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并检阅受阅部队

新世纪抗战文艺研究著作出版纵览

　　抗战文艺创作是当下文化市场的热门。对抗战文艺的研究，新世纪以来也结出累累硕果。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新史料的发掘与现当代文学学科体系的逐步成熟，抗战文艺研究呈现从原先的以解放区文艺为主体的建构或启蒙现代性及“纯文学”观念主导下的价值解构，到研究对象拓展、研究方法更新和研究范式多元重构的新态势。这一态势在新世纪出版的抗战文艺研究著作中有明显体现。本文拟从史料突破、方法创新、理论重构三个维度，观察这一研究领域的当代进展，以期有助于判断抗战文艺研究的未来趋向。[详细]

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融合进程

　　1938年夏天，由四川返回武汉的徐盈，满怀激情地回顾了他自全面抗战爆发后一年间辗转西北、东南和西南之间获得的观感：“一切荣誉归于抗战。籍这次抗战来洗刷我们一切不合理的制度，没有这次抗战，我们便不能这样精湛的认识中国，也不会这么果敢的来做改革。”对抗战与建国之关联的认识使素以自由报人自居的徐盈，逐步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回到武汉不久，徐盈便经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凯丰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原本打算与同为《大公报》记者的妻子彭子冈一同奔赴延安，投身革命队伍，但最终听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劝告，决定留在《大公报》继续从事新闻宣传工作。[详细]

抗战文学的社会价值及其历史意义

　　20世纪30至40年代，当中国遭遇日本侵略战争时，素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统的中国文学，为民族的巨大苦难与无畏抗争而发声，抗战文学参与了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为近代以来中国反侵略战争首获全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抗战文学是鼓舞民族斗志的嘹亮号角，也是反映民族解放时代的一面镜子，留下了真实、深刻、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也留下了一批弥足珍贵的文学经典。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回顾抗战文学史，探讨其无可估量的社会价值及其历史意义，不仅对于充分认识抗战文学、中国抗战及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东方大陆主战场的重要地位十分必要，而且对于回应所谓“文学无用”的舆论、坚定信念推动新时代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健康发展，亦有现实意义。 [详细]

抗战文学的特征及其当代启示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始，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进行了14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这是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历史时代。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中国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与此同时，抗战行动激励作家们直面现实的苦难，正视生活的每一角落和各色人生。文学进一步贴近大地和民众，书写生活的残酷和生命的坚韧，由此，抗战文学承载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而丰富的社会容量。这既引领了血与火中的抗战文学不断再生，又建构了宝贵的文学经验，至今仍有深远的历史启迪。 面对空前的民族灾难，全国各族人民奋起反抗，为民族解放的神圣抗战贡献力量。作家们的笔墨既记录生活的苦难，也书写人民的觉醒。[详细]

从“抗战文学”到“延安文艺”

　　吸引了众多文化人的“边城”延安在抗战初期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文艺刊物。这一方面是因为现实经济条件有限，另一方面则有在大城市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意思。在统一战线政策下，共产党得以在国民党的允许下公开活动，中共领袖的讲话可以公开发行，《新华日报》作为“党报”在武汉、重庆传递来自共产党一方的声音，延安派出的各类战地工作团也在西安、武汉、重庆、香港等中心城市出版丛书、发表作品。最为生动的案例是1939年初由周扬主持创办的《文艺战线》，它的编辑工作在延安完成，刊行则由桂林生活书店承担。在发刊词中，周扬就特别强调抗战将文艺实践“打成一片”，要突破“地域、交通、战争”的缺陷，拆去“名望和地位”以及“编辑和书店老板所砌高起来的那横亘在他们之间的墙”，这最为集中地传达了一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文艺活动的诉求，呈现出统一战线视野下“抗战文学”的理想形态。[详细]

延安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

　　认为延安文学是一种具有独特中国现代意味的文学，其一是因为文学现代特征并非只是西方文学固有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包含了不少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学和文化因素，在文学现代化路途上呈现了现代文学的民族化和中国化趋势。如此，新文学不单单具有现代的属性，而且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呈现为一种民族性和现代内涵双重意味的复合形态。这在延安文学“民族形式”论者那里，就有着非常明确的认知。周扬认为，西方的现代文学和思想观念在新文学发展中已经“成为中国民族自己的血和肉之一个有机构成部分了”，因此，“欧化与民族化并不是两个绝不相容的概念”。在他看来，由西方思想而来的“人的自觉”观念，是与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所普遍要求的人民的自觉和民族的自觉相符合的。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新文学建构的基础既是现代的，也是民族的，是建构一个独立自强、民主科学的现代民族国家在文学上的正当诉求和表达。[详细]

