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二、梦境叙事，或精神史范畴中的现代史

当代作家中并不乏对20世纪历史、包括革命史的书写者，但格非堪称是独步的一位，因为他在其中同时设置了“精神史的深度构造”。借用昆德拉的说法，是他创造了“梦与现实的交融”，而这一交融导致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开放”〔注：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第2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这是昆德拉在赞美卡夫卡时的一个概括，意在称赏他笔下的梦境与现实彼此因为对方的打开，而获得了出其不意的扩展和增生，并互相赋予了对方以意义。格非当然不是一个“变形记”式的专家，但他却是一个打开人物的梦境世界与记忆库存的高手。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可以说是自“新感觉派”而下最富“梦境活力”的一脉。构筑“梦境叙事”的作家当然不止格非一人，在残雪和许多当代女性作家那里，都曾热衷于书写“潜意识场景”，然而格非却能够将这梦境与社会历史捏合起来，赋予其更久远深阔的意义。这也像罗兰·巴特说的，好的作家是“把生命变成了一种命运，把记忆变成了一种有用的行为，把延续变成了一种有方向和有意义的时间。但是这种转变只有在社会的注视下才能完成”〔注：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第3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按照此说，格非正是自觉地将个体的精神世界与无意识活动，放置到了社会历史的大视野下来“注视”、观察和书写的；另一方面，他也是把现代中国的历史当成了一个精神现象学的命题来予以揭示的，他因此而获得了鲜有与之比配的深度。

