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批评是对话，也是创造

批评在中国古代的传统中具有内心性和对话性，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这个说法非常抽象，但也很具体，需要用心去细细体味；锺嵘《诗品》中将诗人分为上中下品，几近是无来由的划分，须要用心慢慢研磨，咂摸滋味。“批评”在明代的繁盛，是因为小说的流布，读书人将阅读的心得掺合于原作的文末或行间，行间为批，首末为1评，表示对作者的一种理解，或向读者的一种推荐，甚至也可能只是一种自得的消遣或卖弄，或作为私人收藏的一种“雅趣”，这种方式形成了中国文学中的“批和评”，也构成了最早的“中国式的解构主义文本”。总之，这种文字的掺入并无“学理”或“法理”的依据，也不是全然准确的判定，而根本上只是一种理解和对话，且具有很强的“私人性”。

现代意义上的“批评”概念来源于西方，特别是19世纪以后的革命风潮，对于文学以及批评的影响最大。批评中间缠绕了“知识”与“工具”的属性，特别是加入了许多“社会的使命”，期望让批评影响读者和创作，最终影响社会。当代中国的批评是在这样一个背景和基础上展开的，所以问题尤多，基础孱弱。虽有人至今怀念1980年代的批评，但细想那时很多言谈只是“拨乱反正”而已，建设性的、专业和深度的批评还刚刚发育，理论方法上还很贫乏。真正趋于成熟的批评，实则始于人们并不看好的1990年代，这个时期以来人们对批评非议不断，但细想却是一个有所建树和渐入正轨的时代。只要有历史感的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想想看，80年代不过还在清理着拙劣但根深蒂固的政治批评，还发生着关于“现代主义”和“朦胧诗”之合法性的论争，而这样的环境又如何成为了批评的“黄金时代”？

“批评”可能会包含了判断和针砭，但判断与针砭并非是批评唯一的主旨，这点世人多有误解。批评家不是神，不是真理或权力的化身，批评也只是一家之言，不能确立或否决一部作品的价值。有人赋予批评活动以构造秩序、振兴文艺、摒除积弊等等外力化和权威性的使命，实为无法兑现的妄念。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的时代何曾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不是照样出现了不朽的作品？可见文学是否繁荣，与批评并无必然关系。19世纪的俄罗斯确乎在涌现了群星璀璨的伟大作家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批评家，但不要忘了，那种批评首先是一个民族在其“精神成长期”的一种灵魂的对话，与思想的比肩，与当代意义上的职业性、专业化的批评活动相去甚远。现代著名的批评家李健吾就说，“一部伟大作品的仇敌，往往不是别人，而是同时代的批评家”。这就是针对那种轻率的判断而言的，历史上这种悲剧比比皆是。否则不会有杜甫所斥的“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也不会有许许多多当代作家的蒙冤而亡，或因压抑迫害而最终疯狂了。所以批评家要小心，最好谨慎地做一个对话者，这个对话是对作品的理解，是对写作者意图观念的一个揣摩，也是与读者公众之间的一个交流。它应该是悉心的体味或共鸣的知音，而不是一个自负和武断的下结论者。批评当然也是一种创造。这样说是因为它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具有“无中生有”的属性，是一种“虚构”。这样说不是贬低它的学术性质，也不是要否认它的“客观”与“公允”的准则，而是说，在语言和“文章”的意义上，它应该与作品一样具有创造性的含量，它应该是思想的聚合，智慧和经验的自然生发，应该是艺术的、美的或有意思的文字，有可以与艺术作品并驾齐驱的品质，而不只是一种粗率和无趣的观点汇集，一种干瘪和浅薄的八股文字。总之它应该，也必须具有魅力，否则不独作家看不起批评家，读者也不会理会他们。

我最早景仰的是勃兰兑斯那样的批评家，他用如诗的文字描绘出19世纪欧洲文学的历史，既波澜壮阔又纤毫毕现；后来我也喜爱本雅明，它对于文学和诗歌中的意象可以做那样意义深远的冥想和解释；甚至也喜欢罗兰·巴特，他那近乎病态的微观分析让人糊涂又着迷；还喜欢弗洛伊德，他对无意识世界所作的解密具有让人的观念世界彻底崩毁的魔力；喜欢巴赫金，他将小说中的场景与故事的诠释近乎放大到了极致，在无节制的铺排分析中辟展出旷远无际的问题空间与思想世界……自然，我更喜欢的还是王国维和鲁迅，他们的文字中有中国人的智慧与体悟的，妙不可言又言近意远的，含沙射影又精准刻薄的，闪转腾挪又饶舌俏皮的……种种最美妙和得人心的东西，他们的妙处难以言喻，简直充满闪电一样温柔或狰狞的魔性。虽不能及，心向往之，我想我会一直努力，做文学批评这座荒凉山冈上的一个西西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