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人物的“泛哈姆莱特性格”

问题从这里开始，是一个比较容易进入的角度。迄今为止，格非小说中最主要的人物几乎都有一个“哈姆莱特式的性格”——这个说法是我专门为格非小说“发明”的。从早期的短篇《追忆乌攸先生》中的乌攸、《迷舟》中的萧、《傻瓜的诗篇》中的杜预、《褐色鸟群》中的“我”、长篇《敌人》中的赵少忠、《欲望的旗帜》中的贾兰坡，一直到晚近的长篇小说《人面桃花》中的陆秀米、《山河入梦》中的谭功达、《春尽江南》中的谭端午……这些人物不论男女，无不有一种骨子里的犹豫和忧郁，一种深渊和自毁的性格倾向，有“局外人”或“走错了房间”式的错位感，有一种“狂人”或“幻想症式”的精神气质。总之，都有一种类似哈姆莱特式的诗意而分裂、智慧又错乱的“悲剧性格”。这一点似乎要深入追问：为什么格非热衷此类人物的勾画和描写？从80年代先锋小说时期到现在，他几乎一以贯之地延续了这种习惯和趣味。这当然要从精神分析学开始谈起。但奇怪的是，迄今并无可靠的证据表明，格非的阅读中是一直醉心于专业式的弗洛伊德理论的。不过也存在另一个常识，即作家通常并不愿意暴露自己的阅读背景和知识基础，这正是布鲁姆所揭示的关于“影响的焦虑”之普遍存在的表现。我相信，毕业于华东师大并且在这所学校任教多年的履历，应该同他的喜好有关，因为上世纪30年代曾活跃的“新感觉派”的代表人物施蛰存先生，就一直“蛰存”在这所校园里，这对格非来说也许会存在着某种“隐秘的暗示”。他早在30年代的那些关于神经症人物的描写，那些“历史人物+无意识活动”的写作思路与灵感来源，可能会通过各种暗道或者精神传承，给格非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至于其他方面的原因，就无从猜测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格非与他的人物之间并非是可以做“影子”或“替身”式理解的，这些人物充其量是体现了他在无意识层面上的某些探险性冲动，而不必看做是“自传式”的书写。他身上的智性魅力和深厚学养，某种理性的和果决的气质，以及尤为“正面”的性情，都使人没有理由将他与人物妄加比附。但奇怪的是，我从《春尽江南》的主人公谭端午身上，还是隐约读出了格非的一点影子——至少是感觉他印证了格非身上作为诗人的那一部分。所以，在前不久一次私下交流中，我借了酒意斗胆脱口称他为“端午兄”，且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能不能说谭端午是你的三分之一，或者，你身上有三分之一是与谭端午重合的？”格非暧昧地笑答：“也许吧，差不多。”

以上亦属笑谈，但愿不要误导读者。但这个玩笑也表明了我的一种探问的冲动，因为自先锋小说运动以来，关于人物无意识世界的探讨，关于人性复杂性的描写已经是一个标志性的特质，而要想深入理解格非，必29须要从这一点入手。如果稍加对照的话，显然在苏童那里，他更多的是传达了对于人物原始的或先天的“人性之恶”的关注；在余华那里更多的则是专注于暴力与黑暗的无意识的描写，他们在哲学性和观念性的方面，可以说表现了大体一致的向度与深度，但在格非这里，他对于人物描写的重心，却有更多“向内”的趋向和踪迹，始终围绕着人物精神世界中的犹疑与自毁的倾向。从这点上说，仅就人物刻画而言，他显然更看重精神的敏感性与复杂性，以及人物的“内心化”特点，而不止是“符号化”的属性。在《人面桃花》以来，还更表现出了“性格化”的倾向。

这一特点在早期的小说中，曾有使人感到“过分裸露”的表现。比如《迷舟》，它本是一部侧重探寻“历史偶然性”的小说，与彼时流行的“新历史小说运动”有一致性，而且就主要人物萧而言，其身份不过是军阀孙传芳治下的一个年轻军官。但格非却奇怪地赋予了他一种强烈的“哈姆莱特式的犹疑”。何以他会给此种人物也打上这般性格印记？好在人物的性格弱点与无意识活动，恰好与历史本身的偶然性，与叙述中梦境般的“失忆”状态发生了契合，否则，我们会对这种“哈姆莱特式军阀”的存在是否合理，而感到疑虑。

