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三、局外人或革命者的精神现象学

显然，《人面桃花》可以认为是讲述了一个“现代中国革命的发生学”的故事，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山河入梦》便可以认为是讲述了一个“革命者的精神现象学”的故事。出于这样的考虑，格非使他的主人公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哈姆莱特式的灵魂与敏感——尽管他身上并无典范的现代知识分子背景。在这个意义上，它不仅与前一部小说在结构上建立了接续关系，而且在题旨上也实现了统一的逻辑。革命主体如何被甩出了中心？陆秀米从一个先驱者到被抛弃、在囚禁式的独居中苦度余生，大概已经昭示了一个悲剧性的定律；而她同样有着“他者”、“异类”或“局外人”气质的儿子谭功达的故事则更加清晰地表明，那些最富有改变世界的襟怀、怀抱给更多人带来福祉的理想的人，总是最容易遭到误解和最容易受伤的。这部小说中格非似乎揉进了多个叙事的意图——首先是“知识分子式”的精神人格与社会抱负，这一点似乎只是由“精神遗传”而获得的；其次是意识形态背景下的社会历史与当代生活，这正是格非要努力触及的，两者互为交杂纠结，构成了革命者与革命之间奇怪的错位关系，也就构成了主人公悲剧的基本缘由。同时，格非似乎还试图深入到人的个体本能与无意识世界之中，完成一个完全“内化”的观照与叙述，并在叙事的底部设置一个“存在与虚无”的哲学根基，以为之涂抹上荒诞的美学基调，这当然是格非一贯的做法。不过与早期的小说相比，纯粹哲学的探求已不再是他的兴趣所在，而关怀现代历史与当代社会，对理想与制度、权力与道路等等现实问题的求解意识，成为他思考的中心。这一点我以为是值得称道的，因为它体现了格非要亮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观念与精神立场的决心。

谭功达作为陆秀米在狱中产下的“没有父亲的儿子”，在参加革命之后，起初似乎一切照常，解放以后他顺利地坐上了梅城县长的职位。这个过程中确乎有“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派生逻辑在，但随后，他性格中的某种“异样的成分”就开始暴露并放大开来。似乎这是一个定数，连他自己都感受到了这种“隐隐的恐惧，自己不管如何挣扎，终将回到母亲的老路上去，她所看到并理解的命运将在自己身上重演……”来自家族的精神遗传与自我暗示，使他渐渐变成了一个官场和生活中的异类：怀抱改造山河的梦想却总是显得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似乎富有官场革命经验却又并不擅长交际同类、控制局面，虽有“花痴”之名却又不真正擅长交际异性，致使年届四十却还单身一人，单是成家之事就延宕多时。当别人日日精心于人际与官场关系的经营算计时，他却在出神地幻想普济水库建成之日发电之时灯火辉煌的胜景。这一切，注定了他将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失败，一切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但格非并未单面或理想化地处理这一人物，而是赋予了他以分裂又融合的两面性：一面是他作为革命者与官场人物的素质，另一面则是他作为精神异类的本色，格非还富于匠心地赋予了他一个中国传统的精神原型——一个“贾宝玉式”的性格，这使他既相似又有别于格非早年小说中的“哈姆莱特式”的人物，具有了地道的本土性格。在小说一开始，他与副县长白庭禹、秘书姚佩佩一同乘车经过普济水库大坝之时，遭遇闹事的群众，事情一前一后，格非表现了他截然不同的双重性格：之前是他沉湎于白日梦式的妄想世界，仿佛宝玉再世——“佩佩见县长目光痴呆，与那《红楼梦》中着了魔的贾宝玉一个模样，知道他又在犯傻做美梦了……”在拥挤而充满危险的闹事人群中，谭功达居然“走神”做起了这样的荒唐之念——他“感到佩佩的一头秀发已经拂到了他的脸。佩佩。佩佩。我可不是故意的。她脖子里的汗味竟然也是香的。……她的身体竟然这么柔软！浓浓的糖果的芳香似乎不是来自于糖块本身，而是直接来源于她的唇齿，她的发丛，她的身体……”这分明也是一个乌攸、萧或者赵少忠式的人物的再现了；但别忙，与此同时还是他，急中生智断然命令一个持枪的民兵开枪震慑闹事者，结果非常奏效，干脆而漂亮地制止了一场危机。这一幕又充分展现了他粗蛮而“富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一面。

