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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庆祝陕北公学成立的题词中，对革命文化队伍应具有的精神品格进行了明确的阐释：“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为了锻造一支这样的为革命和抗战勇毅前行的文化铁军，1939年7月，在传遍抗战歌声的延安，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的数千名“胸中奔腾着热血、心底埋藏着对敌人刻骨仇恨的师生”，从革命圣地延安出发，历时三个月，“跨越祖国的江河，突破重重封锁”，行进三千里，东进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太行山的重峦叠嶂之间、在奔腾不息的滹沱河之滨，创建了华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华北联大”）。从1939年10月至抗战胜利的六年里，华北联大在晋察冀父老乡亲的精心呵护下，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坚持游击办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革命干部，为民族独立、人民自由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1年，华北联大校旗高高飘扬。 沙飞摄

到敌人后方去

1939年6月，党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和延安工人学校四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陕北公学原校长成仿吾为校长，江隆基为教务长。下设社会科学部、文艺部、工人部、青年部和华北联大文工团。

1939年7月初，陕北公学和战时青训班的1500余名师生，分别从旬邑县看花宫和泾阳县安吴堡出发，如两股激情澎湃的洪流，涌向革命圣地延安。在宝塔山下，延河岸边，他们与鲁迅艺术学院和延安工人学校的师生胜利会师。

1939年7月7日，在延安桥儿沟，毛泽东为即将奔赴晋察冀的华北联大师生赠送战胜困难、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党的建设。”

1939年7月12日清晨，随着阵阵嘹亮的行军号声，华北联大和抗日军政大学近7000名师生汇聚而成的抗日洪流，聚集在宝塔山下，队伍中迸发出慷慨激昂的《毕业上前线》的歌声：“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上前线……我们要去打击侵略者，怕什么千难万险！我们的血已沸腾了，不除日寇不回来相见！快跟上来吧，我们手牵手，去同我们的敌人血战！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在舞动着无数手和帽子的欢送人群的簇拥下，蜿蜒数里的东进队伍，沿着清澈的延河迤逦前行。延安城渐行渐远，师生们纷纷回头，向寄托着青春、梦想和热血的延安恋恋不舍地投去临别一瞥。在蓝得让人心颤的天空映衬下的广袤的黄土地上，突然响起苍劲的歌声：“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

华北联大校长成仿吾骑着一匹高大的白马，走在队伍的前面。望着眼前熟悉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满腹留恋不舍，他在《战火中的大学》中以细腻的笔触生动地记录了此时此刻的心境：“回首宝塔、延安城、延河水、清凉山，胸臆填满了无限的依恋之情！但是，奉中央之命，到敌后战场去办大学，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英雄事业，是崭新的创造！想到这里，又信心百倍地挥鞭前进。”

被中央军委命名为“第五纵队”的东进队伍，在司令员兼政委罗瑞卿、副司令员成仿吾的率领下，翻越云中山、吕梁山、太行山，渡过黄河、汾河、滹沱河，途经陕西、山西、河北三省二十余县，跨越千山万水，排除千难万险，历时三个多月，行程三千余里，于1939年10月中旬到达晋察冀边区首府。这天，大沙河、胭脂河交汇处的阜平县城南庄，在绿树掩映下显得格外清新秀丽。对华北联大的东进壮举，时任华北联大副教务长的李凡夫曾感叹道：“这是历史上一件空前壮举，以一群艺术家、社会科学者、工人、青年以及几百个女同志组成的队伍，不怕任何危险与困难，不怕敌人的截击与包围，经过了三个多月的长途行军，终于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以一个‘文’学校，在战争烽火如此激烈的时候，它不向安全的地方搬，而偏要向危险的敌人后方去。你想，这在中外历史上，可曾有过？”

抗战时期华北联大学员在上课。 沙飞摄

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剑

来到华北抗战第一线的华北联大师生，无暇领略太行山的秋日美景，不顾舟车劳顿，在大沙河、胭脂河之间散落的村庄中，带着满身风尘，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和学习中。

