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湘省新政与沈从文“重写湘西”的发生
全面抗战爆发后，沈从文一路南迁，途中曾在长沙和沅陵小住。当时，新任湘省主席张治中正在大力推行新政，这既加速了湖南的社会改造，也使因循日久的现实问题日益显露。战时湖南的特殊氛围令身处其中的沈从文感触颇多，并进一步诱发了作家“重写湘西”的文学冲动。所谓“重写”，是说作家此时一改1930年代的湘西书写风格，他“不再刻意营造乌托邦式的乡土社会”，并且试图将湘西的人事变动纳入社会历史的“长河”中进行审思，“检讨它的历史困局与可能的出路”。[1]目前来看，作家战时湘西书写的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富，诸如《长河》《湘西》等代表性文本更是得到了研究者的持续关注。然而，早些年的研究更倾向于文本内部，试图从作品中发掘出创作主体的生命情状，[2]这虽能建构一条作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精神演变线索，却始终无法有效沟通外部现实，缺乏历史实感。近年来，姜涛等学者主张在社会历史的视野中对沈从文的“重写湘西”进行考察，有效地填补了历史话语的空缺。但该方法的难度在于，社会历史现场的“还原”程度取决于研究者手中史料的丰富性。关键材料的缺失，不但容易造成历史事实的误判，更有动摇结论有效性的风险。因此，在处理历史语境与“重写湘西”的关系时，一些研究者更倾向于将湘省新政等重要的社会政治事件悬置为文本背景，不能深入发掘文本、作家与历史细节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导致“重写”的发生学意义难以有效展开。通过新发掘的材料来看，以民众训练为代表的湘省新政与“重写”的关系复杂而微妙：一方面，“重写”活动是沈从文试图直接参与湘省新政受挫后，转而回归文学的结果；另一方面，“重写”活动又为作家提供了“再介入”现实政治的契机，解释《湘西》《长河》等作品中既隐含了作家个人的政治意图，还寄托了沈从文想要引导湘西与现代中国相结合的“重造”理想。探明“重写”与湘省种种社会政治事件之间的复杂关系，不仅可以重构沈从文抗战之初的“精神史”，更可以启发我们对此后作家思想剧变的原因做出新的解释。
一 长沙所见及“民训”之争
1937年11月，湖南省主席何键在内外交困中被迫下野，后调任中央内政部长。国民政府委任刚刚从东方（淞沪）战场卸任的张治中担任新一届湘省主席。当时寄居在武汉的沈从文对此事颇为关注，他在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说道：“湘省主席换人，也许有点改革。希望这主席对湘西问题多明白一点。” [3]值得注意的是，信中提到的“湘西问题”并非只是地方的治理困境，而是摆在全部湖南人面前的动荡乱局。当时，湘西地方势力因“革屯”问题与省政府势力爆发冲突，遂酿成席卷湘西的大规模起义事件。[4]如何安靖地方、平息匪患、清明政治，成为张治中亟待解决的“湘西问题”。当然，沈从文对湘省政局及社会问题的关注并非仅源于“怀土之情”，更源于实际写作要求。据沈从文回忆，王鲁彦曾在自己来长沙小住时，约写“湖南问题”文章十篇，[5]这为他直接参与湘省政治论域提供了绝佳契机。
到了1937年12月下旬，因战火逼迫及工作上的人事变动，沈从文按计划南下返乡，途经长沙时暂作停留。此时，由张治中主导的湘省新政业已如火如荼地展开，整个长沙都沉浸在备战的激亢氛围之中。到1938年元旦，甚至出现了市民们普遍以抗战口号来取代元旦春联的现象。[6]以至于沈从文新年出门，“到处可见各色格式标语，颜色鲜明，词语动人” [7]。而报刊上也充斥着文化工作者们鼓舞民气、声援抗战的各色文章。此时，省府已经组织青年学生，计划将他们短暂训练后分遣地方承担行政、训练、宣传等工作，[8] 这项措施给湖南社会带来了深刻变化。在这样的氛围中，沈从文感到“全民战争的意味，生活改进与适应，比过去二十年还迅速” [9] 。由此，作者重新思考此前王鲁彦约写“湖南问题”文章一事，落笔时不再集中于“湘西”一隅，谈的对象也从“湖南问题”变成了张治中主持的湘省新政，并由此引发了一些尚未被研究者们深度关注的争论。