34在社会学的视野里，革命者的形象不但是政治化，而且还是被道德化的。他之所以革命是因为要铲除不平等的旧制度，为了建立光明、正义、公平、自由的新制度；但在精神分析学家的笔下，问题就不再这么简单，革命变成了非常细小和狭隘的个体原因与隐秘动机，变成了某种“幼儿情结”的变形和延伸，变成了无意识的伪装和力比多的能量转换……在一本美国人威廉·布兰察德著的名为《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的书中，曾这样分析卢梭的心理世界，认为他之所以狂热地鼓吹革命，是因为他有严重的受虐，包括性受虐的记忆与倾向，有因此造成的害羞症、间歇性的妄想症，而这造成了他的若干非常态的心理特征，如“反叛者的生活方式”“在痛苦中获得童趣”“苦行的生活方式”“对被压迫者的认同”……他说：卢梭有着一种受苦的需要，一种甚至要在公开场合展示他的痛苦和屈辱的需要，这一需要可能一直贯穿着他的一生——无论他是否卷入到政治之中。但他独一无二的技巧在于，他能将个人的这种需要塑造成德行，而不是将它当作一种要为之感到羞惭、受到贬抑的神秘渴望。他还公然将它付诸实践，并发展了一批在正义和真理的事业中将他奉为英雄的拥护者……〔注：威廉·H.布兰察德：《革命道德——革命者的精神分析》，戴长征译，第2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与布兰察德所揭示的秘密一样，格非改变了当代中国作家写作的习惯——即单纯从历史来解说政治，或者相反，单纯从政治来解说历史，而人物则是附着在这政治或者历史之上的做法。在这点上，他似乎明白了莎士比亚为什么会在他的历史剧中大肆讨论人性的弱点与困境，而不是把精力放在外部历史环节的构造和描摹上。他是把笔力完全放置于书写一个“身陷历史之中的人”，而不是作为宏大历史修辞的个别符号，他所用力表现的是人物如何同他自己内心世界中的犹疑与矛盾做斗争，并且如何毁35于这样一种犹疑所导致的“错乱”的心路历程。哲学家将这叫做“深渊性格”，雅斯贝斯说，伟大作家的性格中都充满着类似深渊的暗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和暗示，莎士比亚才得以将他的悲剧复仇故事写得那么幽深，把他的戏剧写得那么充满精神性与心灵性。以至于连伟大的歌德也感慨说，“他是太丰富，太有力了。一个多产的作家阅读他的剧本，一年里不能超过一种，这样，这位作家才可以不至于被完全毁掉”，“因为莎士比亚对人性已经从一切方向上，在一切高度和深度上，都发挥尽致了”〔注：歌德：《歌德谈话录》，伍蠡甫编《西方文论选》（上），第467、46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事实上，书写革命者的小说仅仅在20世纪就已经达到了汗牛充栋的程度，但从上述意义上说，真正的书写也许才刚刚开始。在莎士比亚、歌德和拜伦之前，关于丹麦王子的复仇故事，关于浮士德博士的传奇，关于坏男孩唐·璜的故事已经有多少？可是自从他们的作品问世，过去的书写统统失效了，在读者的“失忆”中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他们才把那个真正完全和彻底地揭示人性状况的“终结性文本”呈现给了我们。我当然不能说格非的《人面桃花》三部曲已然是终结性文本，但至少在表现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与革命的书写中，它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模式，一个真正还原到历史中的人、还原到人的内心之中的模式。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回到了“五四”文学的起点。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就写了一个“觉醒者”内心的深渊。狂人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充满了异端的危险性，他内心的恐惧和外部世界对他的讥刺与怀疑恰好合拍，构成了一种对他自己的“病象解释”，这使他可以在被命名为一个“革命者”的同时，也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角色。鲁迅式的深度也正是因此而生成。或者我们也可以再换一个认知角度——“狂人”是一个拒绝规训的“成长者”，因为他的纯洁和拒绝36规训，成人世界对他充满了警惕和不满。而这时，“五千年历史”和“成人世界”对于他来说，便具有了一种合谋式的强制性，也即“吃人”的属性。“吃人”当然是刻意惊世骇俗的夸张说法，但也是“狂人”真实的错乱感受。不过最后，规训者与被规训者还是达成了妥协，少年狂人也终于完成了其“成长”过程而“赴某地候补了”。所谓革命者或者先觉者，终于变成了与公众一样的庸碌之辈。鲁迅和中外一切伟大作家一样，不但把有关革命的叙事引向了人性的最隐秘处，而且先知式地意识到了它必然的失败——不是源自外部条件的制约，而是源自人性自身的失败。由此格非开始了他关于“个体精神范畴中的历史”的探寻，这场探寻首先是从《人面桃花》中陆秀米的身上展开的。这一人物之走上革命道路，完全是出于偶然，是“个人与历史的巧合或遭遇”。当她出场之际，格非即精心描写了她处于身体发育中的少女的“个体处境”——她青春期来临的恍惚羞怯，以及隐秘的心理躁动。假如没有那个与张季元发生私密接触的难以启齿的“春梦”，她不会对这个奇怪而且有些轻佻的人物产生好感，也就不会对她所从事的秘密勾当产生任何兴趣。而正是这个没来由的恼人的春梦，使秀米的人生道路发生了偏转，一头扎向了中国近代史的惊涛骇浪。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春梦”发生的场景和情境：也许是乡间暗娼孙姑娘的送葬仪式惊醒了这懵懂少女的心思——她是那么近距离地单独面对着一口棺材，并且孤零零地跑进了寺庙躲雨，而“妓女”、“寺庙”、“死亡”这几个意象，正好暗示和强化了她心中懵懂的幻灭和忧伤，青春短暂，世事无常，这种魂魄深处的触动，也许恰好唤醒了她内心沉睡的生命欲望，促使她萌发了“怀春”的幻想，也使她急剧发育中的身体溢出了被爱抚的渴望。而张季元不过是一个恰好出现，也正可以借用的替身和符号而已。这使她之前对于张季元身体的一种奇怪的厌恶与好奇获得了意义，这个奇怪的梦境、始料未及的“身体期待”让她羞惭不已。然而“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正是这无厘头的怀春一梦，让她一生萦怀，付出了难以计算的代价。这一切用她自己临终怀想和追忆时光的诗句来说，就是“未谙梦里风吹灯，可忍醒时雨打窗”，或是“有时醉眼偷相顾，错认陶潜作阮郎”。这个最初的梦，如同一汪同心的涟漪，一圈圈荡开，将秀米的一生，将全书，化为了一个广义的持续37无尽的春梦，一场春秋大梦，一个中国现代历史的幻影与隐喻。而小说最后那个祖传的“瓦釜”所结出的冰花中显出了父亲“捻须微笑”的影像，则与秀米一生的幻灭，构成了“前世今生”互为幻影的诗意传递。

这便是个体无意识与历史之间的最终耦合了。中国人在这方面是最富有神妙体验的，一部《红楼梦》所传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永续重复和轮回经验：“天外书传天外事，两番人作一番人。”这是《红楼梦》结尾处的一句诗，与《人面桃花》的结尾在意境上是何其相似！一个梦与一场人生，与一段历史，都不过是大同小异。格非可以说已然参透了这种经验，因此他也“写出了一部《红楼梦》式的小说”——几年前在他的《山河入梦》的研讨会上莫言曾如是说。我那时恍然若悟，深信他也是深谙此理，才给出了这般评价。对比两部小说的结局，我愈加深信《人面桃花》确属自觉“向《红楼梦》致敬”的作品。