没有教室，便以打麦场、河滩、山坡、树林为教室；没有桌椅板凳，便以背包为凳，以膝盖为桌。据华北联大学员田零回忆：“（我们）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附近的华山沟开始了学习生活。没有教室，就在山沟里露天上课；没有宿舍，就把老乡的牲口棚打扫干净，打地铺住。夜里没油点灯，就到山坡上拾些蓖麻籽串起点燃来照明；粮不够吃，下课后就到山沟枣树林里捡农民遗弃在地上的烂枣充饥。”尽管生活艰苦，办学条件简陋，师生们却以苦为乐。他们深知，每一堂课都是为抗战积蓄力量，每一次学习都是为民族的解放而奋发努力。

在文盲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多的晋察冀，书籍是极其珍贵的。据华北联大教员胡华回忆，华北联大校部、分部和队部都建有图书室，多数书籍“是经过三千里长征，通过吕梁山、云中山、同蒲铁路、太行山四道封锁线背过来的……身体差一点的同学，东西都丢光了，背包里只剩一条夹被，却背着一本书，有背《共产党宣言》的，有背《反杜林论》的，有背《国家与革命》的，也有背《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书籍的”。这些珍贵的书籍，提高了华北联大师生的思想境界，坚定了他们的理想信念，成为引领他们不断克服困难、走向胜利的不灭火炬。

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华北联大师生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香港《大公报》曾报道：“华北联大自己建立工厂，自己种田种菜，自己拾柴、挖菜、养猪，自己开办合作社。”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资源，他们“把笔记本上的字写小一点，可以节省一些纸张；把灯头点小点可以省些煤油；把小米饭煮稀一点可以省些米；把用过的纱布绷带放开水里洗一下再用，可以使药房不致缺乏；把破衣烂裤，破碎纸头，随手送到工厂里去，可以作为原料”。从北平投入华北联大怀抱的文学系学员安若以生动细腻的笔触记录了这一艰苦奋斗的历程：“学校组织开荒生产，每天天不亮就要出发，徒步十余里到大山上开垦荒地。这对从小在城市长大的我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但我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从未缺席过一天劳动。更难忘的是背粮的经历，我们要步行二十多里到粮站运粮。当时物资极度匮乏，同学们就地取材，把裤脚和裤腰扎紧做成粮袋……背粮时两手空空，正好甩开膀子大步向前。”

华北联大广大师生坚持“团结、前进、刻苦、坚定”的校训，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短短两个月内，就在贫瘠的太行山区站稳了脚跟，完成了在晋察冀建校的任务，开创了敌后高等教育的先河，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文化教育战线上的主力军……伟大时代的伟大产物”（《晋察冀日报》）。随敌后教育考察团赶赴晋察冀的李公朴，在结束华北联大的考察后，给予了华北联大高度赞誉：华北联合大学是在敌后办起的第一所高等学府，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是英雄的事业，是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剑。

1939年11月7日，深秋的太行山秋风瑟瑟，寒意重重，草木枯黄。在城南庄打麦场上举行开学典礼的华北联大师生的阵阵欢声笑语驱散了深秋的寒意，不经意间，天空飘起片片雪花，耳际传来隐隐炮声，日军的冬季“扫荡”开始了。11月8日清晨，在太行山凄清的冷风中，华北联大师生背起背包，与乡亲们依依惜别，踏着薄冰，跨过胭脂河，开始了“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的游击生活。

华北联大校长成仿吾给学员上课。 沙飞摄

我们不停地在游击，我们不停地在学习

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华北联大师生坚持“敌人来了就走，敌人走了就停”“背起背包行军，放下背包上课”的办学方针，六年间，先后在阜平县的城南庄村，平山县的元坊村、李家沟村，唐县的南北洪城村，阜平县的平房村、河西村等地辗转办学。太行山的沟沟壑壑、山山岭岭、村村落落，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联大师生好似一簇簇跃动的火焰，把抗日的火种撒遍太行山的角角落落。