关于这次“湘省新政”之争的线索首先见载于沈从文的个人材料，例如他在当时的一些文章中就提及自己遭受长沙文化界批评的情况：“话一说出就有人疑心‘这有用意，有作用’，不容再说。‘国家有道，庶人不议政’，于是我不再多说。” [10]在一些稍微晚近的回忆材料中，也有部分文字略述了他当时遭遇的窘境：“我明白不能也不宜于在长沙空气下写文章，后来即不写什么。只另写一劝家乡子弟参军抗日文章，对湘西说说话。” [11]另有学者在整理其他材料时，无意间找出了与这次论争有关的周边史料。例如在《火线下》三日刊上就有“长沙临大”学生质疑沈从文的文章。[12]近年来 ，随着沈从文长沙时评《学生下乡》《拥护领袖》等佚文的发掘及相关史料的整理，这场论争才有了被重现的可能。 [13]
从这些引起争论的文章内容来看，沈从文明显是对学生下乡和民众集训等政策抱有疑虑的。他认为省府及许多知识分子以“理想”取代了“实际”：“谈乡村改造，不肯就乡村能改造处着手改造、想获取群众、领导群众，结果且不会用简单易行的方式接近群众。即忽略事实，纵使有详细办法，到应用时当然不合用。更有些计划极抽象，侧重文字的漂亮，举办时不能有好结果，自在意中。” [14] 而在《拥护领袖》一文中，批评的锋芒又直指“民训”政策的制定者、当时的湘省主席张治中：“可是如今主席位置换了个张先生，人生地不熟，军事方面责任多而重，抽出很少时间来研究湖南、认识湖南，而图改造湖南，一班同乡父老，若依然抱的是缄默态度，地方事应当说的从不开口，就不大像是在拥护领袖，倒仿佛是‘不合作’了。” [15]
不难看出，这些新发现的材料动摇了学界所谓沈从文欢迎“战时新政”的判断 [16] ，反映出历史与人交互过程中的复杂性。可以说，比起湘省政府的宏观政策建构，沈从文更倾向于从底层社会立场出发，关注民众的种种生活样态，也正是这种独特的视角使他洞见了新政当中的许多危机。在“民训”工作自上而下的实际推行中，一些工作人员缺乏乡村生活经验，不顾农民生产实际，为追求工作效果，将“四星期每日四小时的训练，改作二星期、每日八小时”。对此，时人质疑道：“乡下人在春耕时节，壮年男子，能否抽出二星期来集训呢？” [17]然而，在民族战争与动员卫国的激亢环境中，沈从文的这些反对意见却难以见容于长沙的舆论界、学生界乃至政界。首先发难的是署名为“李德”的《关于学生下乡》一文，作者直斥沈从文的言论为“败北主义” [18]。不久后，张周勋在长沙《中央日报》上发表《与沈从文先生论〈学生下乡〉》，言辞更加激烈，认为沈从文对“民训”工作的攻击是“无理的毁谤与污蔑” [19]。与此同时，沈从文的言论还遭到了“民训”工作的主体人群——青年学生的抗议，长沙临时大学学生刊物《火线下》上刊载了易丞、雨兹的《向沈从文先生抗议》，强调“青年人决不能容忍任何恶意的污蔑和嘲笑” [20]。此外，湘省新政的设计者张治中也注意到了沈从文的言论，尤其是他在《学生下乡》中那句不合时宜的提醒：“十年前的旧事或许重演，爱青年朋友者反以害之。” [21]这引起了张治中的强烈反感，以至于在许多年以后的回忆录中特别提及沈从文的文章。[22] 由此观之，沈从文在长沙关于民训政策的质疑，不但见罪于长沙舆论界、学生团体，甚至还得罪了以张治中为代表的省政府官员，一时间批评的意见铺天盖地。最终，沈从文认识到在长沙这种氛围中不宜“写文章”、发短评，只能转而对湘西同乡“说说话”。[23]
对省政府来说，民众训练工作不但能有效强化治安、改良兵役制度，而且也使政府能够继续向基层社群延伸其动员渠道。因此，当时就有人指出：训练民众，根本目的不在“使民即戎”，而在“觉民”。使民众知“国家之可爱，倭寇之可恶，而踊跃赴敌”。[24]在这一过程中，张治中等主政者希望通过向全省各地派遣知识青年，进而建立一套可由政府直接掌控的行政机制。这不仅能在精神层面通过宣传，强化民众的国族认同感，而且还能在行政层面上将那些游离于政府权力的“边地”，改造为现代政治结构中的县、乡、村，进而将全湖南纳入对日作战的国家动员体系中。张治中强调：“这一次发动民众运动的真意义，不仅是抗日自卫，而且是对于旧社会旧农村的一个改革运动，一个革命运动。” [25]其核心意旨迎合了国民政府“抗战建国”的理念。然而，湘西出身的现代作家沈从文对此政治韬略却并不认可，反而强调政府派遣的青年干部在下乡前，先得虚心接受乡下人的“教育”。他们的宣传工作“不应侧重纯粹说教”，而应先为地方做“社会服务”。 [26]这在一定程度上颠倒了“民训”干部／乡下人、省府／地方的立场与地位，或许这才是沈从文与“民训”政策支持者之间爆发冲突的根本症结之所在。
二 文学“重写”中的政治行动