流动与重造：抗战文艺与作家的经验重构

　　“抗战的烽火迫使作家在这一新的形势底下接近了现实：突进了崭新的战斗生活，望见了比过去一切更为广阔的、真切的远景。作家不再拘束于自己的狭小的天地里，不再从窗子里窥望蓝天和白云，而是从他们的书房、亭子间、沙龙、咖啡店中解放出来，走向了战斗的原野，走向了人们所在的场所；而是从他们生活习惯了的都市，走向了农村城镇；而是从租界，走向了内地……这是一个不小的改变，也是一个不小的开拓，使文学活动真正地放到了战斗的生活原野中去。”1939年12月底，左翼作家罗荪在《抗战文艺运动鸟瞰》一文中以“一个不小的改变”和“一个不小的开拓”概括抗日战争对于作家生活的影响。饶有意味的是，在很多具有进步倾向的作家看来，抗战中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固然带来了流亡的艰辛或苦难，但也把写作者们带向一片更有活力、更富于战斗性也更具历史方向感的广阔天地。 [详细]

“关于现在的历史”——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抗战叙事

　　改革开放以来，抗战题材仍是少数民族作家重要的书写来源。该题材在接续抗战叙事传统的前提下，也以历史为镜，在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中融入新意。相较抗战时期突出昂扬斗志和必胜决心，新一轮的抗战题材书写在传递战争伤痛的同时，也呈现出更为细腻的情感表达或更为敏锐的辩证性思考。如今站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节点反照相关文学创作，少数民族文学的抗战叙事一方面丰盈了中华民族抗战书写肌理，与此同时也以多民族之特质，讲述“关于现在的历史”，生生不息地演绎着多元一体的“中国故事”。 [详细]

延安戏剧中的抗战书写（1935-1949）

　　延安戏剧作为中国革命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与空间地域下诞生并发展起来的文艺样式。在时间维度上，延安戏剧从1935年10月至1949年9月，经历了“开创”“发展”“新文艺方向确立”与“迎接全国胜利”四个时期；在空间维度上，延安戏剧依地而生，囊括延安地理空间内部及周边地区逐渐生成和发展的革命戏剧，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而集文学、音乐、美术、舞蹈于一身的戏剧兼具文字性与视听性艺术形态，经历过更为剧烈的社会变革，取得更为显著、久远的社会效果，因而其从延安时期的小说、诗歌、散文、绘画、木刻、音乐等众多文艺样式中脱颖而出，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艺样式，并对其他文艺样式产生了方向性的影响，这在延安以外的同时期戏剧活动所不及，也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其他时期所罕见。[详细]

东北抗战文学经典重读与抗联精神传承

　　东北抗战文学注重国族身份的认同，强调民族意识的觉醒。抗战之前，东北乡民们的身份认同如孩童般模糊，日本入侵东北后，殖民暴力如同打破镜像的“他者”，迫使国民意识到“亡国奴”身份的屈辱，在民族意识觉醒后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李辉英的《万宝山》是最早反映东北抗战的长篇小说，通过“万宝山事件”揭露了日本挑拨中朝关系，阴谋侵略东北的野心，唤起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作者通过文学镜像弥补地理身份的缺失，在想象中重建了“白山黑水”的完整图景。《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是“国防文学的提出之作品现实的基础和根据”（周扬：《现阶段的文学》），在东北抗战文学中具有重要地位。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被鲁迅称为“显示了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是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象征。唐老疙瘩在身份认同、革命纪律、个人情感的撕扯选择中，最终在战场上死亡，通过集体信仰实现主体整合，完成了身份的救赎。[详细]

抗战时期的香港文学再论

　　抗战初期的香港文学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由茅盾、许地山、萧红等内地南来作家所构成的左翼文坛，二是未被注意的黄天石、平可、张吻冰、龙秀实等本港作家的写作，三是为左翼文坛培养起来的香港青年文坛，其中包括彭耀芬、刘火子、黄谷柳以及大量的本地年轻人的写作。茅盾等南来作家的活动，构成了全国抗战文学的中心。茅盾等南来作家的活动，构成了全国抗战文学的中心。他们虽然对于原有的香港新文学文坛比较隔膜，自身的作品不太能够进入香港市民读者，然而他们通过《文艺青年》等刊物，带动培养了香港本地文艺青年，并生产出一批反映抗战及香港本地生活的文学作品。至于香港原来新文学作家，虽然未能加入左翼主流，却也通过自己的通俗写作，在香港社会发挥了重要影响，弥补了左翼作家的不足。我们的香港文学史一向只谈到第一类内地南下作家，未注意到第二类本港作家和第三类香港左翼青年的写作，显然是不够的。 [详细]