为了在“炮火最稠密、斗争最激烈”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求得生存，华北联大提出了“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的口号，要求广大师生战斗化地生活，战斗化地工作，战斗化地学习，时刻保持着战备状态，一分钟内完成紧急集合，十分钟内将分散在老乡家的同学召集到预定地点；夜间演习时，不点灯火，不发出声响，摸黑完成各项准备工作；每个人的生活用品始终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随时准备转移，随时准备战斗，随时准备学习。全校师生按照部队编制管理，开展系统的军事教育。射击、投弹等实战训练成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从1939年起，日军采取了“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马蹄形堡垒线”等残酷战术，对根据地实施大规模“扫荡”。

面对敌人疯狂残酷的“扫荡”，坚持游击办学的华北联大师生们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险与困苦。1939年冬季大“扫荡”虽已过去数十年，华北联大学员宋涛依然记忆犹新：“那时正值初冬，寒风呼啸，不久开始下起了雪，我们当时穿着草鞋和薄裤子。整整一个冬，在冰天雪地里赤着脚，在山区与敌人周旋，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当时没有革命的乐观主义是难以支撑的。”在1940年秋季大“扫荡”中，全校四千多名师生被迫分散到五个县的偏远村庄中。白天，他们在山上露营，时刻观察敌人的动向；夜晚，他们露宿荒野。华北联大学员方亭在《在敌后学习——忆华北联大教育学院政治班》中详细记录了1943年秋季“扫荡”时所遭遇的危险和艰辛：“我们的游击生活就是不断地迂回躲藏，只能在山洞、山坳或野地里存身。偶尔，在敌人‘扫荡’过的村边找个被烧毁的房圈栖身。敌人经常在拂晓时发动偷袭，因此我们半夜就必须起身转移，从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白天不敢生火做饭，只能在深夜凑合吃点东西……每人背着半袋炒米面和四两食盐，住在阴冷的山洞里，渴了就喝山泉水，就这样坚持了两个多月。”

在华北联大的游击办学的艰难历程中，广大师生们付出的不仅仅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更有无数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在1941年秋季大“扫荡”中，华北联大师生在平山县大岭沟遭遇日军重重包围。在突围过程中，杨开慧烈士的侄女、年仅21岁的杨展不幸坠崖牺牲。1977年，80岁高龄的成仿吾提及此事，依旧悲痛不已。

在晋察冀战火硝烟的洗礼下，华北联大师生逐渐从文弱书生脱胎为忠勇的抗日战士。在华北联大的校史上，记录了这样一组数字：“六年间转移驻地23次，平均每三个月就要搬迁一次；121名师生牺牲，最年轻的只有17岁。”与同时期的西南联大、西北联大相比，华北联大环境更为危险，条件更为艰苦，师生牺牲更为巨大，是一所真正在敌人炮火中生长的大学。1942年春，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可夫妇到访华北联大，在回忆录中，他们认为，在敌人后方的解放区，一批国内一流的著名学者、教授，在艰苦的条件下办大学，同人民一起战斗，这是历史的奇迹。

1945年，华北联大在张家口庆祝胜利。 资料图片

凭着汹涌的热情，我们挥展着纸笔

1939年10月11日，《抗敌报》社论《深入边区的文化运动》充分肯定了文化工作在抗战中的作用：“边区的文化工作从开始以来就与抗战的政治任务密切地结合着……在宣传、教育与组织群众的工作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作为晋察冀边区最高学府的华北联大，责无旁贷地肩负起边区文化教育、宣传和斗争的历史重任。成仿吾在《战火中的大学》中对此有着明确的论述：“华北联大师生在前方参加了革命战争，参加了减租减息、生产运动、民主政权建设，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这是华北联大师生锻炼和改造的一门主课。”

华北联大高度重视文艺的战斗功能，建校伊始，就创立了文艺部和文工团，聚集了崔嵬、吕骥、何洛、沃渣、丁里、康濯、牧虹、王莘、蔡其矫、卢肃、姚远方、秦兆阳、杨沫等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人才。