沈从文在抗战之初积极地介入社会政治议题，他评议政府政策、热心建言献策，但招来的却是长沙各界的大规模批判，这样的结果或许能促使作家对自身“介入”方式与社会问题的复杂度做出更深入的思考。实际上，撰写此类带有时评性质的短文并非沈从文之所长，张兆和曾在信中劝沈从文不要执着于对现实空发议论：“你放弃了你可以美丽动人的小说的精力，把来支离破碎，写这种一撅一撅不痛不痒讽世讥人的短文，未免太可惜。” [27] 似乎只有回到文学意义上的“重写”之中，沈从文才能逐步找回作为言说主体的“湘西”，才能逐步打开地方问题与政治理想的言说空间，进而扭转在长沙时期屡遭批判的表达困境。《湘西》与《长河》是沈从文开始“重写”的标志性文本，它们几乎同时在1938年开始连载。前者是一部直面战争及湘省社会变动的小书，后者则是对一系列当下现实问题的溯源和追问。从作家抗战后的心路历程来看，两书的写作动机都与湘省新政和长沙之行关系密切，是沈从文在“民训”之争中遭受批判后转向文学上“重写”的结果。
《湘西》又名“沅水流域识小录”，按沈从文在“引子”中的说法，该书意在给旅行者们提供一点关于湘西的常识或同情。[28] “常识”意味着外部的描摹和知识的传达，而“同情”则意味着作家试图通过对地方人事风物的技术性处理，来召唤某种移情冲动。当时流徙至此的“旅行者”，一部分随着工厂、学校、政府机关被动地向西南渐次搬迁；而另一部分则是在经历了短暂训练后，行将下乡承担宣传与“民训”工作的青年学生。前者并不能与地方发生密切联系，最多如《芸庐纪事》里“中央政校”的学生那样与本地人吵一场、打一架，随即“呼啸而过”。真正需要这种“常识”与“同情”的是后者。早在长沙时，沈从文就对下乡的学生、青年干部空有热情却不熟悉地方现实感到深深的忧虑，这种不满在《湘西》中通过叙事主体“看”的过程客观呈现在读者面前：
本地见出受战事影响，直接使本地人受拘束，在改造，有变化的，是壮丁训练。每早上六点钟左右，汽车西站旁大坪李就有个老妇人筛锣示众，告大家应当起床……在坪里集合点名，训话后即上操，唱歌。大约训练工作还不久，因此唱歌得一句一句教。教者十分吃力，学者对于歌中意义也不很懂。而且许多歌都是城里人编的，实在不大好听，调子又古怪难记，对于乡下人真是一种“训练”。 [29]
游记式的散文为作家“重写”之初直面湘省社会动态提供了巨大的文体优势。作家对湘省新政的质疑不再停留在观念上的评议，而是借由自长沙至湘西的实物景观和人的行动，来进一步揭示作者赋予地方的意义。读者通过阅读这本“小书”随作家逐渐深入地方社会的内在肌理，进而详细观察到“民训”政策与地方实际之间的矛盾与隔膜。可以说，随着作家从“短评”文体转向游记散文文体，此前相对抽象的质疑逐渐被落实为地方具体可感的景观、问题与苦难。
不难看出，在以《湘西》为肇端的“重写”活动中，沈从文不但没有真正离开长沙社会政治的公共论域，反而以文学为中介获得了对“民训”话题进行再介入的契机。而在《长河》之中，文学“重写”的能量被作家进一步发挥。他的关注点从当下的湘西转移到过去的湘西，通过拉长时间距离来进一步追问地方丧乱的根源。《长河》的故事时间设定在战争爆发之前，《边城》式的“牧歌谐趣”多少得以保存。正因为如此，作品的主要矛盾冲突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省里派驻吕家坪的保安队长妄图敲诈萝卜溪橘园主人长顺的橘子，运到下游做生意，以此发一笔横财，但遭到长顺等人的抵制。保安队长是外来者，长顺、商会会长、老水手满满等是本地人，这种界线分明的“内”与“外”成为小说中一种饶有意味的身份对举。以此检读其余的小说情节会发现，“内外”之别是作家有意建构且贯穿故事始终的对抗线索。在小说首章“人与地”中，作者对沅水流域橘园“只许吃不肯卖”的地方风俗描写使人印象深刻。但设置这一情节并非只是为了凸显湘西人的淳朴与真诚，同时也意在通过地方习俗建构起外来“陌生人”和本地人的身份边界。边界内部的湘西世界有其自足的传统，它渗透在乡民生活的各个层次之中，进而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意义。然而作为外来者的保安队长却总是试图破坏这种意义：在勒索橘子一事遭到抵制和化解后，他又垂涎于长顺的女儿夭夭。保安队长这一件件“阴谋”在小说中虽大多夭折了事，但这是作者“有意作成的乡村的幽默” [30]。试将故事情节投射到现实会发现，它们大多对应了外来军队、官员盘剥地方的桩桩事实：“驻守的保安团队，有时不但不能谋地方的治安，而且还借故扰乱良民，譬如这一代的风俗，男女分别很严，他们借着检查为名，甚至强奸妇女，有的对商民强买物品。” [31]在沈从文看来，这正是外部势力对湘西进行权力渗透的恶果：数年前领导者陈渠珍被何键压迫离职，“外来贪污与本地土劣即打成一片，地方受剥削宰割，毫无办法” [32]。由此，1936年以后诸如“革屯”起义等不断升级的地方丧乱，在“内外”对抗的视角下得到了这样的阐释：“凡是有人性的湘西人，自然要反抗。反抗就是要求政府，要把我们的湘西人当人看待。” [33]
