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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门里的风景》

来源:中国作家网 | 张清华  2016年09月13日09:00

二、“窥视”与“围观”:两个关键词

福柯这样的欧洲学者的研究从“学理”的角度告诉我们,仅仅把“刑罚”和“围观”这样的文化劣根归结于东方民族的特产,是不公平的。种〔1〕张清华:《文学的减法——论余华》,《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种丑恶在西方社会也同样是古已有之,源远流长,而伴随他们的种种犯罪所发明的残酷刑罚,一点也不比东方逊色。仅就这一点而言,人类的“文明”是大同小异的。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可以轻视鲁迅等前代作家所揭示的民族弱点,也不表明当代作家所描写的类似心理症结是无足轻重的。相反这更应该激起我们思考这属于人类,但更属于本民族的文明之恶。

我确信《兄弟》是一部关于“窥视”和“围观”两个主题的书,这是我打算谈谈它的主要原因。对与性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窥视”行为的描写,在很多民族的文学中似乎都不乏例证,但尤以东方民族为多。早在《金瓶梅》中类似描写“窥淫”的场景就有多处,日本近代文学中,描写与窥视相关的性变态人物与场景可谓比比皆是。相应地,在中国现代作家那里,描写窥视行为与心理的便以留日作家为多。但像郁达夫者,其类似的描写被赋予了某种“哀情”色彩,个人的变态行为硬要和“祖国的积弱”连在一起,方才有了合法性支持;而张资平之流的描写,则过于受到日本近代文学的直接影响,极尽正面的“玩味”情调,缺少批判精神。鲁迅关于中国人劣根性的揭示犀利而深刻,但唯独没有怎么正面地揭示窥视63的主题——在《狂人日记》《肥皂》,甚至《祝福》诸篇中似乎若隐若现地触到了,但毕竟不明显。倒是当代的有些作家如残雪者,比较正面且专门地写到了“窥视主题”——但她是像存在主义者那样将窥视当作“普遍的哲学命题”来写的。另外的一些作家,如刘恒(《伏羲伏羲》)、叶兆言(《去影》)、韩东(《房间与风景》《母狗》)等,都从人性或文化的角度触及过这一主题。但这样集中和综合地将窥视作为一个文化与人性批判的命题,《兄弟》是无人可比的。

至于“围观”的主题,在鲁迅笔下已经写得入木三分和淋漓尽致。包括他本人的弃医从文,也是源于他在一部日本纪录片里,看到中国人围观自己的同胞遭日本人屠杀而麻木不仁的情景,之后在《阿Q正传》《药》和《祝福》等多部小说中,他以让人刻骨铭心的尖锐,书写了国人这种以观赏他人的苦难和刑罚,满足自己的隐秘欲望的卑劣心理。但在当代作家这里,正面介入这一主题的并不多,“文化大革命”产生了多少围观和窥视的事实,但当代作家在描写这一事件时,却没有几个能够触及(当然,莫言的《檀香刑》是一部关于近代中国人集体上演的围观屠杀大戏的小说,其对“围观”主题的揭示是足以震撼人心的)。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围观”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启蒙主义的命题,而“窥视”则是一个现代主义或者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命题?但同时,它们又是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源于同样的集体无意识?在这样的意义上,《兄弟》获得了一个复合性的主题,这大约正是其匠心和深意所在。透过表层的诙谐与夸张,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个尖锐的甚至是悲天悯人的主题,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对于作家来说是不公正的。我相信在新文学产生以来,除了鲁迅,还没有哪个作家能够这样以哲学的深度,这样尖锐、逼真、形象和入木三分地同时写到这样两个主题。在揭示人性甚至“种姓”的丑恶方面,余华在当代作家中堪称是首屈一指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看到一个精神的继承关系。事实上,余华也确实在很多谈论中表达了他对鲁迅的推崇和所受的影响,尤其在叙事的技巧方面。他的笔法的简练,线条化和喜剧化的人物性格描写,情节的戏剧性设置,甚至细节方面的刻意的“重复”,都可以看出这种影响的痕迹。但这又不过是表皮,余华此前小说中所呈现的若干重大的主题,如嗜血、暴力、精神分裂、人性恶等等,都可以看出与鲁迅的一脉相承的内在线索。这些主题当然不能看作是完全得自鲁迅,也有不期而遇之处,但这表明,当代作家仍然在对国民性问题、对人性的困境、对知识分子的启蒙使命等等问题抱着执著的探求精神。在《兄弟》表面的戏谑风格下,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吃人”与“看客”主题的再度展开,还有在“革命”的堂皇名义下的施暴等等悲凉荒诞的主题。只是比较鲁迅,余华有更从容的篇幅和更丰沛的细节,展现这些人性之丑,并在连续的谱系中勾画出那些深渊中的景象。先来说“窥视”。小说的故事可以说就是由一个窥视场景、一个人物的窥视行为引发的。如果说鲁迅的“看客”主题和余华的“围观”主题之间,是有着逼近的关系,也都是围绕着国民性而展开的话,那么“窥视”则充满了余华独到的当代性思考——它包含了行为、集体潜意识、社会伦理与哲学等多个层次。他可以说是全方位地生动地书写出了上述各种意义上的窥视。首先从表面上看,从刘山峰到李光头,这对生理上具有“遗传”特征的父子,都犯过钻厕所偷窥女人下体的卑劣勾当。刘山峰这样做,固然首先是出于他的人性之劣,但特殊年代的精神和肉体禁锢,恐怕也是这一变态行为的反向因由。但余华高明就高明在,他让这样一种本属于隐秘性质的行为戏剧性地曝了光——让他极不光彩地掉到粪池里淹死了,这样,不但他的暴露于光天化日的窥视丑行得到了惩罚,而且也成了妻子和未出生的儿子一生的耻辱烙印,成了刘镇人对历史的喜剧性记忆和日常生活的永久谈资。他的肮脏的死引来了一场空前的节日般的围观,满足了人们普遍而隐秘的欲望,当然也留下了“遗憾”——他们没有看到这个人被活捉的狼狈,更再无机会探听到他究竟看到了什么。而这样一个遗憾,终于在死者的儿子身上得到了满足。某种意义上是人们共同制造或导演了这一出“续集”意义上的闹剧:十四年后,刘山峰尚未成年的儿子李光头,竟然也像他的死去的父亲一样钻到了厕所的阴沟里。这看起来是一个“遗传”因素的结果,但这只是表面的喜剧因素,实际上如果有“遗传”的话,那首先应理解为是“环境影响”,而不是“生理基因”的作用,是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集体低下的道德状况所导致,这是“文革”时代社会失序、青少年失去成长规范的直接现实。同时,更直接的,这是成人世界教唆的结果,看起来是李光头的窥视行为在先,人们的议论探听在65后,但实际上因果关系恰好应该反过来解释,是成人世界共同制造了这样的“道德环境”,他们共同的隐秘欲望构造了一个“窥视型文化”和种族无意识,这才制造出了李光头这样的“不良少年”——他先是生活在生父的不光彩的历史阴影中,后又眼睁睁看着正直的养父被政治的暴力夺去了生命,他是在被欺辱和被歧视的、充满着对“扫荡腿”的恐惧记忆中长大的,这才是他做出了怪异的不良举动的真正原由。很明显,他只是一个畸形发育着的少年,他并不太清楚自己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如果说他的生父刘山峰,是出于一个成年人的变态欲望而钻厕所的话,那么对于十四岁的李光头来说,最大的原因可能只是极度压抑下的恶作剧、畸形心理支配下的好奇心在驱动着他而已。