在游击办学期间，华北联大广大文艺工作者以笔为武器，“在危崖，在野坡，凭着汹涌的热情，挥展纸笔，描绘着军民的英勇，记录着敌人的残暴”，以此教育、宣传、组织群众和打击敌人。1939年12月，为配合边区扩军运动，吕骥创作了活报剧《参加八路军》。张达观吸收晋北民歌素材，创作了语言朴实、旋律优美的《军队和老百姓》：“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打鬼子保家乡，咱们要一条心，才能够打得赢。”歌曲迅速传遍太行山区，有力地支持了扩军和反“扫荡”斗争。为了使几乎处于文盲状态的广大群众认识到民主选举的重要作用，1940年3月，华北联大派出多支文艺小分队，深入散落于太行山沟沟岔岔的村落，以唱歌、演戏、张贴标语等形式，向群众宣讲民主选举的意义和程序。为此，成仿吾、吕骥创作了《民主政权歌》，卢肃创作了《选举歌》。王莘和牧虹创作出歌曲《选村长》：“杨柳叶儿青，杨柳叶儿长，今天要选举个好村长。能吃苦能耐劳，又积极又坚强，抗日工作积极干，不分男和女，只要热心肠，不选那滑头鬼，不选那白眼狼。要选那为人正派为民办事的热心肠。”歌曲深受群众喜爱，有效推动了民主实践。1941年秋季反“扫荡”结束之后，为了坚持抗战、保卫边区，晋察冀边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军民誓约运动。其间，华北联大师生积极参与边区文联和鲁迅文艺奖金委员会举办的征文活动，在首批获奖名单中，华北联大文艺学院与文工团共荣获甲等奖17项、乙等奖11项。

在边区减租减息、生产运动和对敌政治攻势中，卢肃和牧虹创作了《团结就是力量》，胡可、徐曙创作了《王老三减租小唱》，傅铎创作了《王秀鸾》，这些作品在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凝聚民心、巩固军民团结与边区政权、抵制日伪“文化入侵”和“奴化教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华北联大文艺工作者与地方文艺工作者义无反顾地进入游击区和敌占区，以戏剧、歌曲等形式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被誉为“带着化妆品和乐器走上政治攻势前线的文艺战士”。在1941年秋季反“扫荡”斗争中，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学员在唐县、完县（今顺平县）、行唐县和曲阳县开展对敌斗争，他们白天在游击区换好装，傍晚突袭到敌占区，在设有敌伪据点的村庄演出抗日节目。1942年秋天，针对敌伪“治安强化运动”，华北联大组成多支文工队，在武工队配合下，进入游击区和敌占区，以形式多样的文艺鼓动群众，打击敌人。1941年，华北联大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美术展览，据田零回忆：“为了推动敌后美术工作的开展，边区美协决定由我携带这次展览的作品前往冀中地区巡回展览……子弹嗖嗖地擦着耳边飞过，我们弯着腰拼命奔跑……”展览在八一建军节成功举办，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新世纪剧社社长梁斌参观了展览，他们认为这是抗日根据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盛举，给边区的美术工作者很大的鼓舞，也是对群众一次形象生动的教育。

1940年11月，华北联大文工团与抗敌剧社联合出演话剧《母亲》 沙飞摄

生活上是贫困的，而精神上是富有的

在抗日烽火熊熊燃烧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华北联大如同一座闪耀的灯塔，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有志青年，他们怀揣着共同的革命理想，毅然决然地抛弃安逸的生活，投身到华北联大的革命熔炉中，尽管物质条件极其匮乏，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却无比丰盈。

1939年的阜平，虽为晋察冀边区首府，生活环境依然异常艰苦。据华北联大学员王若君回忆：“炕上连一张席子都没有，晚上睡觉时，每人只有一条棉被，身下铺的仅是一条单薄的布单，到了冬天，常常两人挤在一起取暖。日常饮食更是简单，主食是粗糙的小米饭，配菜只有清水煮萝卜条或白菜，几乎没有一点油水。”然而，即使生活如此艰苦，她们依然红光满面。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深切地体会到男女平等，好像是生在世界上第一次这么受到重视，因此精神特别振奋”。同为华北联大学员的何少梅与王若君有着同样的感受：“在根据地的日子里，虽然过着较艰苦的生活，但精神上是愉快的，心情是舒畅的。那种快乐是任何物质享受都无法替代的。”

