错乱。

不过，即便如此我也不能将格非的小说完全置于西方哲学的背景之上，我有更多的理由相信莫言的判断——他写出了“非常像《红楼梦》的小说”，或者是“向中国传统小说致敬”的小说。不止像三部曲各自的名字所导引和暗示的那样充满着东方色调和神秘启示，也不止像他的叙事中夹杂的大量“互文”式的诗词、掌故、章句，这些当然也增加了他小说的传统色调与中国属性；我想说的是，他的小说在总体的结构上，在整体的修辞与笔法上，更加自觉地对应了中国传统叙事的结构与修辞，我们可以从中清晰地读出在《三国演义》《水浒传》和《金瓶梅》中都可以看到的“分—合”、“聚—散”、“色—空”的结构模式。形式虽各不相同，但它们的质核却是一致的，这便是在《红楼梦》中达于极致和典范的“梦的模式”，其“盛极而衰”的、“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的历史终结论与命运循环论的模式。

信仰当然也是美学，循环论的历史观念和中国人古老的生命意识，与他们的美感与诗意的生成是一致的。《红楼梦》这样的“长恨歌”式的55故事之所以感人，就是因为它贯穿了宿命论、末世论和“非进步论”的历史与人生理解，也贯穿了这样的美学意境：“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某种程度上，《红楼梦》中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所做的那个“春梦”，同全书所要呈现的一部“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的“红楼之梦”是完全同构和互为阐释的。这表明，个体经验在本质上就是历史经验，反过来，历史经验如果不流于空泛世相的话，也必然重合着人的个体经验。对我们的先人来说，他们从来就是把生命体验当作历史认知的起点和终点的，生命的短暂与必死的悲情，既生发出了陈子昂那样“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关于存在与生命的悲呼浩叹，也启悟出罗贯中那样的“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历史智慧与达观体验。由生命经验来看取和理解历史，又将历史体验最终归结升华为生命与诗的体验，这是中国人特有的历史诗学与历史美学的精髓。文史一家，这是必然的一种互渗。

从这个角度来看格非的《人面桃花》三部曲，我以为就不是一个一般和个案的叙事学问题，而是事关中国小说的叙事特性与美学属性的大问题。

很显然，格非的小说出现了在当代小说中罕见的“诗意”——不只是从形式上，从悲剧性的历史主题中“被解释出来”的，同时也是从小说的内部，从神韵上自行散发出来的。这种诗意不是一般的修辞学和风格学意义上的，而是在结构、文体、哲学和精神信仰的意义上的诗意，是在中国传统小说中的，特别是《红楼梦》中无处不在的那种诗意。格非为我们标立了一种隽永的、发散着典范的中国神韵与传统魅力的长篇文体——说得直接些，它是从骨子和血脉里都流淌着东方诗意的小说。这种小说在新文学诞生以来，确乎已经久违了。

这肯定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我不敢说格非写出了不朽的小说，但却坚信他找到了中国小说的叙事道路。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模拟的归附，而是一种融合了现代的一切信息与物质属性的归附，是一种新的创造，这一点必将在未来得到印证。他所精心展现的这种“非进步论”的历史构造与美学范本，使得他的小说不但脱开了当代文学的主流方向，走上了严肃而深远的美学之境，而且将会对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文学的未来提供一个样本。我不能说格非已经写出了无可挑剔的小说，他的叙事中或许还有可以斟酌和商榷的问题，但如果因为这样的问题就忽略他在小说文体上的精心创造，忽略他在历史诗学上的思考，以及叙事美学上的启示意义，对于今天中国的批评界来说，那就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粗陋和短视。我毫不讳言格非小说在设置人物的性格逻辑和安排他们的生命轨迹时，有可能出现的“出轨”，甚至为了抒情和刻画人物的超现实性，而使某段故事“飞升”于整个小说之外——如同姚佩佩亡命天涯、庞家玉因病出走的情节一样，有过于人为驱遣的痕迹；但我也毫不讳言在阅读这几部小说时隐秘的过瘾和喜悦之情，不讳言当我读到《春尽江南》的后半部与结尾时澎湃激荡和百感交集的心情。让我用《春尽江南》的结尾，对照《红楼梦》的结尾，以两种如此不同却又惊人相似的诗句，来作为我的文章的结尾：

……它照亮过终南山巅的积雪也曾照亮德彪西的贝加莫斯卡前世的梦中，我无限接近这星辰今夜依旧遥不可及……我说，亲爱的，你在吗？在或者不在都像月光一样确凿无疑……这就足够了。仿佛这天地仍如史前一般清新事物尚未命名，横暴尚未染指化石般的寂静开放在秘密的水塘呼吸的重量与这世界相等，不多也不少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逝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在“知识”的意义上，我确信它们属于两种不同的诗歌，但在“意义”的意义上，我坚信它们是同一种东西，读之也如同一场“人面桃花”的旅行，这里有相似的“大悲凉”或“万古愁”，有记忆的恍惚与诗意的悲伤，刻骨铭心，没齿难忘。只是我不知道老弗洛伊德该怎么解释它们这惊人的相似，也属于他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的范畴吗？

2011年12月31日，北京清河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