然而与全社会的更加卑鄙的“窥视癖”相比,李光头的窥视行为真是微不足道了,他之钻厕所,只不过是这场“集体窥视”的丑剧的一个小小噱头和引子,余华真正的笔力还是用在了“社会”——这个更加抽象和广大的“主体”之上。他们更加阴暗和丑陋的、活跃在潜意识中的集体的“间接的窥视”,才是余华所要倾力表现的东西:“赵诗人”赵胜利抓获了李光头的现场,但他才是一个真正的窥视狂,他不经意的言谈暴露了他曾经多次用同样的方式窥视女人如厕的隐秘,但他只是没有被抓住而已,现在他居然成了抓获罪犯的英雄;那个童铁匠当初还似乎代表受害人——包括他的被窥视了的妻子——打了李光头一记耳光,但随后他很快就无耻地用一碗阳春面来“购买”李光头所窥见的隐私;甚至派出所的那些警察,也在“执法”的过程中动用他们的特权,“忘情”地间接探知关于林红屁股的隐私……小小的、早已身败名裂的少年李光头因为出卖他所窥见的隐私,居然吃到五十六碗“三鲜面”。余华用他的反讽戏谑之笔,写出了一场成人以物质和各种优势,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地购买、索取和传播他人隐私、间接窥视他人的闹剧。

事实上,“窥视”一旦成为了集体行为,也就变得与“围观”几无差别。围观的心理基础和窥视可以说是同出一辙:本属他人的隐私,现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以引起异常而隐秘的兴奋;他人的不幸和痛苦,可以作为自己疗伤的良药,所以冷漠又是最典型的心理反应;还有,是嗜血和对暴力的偏好——鲁迅说过,便是北京街头剥羊的摊子旁边,也是要有几个伸长了脖子的人。于是我们就看见了在这一场空前的集体性窥探中,另一个深深受到侮辱和伤害的人物李兰。这个弱小而无辜的女性,忍受着一生暴露在众人的围观和指指点点的无尽的耻辱中,她在刘山峰死后终日闭门不出,就是为了躲避这种围观,她之所以宁愿认同“地主婆”的名义,也不愿意打着刘山峰的标签,也是为了躲避这种围观。这个一生都无处躲藏的人,几乎是在黑暗和隔绝中逃避着那些刀丛般的目光,走完了她备受煎熬的时光,她的死实在是一种对围观的逃离和解脱。小说中描写围观的场景似乎很难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最大的有三次:刘山峰钻厕所掉入粪池淹死,宋凡平将其捞起,引发了小镇上第一次“狂欢节”式的围观。十四年后少年李光头钻厕所被抓,被赵诗人和刘作家押着游街示众,小镇上又一次上演了一场围观的狂欢大戏。宋凡平因为从监禁处逃出,要去上海看望自己病中的妻子,而被“红袖章”们当众活活打死。而这时满车站的看客,居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这肆意的暴行,当宋凡平血流如注,已经奄奄一息的时候,后面赶来的“红袖章”还要再对着他行将咽气的身体施暴。随后当宋钢和李光头两个孩子面对血肉模糊的父亲的尸体,向围观者求救的时候,竟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帮助他们……这可以说是小说中最令人绝望和悲凉的一幕。余华在这里极尽其能地描写了“深渊以下”的情景,某种意义上是看客的需求创造了这些围观者和施暴者,并且支撑和刺激着他们的快感。中世纪以前的情景在这里被复活了,仿佛读者也依稀感到自己成了一部褪了色的默片中的“群众”,一名被抽空了灵魂的围观者——就像我在开头所引的法林顿和福柯的两段话中描述的那样。这是文化和人性的力量,深渊中的巨大的吸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