或许这开头的一节可以视作理解谭功达这个人物的入口。显然，政治身份的认同对他来说并不存在犹疑，他所做的一切也都是这个年代当权者典型的作为。但他又是一个有着敏感的无意识世界的人物，正是在这点上，他秉承了母亲的遗传，在他所属的人群中带上了鲜明的“另类”气质。他沉湎于自我世界，刻意地冷淡身边的同僚，包括对他有提携之恩的上司聂竹风也不懂得曲意逢迎，这表明他根本就不曾用心于官场政治。当他处于权力核心的时候，所有问题当然不会暴露，可一旦有风吹草动，他必会众叛亲离成为孤家寡人。当水灾来临，水库大坝发生险情时，所有干部无一例外地都表演性地出现在第一线，而他却带着秘书姚佩佩跑到偏僻的乡村，督促沼气池的建设，给人造成了不懂政治、不明大局、逃脱责任、缺乏能力的印象，结果被解职。这时他才明白，权力其实是那么脆弱，对于一个不善政治的人来说，失去权力只是早晚的事，而一旦权力丧失，他就完全变成了一个无助的个体，一个这世界的多余人。在这里，格非睿智地抹去了意识形态的装饰与遮蔽，还原了官场或政治的本质，将权力斗争的结构从历史的烟云中赤裸裸地拎了出来，放到了他精神透视的“X光机”之下。当谭功达被所有人遗弃的时候，他的身边就只剩下了一个姚佩佩。也只有到这时，他才恢复了作为一个个体的基本人性与情感常态，但一切都来得太晚了，命运已经给他安排了太多的曲折与磨难，他和姚佩佩的爱情无果而终，且姚佩佩在被迫杀死侮辱她的大人物金玉并不得不亡命天涯之后，他们也就只有把希望寄托于来世了。姚佩佩与谭功达是格非所理解和同情的一类最具有心灵性与诗意的人物，或者说是真正代表了“人性真实”的一类人，他们与这世界的搏斗，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良善与邪恶、美德与阴谋、理想主义与庸俗政治之间的斗争。但事情又没有这么简单，他们并非道德的完人，而是具有某种先天性格弱点的不可自救的人物。格非通过他们的悲剧，除了揭示当代历史的某种深层结构，也是对人间永恒的悲剧与牺牲的人性根源的寻找，而这如同《红楼梦》和《哈姆莱特》一样，恰好构成了文学最古老的美感与诗意的根基。

“山河入梦”这一意象，当然首先包含了20世纪“革命”的理想本身，同时也是传统知识分子自古就有的基本抱负。在关乎社会变革的理想方面，无论传统根基还是现代观念，在汇聚到实践性与伦理性这点上时，无疑都是以“山河”或“天下”为说辞的，这就是格非为什么把“山河”作为他的三部曲的第二部之关键词的原因。这恰好对应了五六十年代“改天换地”的复杂历史。正面看，它是自古以来建设“大同世界”的宏伟意愿的当代新篇；负面看，它则隐喻了另一种山河易帜、文化覆灭与道德崩毁的悲戚。格非用了浪漫主义的古老笔法，对应性地描写出在主人公的悲怆命运与爱情故事背后所隐含的历史悲剧与文明溃败，而从美学上则恢复了《红楼梦》式的经典意境与传统神韵。显然，这是格非在文化与审美上双重的传统自觉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选择——说得简单一点，它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红楼春梦”加上一部当代革命者的“春秋大梦”的复合体。基于这个看法，我认为格非确在有意识地整合中国文化与美学的传统资源，整合20世纪中国的历史，并且试图通过对于历史中人的精神现象与命运构成的多向探查，来跨越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与叙述，而达成对中国现代历43史的哲学和文化的超越性解释。

