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戏剧的凸显或形式的诞生

——《兄弟》及余华小说中的叙事诗学问题

主人公和他活动的奇特世界似乎是用一块整料雕出的，两者之间没有裂痕。……他和这个世界一样奇特：他的出身奇特，诞生的环境、童年少年奇特，生理素质奇特，如此等等。他同这个奇特的世界血肉相连，也是这个世界的最好的代表。

——巴赫金《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

《兄弟》出版以后，因为其表层的“道德状况”而招致了许多的指摘与诟病。这使得余华自90年代以来在国内读者中积攒下的“美名”，以及作为先锋作家的某种“神秘感”被“祛魅”了，失望之声哗然一片。的确，这部小说在某些细节上的疏漏或“不真实”可以商榷，然而这一例子犹如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所面临的指斥，人们对它外表的“污秽”和“粗陋”情趣的批评，并没有深入到小说的寓意以及美学上的考虑，做出有针对性的讨论，致使一个很好的批评例证被浅尝辄止地搁浅了。人们并没有根据时代的敏感变化，对它更大的符号意义做出有效的解释。其结果是，在十几年过去之后，人们发现《废都》所寓言的一切——当代文化的溃败，知识分子精神的集体性堕落——早已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变成了现实。过上多少年以后，后世的人们再来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与思想的话，很可能会把《废都》当成一个全息的活例，犹如我们从《金瓶梅》一类小说来观察晚明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一样。那时《废都》将重新复活，成为一部在思想上具有丰富载力，在美学上也熠熠闪光的作品。

假如是那样的话，这便是当代批评家的耻辱了——当然，多年以后《废都》也仍有可能是一部了无趣味的小说，那就最终证明了作家的粗鄙和批评家的高明。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判断一部作品水准的高下，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道德命题，因为一部作品的道德境界不是取决于它表层的格调，而是取决于它的故事与人物命运中所呈现出来的道德力量。换言之，作家是否以道德家的面孔出现给读者说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故事背后所呈现出来的批判精神与道德拷问。托尔斯泰小说中的道德力量的获得，不只是因为其小说叙事中的道德洁癖和作家突出前台的夸夸其谈，更是因为它对人性与灵魂的深入挖掘与自我审判；同时，拉伯雷的小说也不会因为大量使用了戏谑的和“下半身”的语言，而丧失了其讽喻力量与道德价值；即使是《金瓶梅》，也不会因为“露骨的性描写”以及夸诞的“欲望叙事”而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只注重表面美善的欣赏趣味，对现代艺术而言并不总是合适和有效的，因为成熟的艺术总是尽可能多地传达出人类社会的困境，以及人性经验的全部复杂性——包括书写出它令人惊骇和恐惧的黑暗部分。这一切就像波德莱尔、卡夫卡、萨特和加缪们所揭示的一75样。从这个意义上，《兄弟》或许会和《废都》一样，在人们的指责和批评声中渐渐“成长”，成为对当代历史有所担承和批判的作品，成为从另一面介入精神命题，并且生发出道德力量的作品。

还有一点，长久以来批评家们过多地谈到了余华小说中的某些主题性的元素，比如苦难、救赎、死亡、暴力、狂欢等等，但我认为这些东西对于余华来说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在其他作家那里也同样存在。因此，要想使谈论有效，必须以“余华之所以成为余华”的独有的特质和属性为话题——而这些东西确实存在，只是我们未加仔细甄别。同时，这也正是“余华不仅仅是余华”，而成为了“一个小说诗学的样本或范本”的原因。只有谈及了这些东西，我们的谈论才能与余华作为一个作家的意义和价值相匹配。将近十年前，笔者曾试图寻找这种特殊性，并以“文学的减法”〔注：参见张清华：《文学的减法——论余华》，《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为题，就其形式感与形而上学意义的生成、其叙述的辩证法，即“极简叙事”中的意义增殖等问题进行过探讨，此文有幸获得过一些同行的回应与认可。这里，笔者试图循着同样的思路再谈谈另外的几个问题。以就教于各位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