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三、“窄门”以里的历史与人性图景

《兄弟》的主旨，余华在小说简短的《后记》中已经说得很明白，是要展示“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的“一个中国人四十年的经历”。因为在这个被浓缩了的四十年中，中国人跨越了“两个天壤之别的67时代”，经历了“生活在裂变中裂变”，“悲喜在爆发中爆发”的“恩怨交集”“自食其果”的命运……显然这是一个大命题，是孕育着宏大结构与伟大戏剧性气质的命题。然而仅仅是作为理念的话，这还不能说明什么，关键是看在对历史认知方面，有没有自己的新角度和新发现。《兄弟》显然承续了余华以往对暴力主题的叙述嗜好，但不同在于他将这暴力“历史化”了——放在了更加广阔、具体和真实的历史情境之中。我想这应该是他的“高尚的作品”趣味的延续和深化。因为他早期更多的是在哲学的意义上书写暴力，比如《现实一种》这样的作品，其对暴力的书写无疑是深刻的，但又是在“抽象人性”的意义上的书写，没有太多具体的历史所指，因而可以看作是一些“虚伪的作品”。另一些如《往事与刑罚》《一九八六年》等，则有了具体的历史所指，但又因为叙述的整体上的“晦涩”，而难以被读者进入。而现在，他要坚定地将这历史的暴力细腻和赤裸裸地展现出来，尽管只是使用了诙谐和喜剧性的手法。

正面地写集体的、制度性的、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暴力，写在暴力记忆中人的童年和成长，并且要显现这暴力对他们长远的影响，这是一个更具辐射力的主题。首先是“普遍的暴力”，余华没有匆忙地和道德化地依据暴力对人群进行“善”与“恶”的界分，而是从人性与历史的深处，对其原生性和普遍性进行探讨。在《兄弟》中，暴力是从孩子就开始的，李光头和宋钢兄弟，从小就生活在孙伟这伙比他们更大的中学生的暴力中，他们几乎每一次碰面，对李光头来说都是一次噩梦。他们使用的“扫荡腿”，是这群未成年人中间通行的暴力符码，而这个暴力的“对称话语”就是那句“问苍茫大地呀——谁主沉浮呢？”的诗。这是很有意味的，革命的逻辑被庸俗化之后，生发出来的是不可阻挡的暴力意志，以及这种意志的灾难性的合法化。一旦带上了“红袖章”，便意味着取得了施暴的特权。李光头一方面生活在“扫荡腿”的阴影里，一方面又在接受和模仿着这种暴力，当宋凡平死后，他的暴力欲望和他的年龄一起迅速增长，他开始和孙伟一起在大街上随意踢打那些“带着高帽子”的人，直到有一天孙伟的父亲也被带上了高帽子，孙伟自己也被“红袖章”们在推掉其长发时，绞断了其脖子上的动脉。在这里，暴力完成了它的循环与承接关系，暴力派生出了暴力，暴力报复、摧残和消灭施暴者。作为暴力循环的牺牲品，孙伟父子的形象是很有意思的：他们原本都是他人的虐待者，在虐待他人的时候，他们从无任何反省和自我意识，他们是没来由地对别人施暴的，所以当这暴力循环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也同样是没有来由的，突如其来的。奇怪的是当他们一旦成了被虐待和被施暴者，他们突然变得可怜和无辜起来。当孙伟惨死，这个原来令人生厌的中学生一下子变得可怜起来，他原来的那个曾尖酸刻薄恶语伤人的母亲，也由于这突然的刺激而疯掉了，一个家庭完全陷于破碎，孙伟的父亲，这个原来宋凡平的看管者，也突然变得有了灵魂和自我意识，成了一个悲愤的受难者。小说中关于他自杀一幕，甚至是十分悲怆和感人的——

……这时候他正式决定自杀了，这个想法让他脑子里的疼痛立刻消失了，他的思想也立刻健康了。

是什么原因使他突然出现了“灵魂回栖”和良知发现的奇迹的呢？是被施暴。是这个角色的转换和颠覆，使他突然体验到了暴力的可怕，

这时，受难的处境使他的灵魂获得了净化，也在道德上拯救了他。这应该是余华所坚持的一个对历史和人性的哲学认知：第一，暴力与其循环逻辑是同时诞生的，施暴者终究会因为暴力的循环而受害，在这个意义上，暴力之下没有赢者；第二，一旦进入了暴力的逻辑，泯灭的人性不会自我发现，只有当其遭受到暴力循环的报复的时候，他才会重新找回自我意识。但这已经无济于事，暴力将因为血腥而继续循环下去，这就是孙伟父亲在自杀时最后的愿望：

……他砸下去了第二下，铁钉似乎又插进去了一些，似乎碰上脑浆了，他的思维还在活动着。他最后想到的是那些戴红袖章的恶棍们，他一下子仇恨满腔怒火冲天了，他瞪圆了眼睛，在黑

暗里对着假想中的这些红袖章，疯狂地吼叫了一声：

“我要杀了你们！”

这就是暴力本身那延续不断的逻辑，在一个生命即将终了时所埋下69的循环的种子。显然，余华对暴力的描写，似乎具有了更加具体细微和现实可信的特点，这与他早期对暴力的概念性书写相比有了微妙的不同。但是，与“窥视”和“围观”相比，《兄弟》中的暴力主题书写仍显得逊色，虽然余华极尽能事，给人的印象还是有些“强弩之末”之感。不过，他似乎还隐约揭示出了这样一个关系：历史的暴力正在派生着今天的生活与道德逻辑——透过他叙述的窄门，我们似乎也已依稀看见了里面的风景，那个十来岁就过早地叫嚷自己有了性欲的、十四岁就偷窥女人如厕的李光头，那个注定要游荡在社会和道德的边缘处的人，又终于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富有和最风光的人。他坐在镀金马桶上，畅想着用两千万美金，乘坐俄罗斯联盟号宇宙飞船来一趟太空之旅，这个开头已经预示着他以一个无赖之身，终于跻身到了下一个时代的显贵人群，这是既历史的讽刺，当然也昭示着今天道德的沦丧和价值的翻覆。与之相对照的，那个憨厚诚实、从小就懂得忍让的宋刚，则早早地去往了另一个世界。而这就是余华所说的，“相当于欧洲四百年”的当代中国的四十年的历史！这个历史不但有着不可思议的人性与道德的容量，而且正以其惊人的遗忘速度，而显示着这历史的沧桑翻覆的漫长。某种意义上，今天人们对金钱与权力的崇拜和对道义的蔑视，也正是来自这样的一种翻覆与遗忘。我不知道，《兄弟》的下半部会不会着力来显现这样一个历史和道德批判的命题，如果有，我相信应该是这样一个命题——“两个时代”之间虽然有如此巨大的天壤之别，但其内在的逻辑上，又实在是一脉相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