然而“反抗”的代价却是巨大的，时任湘省主席何键命留守湖南的保安部队会合“进剿”，这在上游湘西民众那里引起许多恐慌和骚乱。《长河》里就有船长向客人打听原委的情节：“我们老总既下野了，兵也听说调过宁波老蒋家乡去了，怎么还调兵上来？” [34]小说也许有意克制，也许未及写完，读者单从文本内部始终无法得知冲突威胁中的吕家坪后来如何。不过在文本之外，这场“反抗”与“镇压”的恶果或可用1938年的“现状”作一见证：据当时深入湘西的《力报》记者谭天萍报道，自己前往吕家坪的途中所见都是逃难的老百姓。到了离吕家坪四五里远的太平溪，目之所及都是被烧的屋子，“一个老者哭诉着他的牛也被拉去了，匆匆的穿过一条街上十室九空，有的大门都没有关上，一片凄凉的景象，真实凄惨” [35] 。当时沈从文正在沅陵小住，对吕家坪、太平溪周遭的兵燹与混乱不可能充耳不闻。或许，作家将《长河》的时间设定在平静的“过去”正是为了和苦难的“当下”形成一组对照。这也进一步解释了随着故事的推进，小说中战争的危机感和颓败的焦灼感愈演愈烈的原因。
可见，在沈从文的政治认知中，外部势力对湘西的权力渗透只会导致压迫更甚、剥削更酷，继而引发地方民众的反抗乃至战争，给湘西带来又一重苦难。虽然沈从文在《长河》中抨击的是前任省主席何键的地方统制政策，但小说的动笔时间却是1938年夏。此时，作者不但经历了长沙“民训”之争，也在沅陵芸庐听闻了故乡的近况。沈从文认识到，何键虽已下台，但他以武力整合地方的手段给湘西造成的痛苦却延绵至今。而现在，作家又敏锐地从学生下乡、民众训练等新政中看到了新一届湘省政府置换基层权力结构、强化地方统制的政治意图。早在长沙时，他就明确反对将培训过的青年学生下放到地方充任区长、乡长、副乡长、保安队长。 [36]但事实证明，这种空洞的议论与质疑除了徒招批评外别无“裨益”。《长河》则在保安队长与萝卜溪众人的冲突中，为作家表达政治观点提供了一个勾连现实与历史的讲述空间：联想到何键政府“兼并”地方的恶果，如今学生下乡、民众训练等政策是否会演变成对湘西的新一轮倾轧？此中深意颇值得读者们玩味。
由此观之，“重写湘西”不仅是沈从文在创作上的一次调整，更是一场寓“湖南问题”于文学之中的“政治行动”。在长沙受挫后，沈从文得以凭借文学的方式再介入社会政治论域之中。因此，“重写”后的作品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性，不论是《湘西》中对地方人事风物的展览，还是《长河》中历史与现实的有机互动，都是为了呈现作家反对“外部”权力渗透、提倡“家边人”自治的政治设计。这些观点不单是作家复杂认同结构的体现，更是沈从文在战时为湘西觅得的一条新出路。
三 “使湘西成为中国的湘西”
“重写”不仅意味着沈从文可以凭借文学的方式重新介入湘省新政的讨论，还通过历史叙事与现实展览建构了“内”与“外”的认知边界，这也进一步奠定了他对湘西困境根源的言说理路。但问题是，“外来者”这一指称过于抽象，其建构方式也是以地方和“家边人”为依据反向确立的。目前有很多研究涉及对“外来者”内涵的讨论，但大都将其等同于国家意义上的行政管制力量，将“外来者”对地方的权力渗入阐说为“民族国家的地方统制” [37]，试图在历史中捕捉一种“国家—地方”的二元阐释结构。 [38]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省”在沈从文身份建构中的位置，也并未详究省级权力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在《长河》中，沈从文将“外”对“内”的压迫具象化为保安队长与萝卜溪众人的冲突。这里的“保安队”并不是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的武装力量，而是听命于前任湘省主席何键的“省军”。小说中对此也有说明：“地方老总”（陈渠珍）下野后，军队“编的编，调的调，不久就完事了。再不久，保安队就来了”。对于这支部队的兵权，省主席何键将其牢牢“拿在手里”，使其不可能成为新的地方势力。 [39]可见，“保安队”进入湘西也并非标志着“民族国家地方统制”的强化，反而是省内实力派权力斗争的表现。当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地方政治的混乱或许只是众多割裂“省”与“地”的原因之一，诸如地理环境的差异、风俗习惯的分歧、历史传统的不同都或多或少地会影响着作家的认同倾向。当小说中“内外”对抗的叙事逐渐具象化为现实中“省”对湘西的剥削压榨时，沈从文便旗帜鲜明地站在地方的圈界之内，对省级权力的渗透提出质疑：“听几个同乡前辈说起家乡年来种种，我觉得很痛苦。我知道，倘若内政清明，外来地方管理能不以征服者自居，爱民，恤民，家乡老百姓绝无生事道理。” [40]这其实是在为诸如“革屯”起义等湘西民众的反抗行为正名。湘西走向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是囿于自身难以跳脱的窘境，将地方丧乱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外部倾轧多少会失之片面。但这种“省—地”对抗言说却在客观上契合了陈渠珍、龙云飞等人谋求地方自治、驱逐省级权力的政治诉求。两者内在的同一性，也促使沈从文多次公开表示支持陈渠珍重新主政地方，并提出了湘西“重新交给湘西人负责”，辅以“外来知识分子帮忙”的政治设想。[41]
当然，沈从文之所以反对省级权力“向下兼并”，也不单单是有感于其糜烂地方的现实。在主观认同理念上，作家同样表现出了对“省”的拒斥。从现代国家的行政结构来看，省是介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行政单位，它的功能是贯彻中央政府的统制意志。但在国民政府成立后，却多次通过各种政令法案来加强省主席的专任职权 [42]，以便于拉拢地方实力派打击敌对势力。由此造成的恶果便是各省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愈演愈烈，省级权力有时不但不能有效传达国家意志，反而常常站在中央政府的对立面，成为统一的障碍和威胁。沈从文是现代知识的接受者，在民族国家话语的体认和经验上与同乡人拉开了距离。他曾鼓舞同乡军人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不应当自外于中国国民”。 [43]此外，他还在芸庐邀会湘西军政要员，“号召家乡人团结起来——就是说识大体，顾大局，支持有关国家存亡的战事” [44]。这里的“团结”不再是为了抵制外部势力的渗透和压迫，而是尽快平靖地方，以支援逐渐白热化的对日战争。可见，沈从文的地方主义立场并非仅仅是追求湘西的自治，而是希望将其纳入国家认同的言说体系当中。在《长河》的一些情节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捕捉到这类思考的投射。小说里商会会长、长顺等开明地方士绅虽通过《申报》等纸质传媒建立起了基本的国家共同体意识，可与这种认同感并行不悖的是对于基层官吏的嫌恶。沈从文在“文聚本”《长河》中特别强化了这一点：“长顺是个老《申报》读者，目击身经近二十年的变，虽不大相信官，可相信国家。对官永远怀着嫌恶敬畏之忱，对于国家不免有了一点‘信仰’。” [45]《长河》语境中诸如保安队长之类的“官”不过是省政府权力延伸的触角，他们摊派苛捐杂税、巧取豪夺为自己牟利。而“国家”则被抽象为一种模糊的信念、一种遥远的想象，并随着社会的变迁在湘西民众心内渐渐生根。1938年3月，“湘黔滇旅行团”步行到达湘西沅陵，随后在周围的村庄里做了几次社会调查。老百姓们说：他们完全明白，日本是他们唯一的敌人，他们应该像城里人一样尽职尽责抵抗日寇。但问题是，这里的区长、里长和保甲长，常常以国难为借口，趁机横征暴敛、假公济私。 [46]可见，省级权力对湘西的侵入与剥削，恰恰成为阻断湘西民众回应国家询唤的主要障碍。