从上述逻辑出发，我们会看到，《春尽江南》业已实现和完成了这一“整体性的历史修辞”。呼应着《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中历经磨难而劫后余存的自然世界，它呈现给我们的是，那个古老的、自然与精神家园意义上的“江南”，以“普济”、“梅城”、“花家舍”等为载体的“传统文化的江南”，在历经了最近二十年的疯狂开发与经济繁荣之后，正遭到另一场灭顶式的破坏，变成了以“唐宁湾”（高档社区）、“荼靡花事”（私人会所）、“鹤浦精神病治疗中心”（精神病院）、“渔火幻象”（江边的露天垃圾场）等等为载体的现代世界。一切已经面目全非。而这一切，也正是构成“人面桃花”的整体意象与隐喻的含义所在，是格非试图通过个体生命的经历，书写出历史的悲剧大势的诗意寄托。历经数千年的、泽被自然也受惠于中国特有的文化积淀的、负载着东方之美与传统之梦的江南，烟雨杏花阡陌纵横的美丽江南，终于在这一代人的手中，在所谓的现代化的摧枯拉朽荡涤一切的野蛮进程中，化为了乌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充满传统神韵的、数千年来藏于士人墨客心中、氤氲于诗情画意辞章歌赋中的“江南”，也呼应着陆秀米、姚佩佩的香消玉殒，随着女主人公庞家玉之死，走到了尽头……

处理最近三十年的历史变迁与人物命运，当然是最难的。不过格非仍采用了他擅长的手法，即以精神现象学和历史无意识交接互动的方式，来呈现这段历史的复杂性与暧昧性。他设置了一个更加具有“哈姆莱特式”性格的“诗人”身份的人物，一个迷醉沉湎于精神世界的、凌虚高蹈又注定一事无成的人物，一个当代中国的“多余人”，来作为叙事的焦点。从性格上，他同样有执迷而恍惚、软弱而颓废的异类气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风云激荡又戛然而止的社会风潮，忍受了90年代物质主义的观念扫荡，来到了“通过过剩来表现贫瘠”（绿珠语）的新世纪，他走到了人生的中年，也因为妻子家玉的经营而拥有了中产以上的物质生活，然而犹如但丁找到了“神圣喜剧”的起点一样，他也走到了迷茫而疑虑、勘破又执迷的中年。而这恰好适合格非要表达的一种“当代性”的错位而荒诞的体验，五味交杂又沧海桑田式的历史与生命感喟。当年毕业于华东师大、颇曾有些风流倜傥意气风发的诗人，如今成为了鹤浦市属下地方史志办的闲杂之人，既不能升官发财，也不堪朋党营私，洞见一切却不曾有所作为，喜欢交往异性又不擅拈花惹草，似乎有贾宝玉式的温柔敦厚艳遇不断，却又总阴差阳错地“不在状态”，名为诗人却并不专事写作，爱妻儿老幼又常没心没肺，有不俗的传统素养艺术格调，却又总是游手好闲百无一用……甚至连本属自己、被人强占的房子也无力讨还。总之，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边缘人，时代和生活的局外人。他身上这种心怀正义却又无力肩负责任、有敏锐犀利的思想却缺少混迹日常生活的能力的属性，正是我们这时代的一种典型的“精神阉割症”，或称“获得性自我压抑症”、“自我废弃强迫症”的病状，他和这个时代涌流的信息、财富、肉欲、机遇，与一切成功与发迹，甚至清谈与奢谈，都几乎是擦肩而过，如迎面穿越无物之阵。从谱系学的角度看，谭端午不但可以与他的父亲、祖母一脉相系，与更早先鲁迅笔下的“狂人”、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划为同类，甚至还可以与贾平凹笔下的庄之蝶、莫言笔下的上官金童等构成一个系列，成为现代至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蜕变的一个范例，一个负载和反映着中国当代历史——即“精神范畴中的历史”——的活化石。从他身上，我们可以读出“春尽江南”不只是自然与文化意义上的悲剧寓言，也是精神与主体意义上的、人的意义上的悲剧寓言。同时，这个人物还完成了格非整体的革命主题的书写，这个理想主义者的家族，由“中式的桃花源”与“西式的乌托邦”共同哺育和催生的精神谱系，终于在谭端午身上，在红尘万丈又万马齐喑的当下，显现了终结与覆灭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