但如此说也容易把话题引向难言的玄虚之境。还是回到业已打开的问题中间：“精神史范畴中的现代史”。我以为，格非是在用力打开中国现代历史的诸般奥秘，用了他越来越接近于一个“新左”式的社会学思维视角——尤其是在《春尽江南》中，一些观点通过种种借口，可以说是大加发挥。不过，这一点在本文中暂不拟讨论，因为精神分析学的陷阱已将笔者折磨得筋疲力尽，我犯不着再让令人生厌的文化研究来插一杠子。我们还是回到之前的话题，格非笔下的个体无意识活动——如同罗兰·巴特所说，正是因为社会历史与文化的“注视”，而被打开且获得了意义。在陆秀米身上，来自家族血缘的精神遗传与某种传统文化的召唤不期而遇，她的出身扬州府学、因盐课罢官的父亲陆侃，虽隐居乡间，晚年仍沉浸于某种传统的士人文化中不能自拔，对于“桃花源”的痴想，使他不但平添了书生的疯癫，最终也使他充满蹊跷地从家中出走。这个血缘遗传对于秀米的一生来说，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命运设定”，是她走向革命的“性格基础”和“文化基因”。它表明，在传统文化与革命之间并非是鸿沟式的隔绝与对立关系，恰恰相反，两者之间的深层纠缠是隐秘而且关键的，这一点是其他作家从未揭示的。其次，遭遇张季元是秀米走上革命之路的第二个因素。作为早期的秘密革命党人，张季元的革命动机可以说相当含混，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他在陆家藏身期间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性欲冲动，以及对性的随意态度。他不但与秀米的母亲偷情，还多次引诱未成年的秀米，对翠莲等人大讲他荒唐的“大同”式性恋与婚姻观，并在日记中露骨地记录下对秀米的“性想象”。而秀米出于少女本能的道德感，开始十分厌恶这位来历不明的“表哥”对她的性暗示与性挑逗，但这终无济于事，处于青春期发育与幻想冲动中的她，不由自主地关注起张季元的行踪来，并且在那个“春梦”中与他不期而遇。这才使得她对张季元的感情变得十分复杂。当张季元被秘密杀害之后，他的那本日记便成为了陆秀米的启蒙读物——可以说，她的性启蒙和革命启蒙是同时完成的，这使得她的革命倾向一开始就与来自生命与血液之中的原始记忆与本能冲动挂上了钩。但上述“遗传”与“青春”两个原因只是一个基础，注定还需要一个具体的诱因，这便是秀米在远嫁途中与劫匪的遭遇。在格非看来，所谓的“匪盗”也并非只是道义的敌人，它们或许还是具有“创造性社会构想”与现实变革的真正动力，因此他们与“革命”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花家舍的土匪实际上是集传统士大夫理想、乡村革命者和绿林匪盗三者于一身的一群人物，尤其老大王观澄更是一个“心心念念以天地为屋、星辰为衣”、“大庇天下寒士”的“农民式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包括他们使用的语言都是文人雅士式的。在秀米看来，“王观澄、表哥张季元，还有那个不知下落的父亲似乎是同一个人”。在这里的奇遇与充满刀光剑影的一段生活，不但结束了陆秀米的“处女”时代，而且真正给了她以见识和胆略，她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方式，并在土匪火并之后，得以与革命党人挂上了钩，随后又闯荡东洋，学习了现代社会知识与革命理念，成为了近代意义上的“秋瑾式”的革命者。

这个过程中有难以言喻的深意和极其敏感的偶然。格非的叙事在这里几乎达到了妙笔生花的境地，宛若《红楼梦》中的某个章节，人物的心理活动与反应，出现了妙不可言又全在情理之中的变化；也如同布兰察德所揭示的心理秘密，由于在张季元的日记中“被虚构”了那些性的经历，并且因为有了花家舍中被劫持的“土匪生涯”，秀米有了一种“受苦的需要”，“一种在公众场合展示其痛苦和屈辱的需要”。假如不是因为这些遭际，她也许会和无数传统社会中的女性一样，经历红颜薄命的或是相夫39教子妇德圆满的一生，可她却不幸与这“几千历史未有之大变局”撞到了一起，成为了现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一个奇异的交叉点：传统、民间、人文、匪盗、外来（现代）文化、本能（无意识）等等因素，偶然而又贴合地盘根错节在她的身上，结成了纠缠一起的不解之缘。自然，也正是这些复杂而又离心的力量最终导致了她的悲剧，使她所尝试进行的富有人文主义社会理想意味的革命，试图一揽子解决教育、医疗、公正（法律）、道德、民生等等社会问题的努力，同一切传统变革诉求的逻辑一样，走向了解体与失败。她本人则由于坚持了血缘中带来的固执，最终惜败于无援的境地。在她的中年之后，革命虽然在别人身上继续延续且变形易帜，但在她身上，则终因理念与现实的无法结合而永远错过。作为个体的香消玉殒，与作为历史的烟消云散，在这部小说中实现了诗意而悲怆的合一与互为映照的关系。

在陆秀米的命运中，格非坚持了“从个体心灵介入历史”的途径，他绕开了外部政治，试图揭示中国现代革命之所以发生的心理与文化动源，同时也触及了革命历史中个体的悲剧处境与命运。所谓“人面桃花”，既是传统文人经验中最富有无意识内涵和美学敏感性的一个隐喻，同时也是对革命和现代历史中基本的个体经验的一个象征。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体味与书写角度，也是它让人的读后良久无语，却感到意绪苍茫、言尽意远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