因此，大部分湘西民众并未有效建构自我与国家的情感联结，在沈从文心中他们仍是未被现代中国吸纳的“前主体”。这种“未完成性”一方面由省级权力剥削压迫所致，另一方面也受地方内在痼疾的制约，用作家的话说就是“被历史习惯所规范” [47] “受过去所束缚” [48]。沈从文虽然未在《长河》《湘西》中着重描写家乡人由旧习衍生出的种种弱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此类事实一无所知。与之相反，作家在许多杂文或书信中多有谈及家乡人“负气与自弃”，拒绝“进步的理想”，也无视“进步的事实”的弊病。 [49]一些老行伍将地方立场偏狭化、自我化、利益化，轻者“负隅自固”，重者糜烂地方、危害抗战，妨碍国家大计。 [50]对谋求地方“重造”的沈从文来说，家乡人中的这类群体显然很难担负其政治理想。而被作家寄予“明日”希望的则是青年军人。他们处在地方的认同结构之中，明白湘西风俗人事、继承了湘西勇武顽健的侠义精神。抗战爆发后，湘西子弟编成的128师在嘉善保卫战中付出了惨重的牺牲。而负伤退回后方治疗的，“创伤刚好，还不到修养期满，又已经于日前作为荣誉军团”，赶上前线。 [51]这批同乡军人在长沙、沅陵与沈从文接触很多，给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长河·题记》中动情地叙写自己目送几位家乡“荣誉军人” [52]乘船归队的场景：
一个阴云沉沉的下午，当我眼看到几只帆船顺流而下，我那兄弟和一群小军官站在船头默默的向我挥手时，我独自在河滩上，不知不觉眼睛已被热泪湿润。因为四年前一点杞忧，无不成为事实，四年前一点梦想，又差不多全在这一群军官行为上得到证明。一面是受过去所束缚地事实，在在令人痛苦，一面却是某种向上的理想，好好移植到年青生命中，似乎还能发芽生根。 [53]
这段经历也曾在小说《动静》之中出现，可见对作家触动之深。在这些英勇无畏的湘西青年军人身上，沈从文看到了将地方纳入现代中国语境中的叙事可能。虽然东出抗日这一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湘西目下的困境与难题，但却在情感意义上将地方与国家紧密联系起来，使作家找到了“使湘西成为中国的湘西” [54]的通途。另外，湘西青年军人在抵抗侵略的过程中，逐渐受到战事的教育，“他们都知道要国家存在，个人方能够存在” [55]。这又让沈从文看到那些“受过去所束缚”的主体被现代话语重新填充的可能，看到了那些带着“负气与自弃”弱点的家乡人被现代性精神重塑、知道“自爱自重”的可能。因此，沈从文对湘西子弟抗战经历的反复书写，不单是为了更正外人视“湘西地方为匪区”“湘西人为土匪” [56] 的偏见，更是为了在地方认同结构之内进行广泛的情感动员。他将青年军人外出抗战的行为和丧乱的现实进行对照，鼓励“家乡后起之秀，在建国大业上，知所以自爱自重，奋发有为，不落人后” [57]。希望以此洗刷家乡人为“过去”所束缚的精神史。
可见，沈从文虽然反对外部权力的地方统制、“向下”兼并，却并不认为湘西应该封闭自守，反而是强调地方应当努力破除历史的因循，主动“向上”去拥抱现代中国。这是作家在战时民族主义情绪急剧扩张的背景下，为湘西设计的一种“未来”。在这一过程中，地方的资源、传统、人事、风景都将被纳入国族叙事，进而将此前“省—地”冲突与内部衰败造成的痛苦情绪导引至“抗战建国”的话语中进行释放。
四 理想受挫与“意义”的丧失
从沈从文地方“重造”的政治设计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家边人”主政地方的诉求，还是对理想主体的询唤，其关注的核心始终是“人”。他将地方“症结”归结于杂散在乡之官、兵的“思想和行动” [58]，由此轻易地得出结论：只要政治领导得体，治理湘西应“比治理任何地方还容易” [59]。平心而论，湘西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都十分复杂，积重难返。作家囿于“家边人”的地方认同结构，过度强化了湘西与外部政治权力相互对抗的历史叙事，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地方社会从内部自我崩溃的事实。且在战时语境下，湘西早就不是一个自足封闭的“边地”，它在现代地图学意义上被“再发现”，在国家行政意义上被“再统制”，中央、湘省的政治遽变都对地方产生着不可预测的影响。沈从文在“重写”活动中虽热衷于政治表达，但却未能冷静地综合内外政治变量，考察湘西地方的社会生态。他自知在外十几年，离乡太久、太远，对湖南政局不够了解，许多问题只能靠耳食他人的观点来获取信息。[60]这次抗战爆发，他随东战场的文教机关一路西迁，猝然回湘，“许多问题不免隔膜” [61]。可以说，作为湘西人的沈从文，不一定真的了解湘西“问题症结所在” [62] 。在这样的情况下，贸然对地方问题交出解决方案，其结果只能是在湘省政治权力角逐和地方社会变迁中不断受挫。