在平山县元坊村、李家沟村办学期间，由于房源紧张，六七名学员挤住在一间又窄又小的石造房子里，在干草铺就的地面上休息，翻身都困难。每逢炎炎夏日，暑气逼人，被日光暴晒的小石屋，热得人透不过气，师生们常常要熬到半夜，待热气稍稍消退，才能勉强休息。室内陈设极为简陋，仅有自搭的桌凳和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学员们的服装来源不一，有的自带，有的由原单位提供，实在无法解决的，则由学校临时筹措。

每逢集体活动，穿着五花八门服装的师生们，常常引来围观群众好奇的目光和善意的笑声。清晨的洗漱时间，是师生们一天中最为难得的轻松时刻。没有脸盆，村边的小河沟则成了天然的脸盆。到了冬天，河面封冻，师生们用石头破开冰层，即使条件如此艰苦，在空旷的田野和清新的空气中，仍然处处回荡着欢声笑语。学习没有纸张、墨水，有人用桦树皮代替纸张，用锅底灰调制墨水，还有人将废弃的烟盒拆开，压平后当作笔记本。一位学员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又收集到三张完整的桦树皮，足够抄完《新民主主义论》的第五章了。”1940年6月进入华北联大学习的张杰对这段艰苦生活深有感触：“村边有一大片黑枣林，那里是夏天上课的理想场所。树荫下，我们席地而坐，聆听老师的讲解，偶尔还能摘几颗黑枣解馋。然而到了冬季，山区寒风刺骨，我们再也找不到一个温暖的课堂。村里的房子又窄又小，容纳不下所有人，我们只好转移到向阳背风的小山窝里上课。冬天的山区格外寒冷，师生们坐着听课，还要记笔记，冻手冻脚的滋味可想而知……但是当时我们不仅能泰然处之，而且还觉得生活有极大的乐趣。”

在太行山深处的神仙山办学期间，由于敌人严密封锁和交通不便，生活极其艰苦。据华北联大学员方扬回忆：“经常吃的是黑豆稀饭、黑豆饼子，每天吃饭都是班长用勺子分稀饭，吃八成饱。一人一床被又铺又盖，个子高的人一不小心脚就捅出来了，只好用绳子把被子一头扎起来。”粮食供应紧张，学员们不得不自己背粮。缺乏粮袋，就“把裤子的两条裤腿口扎紧，从上面灌进粮食，再将裤腰收拢捆住，往肩背上一骑，爬岭过河，走个十里八里，一路上说说笑笑，又唱又闹，成了一种别开生面的文体活动”。学员们每人只有一个搪瓷缸，既用来吃饭、喝水，又用来刷牙、洗脸，大家戏称为“一品缸”。由于卫生条件差，几乎人人身上都长了虱子，但学员们以苦为乐，风趣地称其为“光荣虫”。

在华北联大的革命大家庭中，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亲密无间。面对险恶的环境和艰苦的生活，他们没有丝毫的悲观、失望或抱怨，像傲雪的梅花、挺立的青松，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昂扬的斗志和火一样的热情。无论是课堂上还是生活中，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乐观、团结的氛围时时刻刻感染着每一个人。正如华北联大师范班学员张稚枫所言：“这两年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同学们却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天天歌声不断，笑语频传。我们在生活上是贫困的，但在精神上却是富有的。”这种在极端困难和残酷斗争中所培养的乐观主义精神，成为师生们克服困难、战胜敌人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坚持游击办学两千多天的华北联大，用革命的理论武装了数以万计的干部，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与工作能力；广泛地开展了新民主主义的普及教育，提高了华北人民的抗战觉悟与文化科学知识水平。华北联大师生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艰苦奋斗，勤俭办学，这些在抗日烽火中所熔铸的精神，像一座光芒四射、永不熄灭的灯塔，鼓舞和引领着我们继续勇毅奋进。

（作者：郑恩兵，系河北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