仿佛是一部戏剧的情境，格非为他的主人公安排了一个敏感而不幸的处境：在战场上遭遇了作为“敌人”的同胞哥哥——北伐军先头部队的指挥官。作为“被讨伐”的军阀孙传芳的部下，年轻的旅长萧产生了强烈的逃避冲动。他趁父亲从房上意外坠亡的机会，从前线的“棋山要塞”急切回到附近的家中料理丧事，但不料，在此过程中遇见了自己少年时代的恋人杏姑娘，两人不禁旧情复萌。在这番梦境般的描写中，萧似乎忘记了大战在即的严峻形势，在处理完父亲丧事后，仍与杏一起缠绵多日。其间小说还插入了算命先生“当心你的酒盅”的预言，以及马三大婶的流言。直到数日后，萧才忽然记起自己应该尽快返回前线。但返回前他又连夜冒险去了一趟榆关，看望据说被丈夫三顺残害的杏。可是，此时榆关已经被北伐军占领，萧深夜前往，难免有通敌嫌疑，而巧合的是，萧居然还“故意忘记”了带枪。当他被三顺一伙抓住并加以羞辱的时候，正是因为只身一人且没有带枪而束手无策。萧看望了被阉割的杏，心情压抑地回到小河家中，准备要返回军营，但他发现自己的警卫员此时正拿枪抵着他，说上峰指示以通敌罪处决他。萧有口难辩，无奈之下只好逃跑。可就在此时，全然不知情的母亲正在关门捉鸡，准备犒赏一下自己多日奔波辛劳的儿子，萧无路可逃，被其警卫员一枪击毙。如果刨去小说中的一层历史叙事的油彩，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部典型的莎士比亚式的悲剧，而萧正是一位典型的哈姆莱特式的人物。他的一切行为都受到其恐惧与错乱的无意识的控制，他在危机时刻玩感情游戏，沉醉于流言和算命先生的蛊惑，变成了一个逃避现实不能自拔的梦游者，最终陷于悲剧与毁灭，这一性格逻辑与哈姆莱特可谓如出一辙。但还有另一个可能的解释：假如我们刨去历史叙事的外壳，它同时也可以看做是一个类似“梦境（春梦？）改装”的小说［类似的情形还有《褐色鸟群》，其中的某些意象和细节，如“她的两个暖暖的袋子（乳房）就耷拉在我的手背上”等可为证明］，整个叙事中所营造的氛围都具有悬浮和错乱的征象，甚至还有“梦中梦”的套叠式构造，到河边钓鱼和深夜潜入榆关，都可以看做是父亲去世、与杏幽会这两个串联在一起的“爱与死”的梦境主题中的“第二层梦境”。这些无意识的复杂活动，解析起来恐怕是要费些笔墨的。

显然，萧可以看做是格非小说中的一个原型式的人物。在他早期的长篇小说《敌人》中，类似的忧郁和犹豫给人物带来了更多黑暗而且确定的性格内涵。财主赵少忠从祖先手里传承了一份被一场无名大火烧毁了的“家业”，还有一份关于纵火者的怀疑名单。但经过祖父两代，到赵少忠六十岁的时候，这份名单其实已经意义不大了，因为所谓的“敌人”要么已经老死，要么也已风烛残年，恩怨似乎早已淡漠。但这场关于“敌人”的旷日持久的寻找，却已彻底压垮了赵少忠，将他变成了一个每日只知饮酒独坐的忧郁症患者。他的一个习惯性动作是不断地用一把剪刀对园中植物进行“剪枝”，这与他对“敌人”名单的“排除式推断”，在下意识里应该是一致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无意识，将他逐步带入到一个可怕的悲剧与自毁逻辑中——他充当了“敌人”未完成的角色：先是溺毙了唯一的孙子，随后又对身陷危境的女儿梅梅不闻不问，再后来是秘密杀死了以冒险为业的二儿子赵虎（为了减轻自己的负罪感，他构造了一个潜意识中的假象：儿子是被别人杀死后将尸体送回了家，自己则是不愿意被人看到悲剧31发生在自己头上，才趁夜色将他偷偷掩埋）。再之后，小女儿柳柳莫名其妙地暴尸荒野，赵少忠也同样麻木不仁，在算命瞎子说出了赵家就像院子里的古树，内部早已枯朽的秘密之后，赵少忠终于急不可待地锯倒了它，并且随后像算命者预言的，在腊月二十八日这天深夜，将唯一所剩的儿子赵龙杀死。他终于完成了“剪枝”的工作，也完成了“敌人”未完成的使命。