1938年初，在张治中的支持下，陈渠珍就任沅陵行署主任，重新掌管湘西的行政与安保事务，然而事情做起来却“超过想象以上烦难而多周折” [63]。强化治安、剿除匪患等举措不见起色，这令作家感到极度失望，他在与弟弟沈荃谈及此事时说：“一切理想计划，似乎一与实际对面，即归消灭，变成具文。”[64]而张治中又因“文夕大火” [65]事件引咎辞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接任湘省主席。此时日军已经夺取武汉，兵锋直抵湘北，湖南的一切资源调配以军事为优先。薛岳更加迫切地希望汲取湘西的人力、物力，一改张治中时代宽容、开明的实施策略，采取强硬手段对地方势力进行分化统制。他先将湘西武装整理成暂编第5师和暂编第6师，又命两师开至湘潭、浏阳整训，这在事实上抽空了湘西地方的军事力量。[66]随即，薛岳又以“剿匪不力”等罪名问责沅陵行署。陈渠珍备受排挤，最终在重庆遭到软禁。至此，沈从文所坚持的“湘西人治理湘西”等诉求遭受全面挫败，他也丧失了通过“重写”活动介入地方现实的可能。
当然，“家边人”政治诉求的受挫也使沈从文进一步认识到，地方丧乱的困局并非全由外部压迫导致，更有来自内部历史因循的束缚。这使得作家亟待寻找一种改造湘西“精神”的方法。在听闻家乡武装将改编成军的消息后，他颇感振奋，多次致信沈云麓和沈荃探问。作家期待家乡人“从炮火教训中慢慢长成” [67]，重新建立地方与国家之间的情感联结，使他们摆脱个人利益的纠缠，成长为理想的主体，继而开辟地方“重造”的希望：“得信知家乡部队成军事已有眉目。季韬等各有名分，此后诸事想必能顺利进行，不至于如先前情形百端待理迄无一办法可以着手也。” [68]然而，战事的惨烈程度令沈从文始料未及，这些寄托自己理想的青年军人，还未来得及引导湘西“向上”与现代中国相结合，就大批大批地断送在战场上：
二十六岁的表弟黄育照，在华容为掩护部属抢渡，救了他人救不了自己，阵亡了。同时阵亡的还有个聂清。为写文章讨经验，随同部队转战各处已六年。还有个作军需的子和，在嘉善作战不死却在这一次牺牲。 [69]
沈从文所说的这场战役发生在1943年上半年，当时暂编第5师奉命急行军至华容迎击日军，年底又在石门遭受重围，突围时伤亡殆尽，以致于第二年被取消番号，余部缩编为一团并入第77师建制。暂编第5师的军官大多出身凤凰县 [70]，沈从文军中亲朋故旧在此殒没甚多。当然，令作家痛苦的不仅是大批熟人的牺牲，还包括地方未来想象的受挫。缺乏“向上理想”的湘西究竟能否挣脱历史惯性的束缚，这引起了作家深深的忧虑。
不难发现，1943年以后沈从文对“重写湘西”的意义言说发生了某种微妙的转变：一方面，随着湘省政局的变化，“重写”活动已经很难在现实层面发挥作用。抗战之初的许多社会问题业已成为不可扭转的历史事实，而《湘西》《长河》中蕴蓄的政治诉求也已经彻底失效。意识到这一点后，沈从文刻意模糊了“重写”与湘省新政、湖南问题的复杂关系，转而强调其与“当下”的距离。他将小说的写作意图表述为：“把这点近于历史陈迹的社会风景，用文字好好的保留下来。” [71]另一方面，沈从文又希望“重写湘西”还能继续生产“当下”的意义。他宽慰读者说：“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 [72]1943年是沈从文同乡在抗战中牺牲最为惨烈的一年，许多有希望的青年“把血肉还给了国家和土地” [73]，那些“崇高理想”自然也消散了。然而作者仍希望从他们的生命中捕捉一种“热忱”，以此激励后来者。换言之，沈从文始终希望自己能通过“重写”活动，在文学的意义上建构其内含“重造”能量的历史主体，这或许就是他执着于在《芸庐纪事》中纳入沈荃等湘西青年军官抗战叙事的原因之一。
但问题是，随着战事的延长，同乡不断阵亡的噩耗也在持续消磨着作家的希望，使其陷入长久的情感痉挛期。他在1945年给《长河》的附注中把“长荣、子和、老三”等家乡亲友的牺牲按时间顺序排列，这在强化悲剧情绪能量的同时，也将家乡过去的“故事”、当下的“人”、未来的“重造”联结起来。最终以“向上理想”的毁灭，预告了湘西无可挽回的颓败结局。由此，沈从文彻底迷失了“重写”意义：“这热忱与虔敬的态度，唯一希望除了我用这支笔来写它，谁相信，谁明白？然而我这支笔到当前环境中，能写些什么？纵写出来又有什么意义？” [74]斯人已逝，作家无奈之下只能将理想转化成小说故事，依靠文学“重写”的力量来向当下读者传达“向上”的情绪。然而矛盾的是，地方的毁败又断送了作家依靠湘西的现状来自证“未来”的可能性。因此，执着于对当下地方的“重写”，只会使沈从文的无力感越来越强烈。这不禁使作家逐渐尝试偏离现实，在“抽象”的思索中另辟蹊径。