战争记忆中的儿童书写

　　中国儿童文学始终同社会现实休戚与共，始终以敏锐触角感知时代。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抗战儿童文学的出现，拓宽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思想容量与表现疆域。它不仅是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一脉，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儿童文学版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抗战儿童文学始终传递着“反思战争，珍视和平”的永恒主题，使后世儿童知晓民族曾经历的苦难与抗争，为新一代提供了宝贵的成长养分。近百年间，抗战儿童文学的发展轨迹清晰可辨。它在炮火纷飞中发轫，新中国成立后，又承载着革命传统教育的使命，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启蒙。改革开放时期，随着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儿童文学创作在反思中酝酿突破。进入新世纪，抗战题材儿童文学又以多维视角实现新变，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重焕生机。这条轨迹的背后，既是文学自身的探索，更是时代精神的折射，抗战题材儿童文学始终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以现实主义为根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革命传统的赓续与儿童精神成长的需求相融合，成为跨越时代的精神纽带。[详细]

抗战题材美术作品中的人性之光

　　抗战题材美术作品中，一个深沉而有力的主题是战火中普通民众的深重灾难。艺术家们以近乎残酷的冷静，表现被战争机器无情碾过的生命瞬间。如蒋兆和的《流民图》，便堪称这一类型的典范之作。艺术家的画笔如同刀刃，在12米的宣纸长卷上刻下一道民族的血痕。画面中，一张张面孔如破碎的河山奔涌而来——拄杖老者嶙峋的肋骨在枯墨中凸起，怀抱死婴的母亲瞳孔里结着冰，少年空荡的裤管裹着北风的呜咽。那些佝偻的背脊、蜷缩的身躯、惊恐的目光、茫然的眼神、颤抖的双手、踉跄的步履……令人窒息。张安治的三联画《避难群》，是一件表现日军空袭预警中桂林百姓紧急避难场景的作品。艺术家画了近40名簇拥在一起的惊惶人流的男女老幼难民，他们像被塞进一个无形囚笼，伞骨与胳膊交错，包袱与婴儿相抵，没有天地，没有远方，大家紧紧地挤压在一起，每个人的呼吸都成为他人的枷锁。[详细]

抗战音乐：为民族留下永恒的文化记忆

　　1934年，上海电通影片公司邀请戏剧家田汉创作一部电影剧本。同年，田汉便写出了一部反映青年知识分子觉醒并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电影剧本《凤凰的再生》的梗概。当时，东北的抗日义勇军正与日本关东军进行着殊死搏斗，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极大地鼓舞了全国要求积极抗日的民众。1935年初，电通影片公司决定拍摄此片。但因田汉被捕入狱， 孙师毅在征得田汉同意后，将《凤凰的再生》梗概写成了完整的电影文学剧本，并由左翼电影小组负责人夏衍等参与该剧本的修改完善，最终将片名改为《风云儿女》。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曲即《义勇军进行曲》。其歌词仍由田汉创作。原来，田汉被捕入狱后，心里还一直牵挂着这部电影。片中，主人公辛白华的长诗《万里长城》的最后一节——由田汉创作的一首自由体的新诗，就是后来《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详细]

抗战胜利日：新闻史视角下的记忆建构

　　1945年8月10日，重庆。一个路过黄家垭口菜市场的女学生在日记里记下一则东北人“道德绑架式”的劝酒场面。然而，无论是劝酒的东北人、被灌酒的路人，还是她自己，都没有认为这一行为有什么不妥，反倒是为之泪流满面。 那一天的重庆充满“白日放歌须纵酒”的氛围，杜甫的这句诗也出现在各大报纸关于“日本投降”的号外和社论中。商店里的鞭炮卖光了，街上弥漫着经久不散的硫黄味，餐馆连续几天免费开放。报社门口等待新一期号外的民众，把大门都捶出了裂缝……山城市民自发走上街头彻夜狂欢，迎接抗战来之不易的胜利，“今日不饮，更待何时”。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