这一故事中显然有特殊的历史隐喻意味，有某个时期的敏感的历史氛围的影响，其揭示的历史逻辑也富含哲理——“可怕的不是敌人本身，而是对于敌人的想象和怀疑；真正的敌人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和自己”。但它的独特性和最令人震撼的部分，却不在于这种逻辑的解释，而是在于对人物的“无意识逻辑”的揭示。在赵少忠身上，被黑暗信息与死亡压力控制后产生的一种“获得性强迫症”——其自我毁灭的冲动，是最令人惊异和震动的。

关于早期小说中的人物，上述是两个代表。格非对他们无意识活动的描写可谓是敏感而幽深的，但是细加推敲，他们性格的基础却稍嫌生硬了些。显然，他们的身份和性格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匹配性”，对于军阀或地主来说，忧郁和犹豫的性格都过于奢侈了些。因为中外文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只有那些知识分子或具有类似背景的人物，才更适合有这样的心理性格。哈姆莱特之所以沉湎于忧郁和佯疯，是因为他是一位诗人和哲人型的王子，他身上的人文主义背景与黑暗的丹麦社会之间，充满了错位与冲突的可能。因此，与其说萧和赵少忠是“性格逻辑”使然，还不如说是作为先锋小说家的格非的“叙事逻辑”和小说趣味使然。

然而，在《人面桃花》三部曲中，上述痕迹已全然消失了，人物的性格内蕴与无意识活动，由于其“知识分子式的革命者”的身份，而变得丰富和合理起来，具有了更为确定的历史内涵和更为广阔的表现空间。这一点，是尤为值得注意的。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钱理群就曾敏锐地指出了一个广为存在的现象，即“堂吉诃德与哈姆莱特现象的东移”，认为这两个富有原型意味的人物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空间上出现了一个向着东方文学蔓延的现象。〔注：参见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莱特”的东移》，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敏感的发现，在18—19世纪歌德等人的作品中，在19世纪东欧与俄罗斯的文学中，类似“多余人”的知识分子形象频繁出现，而这些人物大都具有感情丰富又软弱迟疑、渴望社会变革又沉迷于个人幻想、善于思考又无所作为的矛盾性格，因而始终被屏蔽于社会主流之外。从拜伦笔下的恰尔德·哈罗尔德、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到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还有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涅赫留朵夫和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罗莫夫……在中国新文学中，他们又化身为鲁迅笔下的“狂人”，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钱锺书笔下的方鸿渐和赵辛楣，张贤亮笔下的章永璘……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解释这些人物，自然是相对简单的，但从精神现象学的角度来解析他们，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表明，在文学的“精神核心”或“核心精神”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敏感、脆弱、犹疑、错乱、非理性和毁灭性的冲动与倾向，这是人性中固有的黑暗部分，也是文学中必须呈现的深渊景象。

在《人面桃花》三部曲中，格非书写了一个与20世纪中国的革命和历史紧密联系的家族，一个奇怪的人物世系：生活于20世纪初的早期革命党人陆秀米，她在监狱中产下的没有父亲的儿子，后来成为了50年代梅城县长的谭功达，还有谭功达与张寡妇生下的儿子，后来在80年代成为了诗人的谭端午。这个家族所经历的曲折和动荡，差不多可以涵盖20世纪中国全部的历史延迁，其命运的变迁可以说是跌宕和离奇的，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他们家族血缘遗传中的“哈姆莱特式的性格”——渴望社会变革、富有理想主义冲动、内心敏感、性格复杂、耽于幻想，血性与软弱同在，果决与犹疑并存，总能无意中靠近社会变革或时代风云的中心，又最终作为“局外人”被抛离遗弃——却始终一脉相传。这一家族人物的命运似乎表明，历史并非像人们期望的那样，只要通过革命的推动就一定能够“进步”；而反过来，那些积极献身于历史进步的人们，也并非一定会在这变革中获得自身的解放和价值的实现。事情或许还会相反，在投身社会的过程中，他们反而会感到无力掌控历史、无法抗拒人性缺陷、无法把握自身33命运的无限犹疑与困惑。

显然，格非在这个大的构架中，赋予了人物的精神活动以更为确切和深厚的历史与人性内涵，他们的命运不只是彰显了无意识世界的幽深，而且还与社会历史之间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传达出了格非对于历史从何处来、向何处去，对于个体的生命、心灵与尊严应该如何安放的无边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