总而言之，精神上的沮丧是沈从文最终放弃“重写”的重要原因。他曾在抗战之初意图通过文学的“重写”来强化政治表达。但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随着家乡人的牺牲，“重写”逐渐丧失介入现实的能力，也就不能再发挥“当下”的有效性。值得注意的是，现实性的政治意图虽然诱发了沈从文的“重写”活动，但也在不断制约着作品的内在品格。《湘西》《长河》《芸庐纪事》中广泛存在着一些涉及社会批评和政治思考的内容，它们始终无法完美地嵌合在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文体之中。作家无奈之下只能将它们捣碎为时事流言、新闻报道、拉杂闲谈。于是，我们在《长河》《芸庐纪事》等作品中会看到，侧重描绘山川风物的抒情文体和这些内含政治思考的议论文体常常各行其是，以至于酿成文体的“内爆”现象。沈从文虽希望进一步发挥文学文本中内含的情感动能，以此引导读者的政治立场，引导其关注湘西社会。但恰恰是这些琐碎的议论，破坏了作品意义的稳定性，致使文中的情感动能也难以有效发挥。由此观之，沈从文的“重写”活动虽然使其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却只能在外部社会变动和自身的重重矛盾之中逐渐夭折。
注释：
[1]姜涛：《“重写湘西”与沈从文40年代的文学困境——以〈芸庐纪事〉为中心的讨论》，《文学评论》2018年第5期。
[2]诸如张新颖《从“抽象的抒情”到“呓语狂言”──沈从文的四十年代》，《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5期；杨联芬《沈从文的“反现代性”——沈从文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2期。
[3]《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71页。
[4]民国建立后仍奉行清代在湘西等地实行的驻军屯田制度，当地苗人深受屯租之苦。到了1930年代，地方政治形势波诡云谲、天灾人祸不断，种种因素导致湘西苗汉人民与湘省政府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遂酿成了1936年席卷湘西的“革屯”运动。
[5]沈从文 ：《总结·思想部分》，《沈从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页。
[6]《抗战标语代替春联》，《力报》（长沙）1937年12月29日。
[7]沈从文：《拥护领袖》，《力报》（长沙）1938年1月6日。
[8]张治中：《一个组训民众改进政治加强抗战自卫力量的方案》，《民众动员问题》，独立出版社1938年版，第49页。
[9]沈从文：《芸庐纪事》，《人间世》1942年第1卷第1期。
[10]沈从文：《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给湘西几个在乡军人》，《沈从文全集·补遗卷》1，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91页。
[11]沈从文：《总结·思想部分》，《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107页。
[12]易彬、王珊：《〈火线下〉与初期西南联大的政治文化环境》，《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2期。
[13]唐东堰：《沈从文佚文三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3期；宫震、金宏宇：《新见沈从文佚文〈拥护领袖〉及其价值》，《现代中文学刊》2023年第2期。
[14]沈从文：《学生下乡》，《力报》（长沙）1938年1月4日。
[15]沈从文：《拥护领袖》，《力报》（长沙）1939年1月6日。
[16]姜涛：《“重写湘西”与沈从文40年代的文学困境——以〈芸庐纪事〉为中心的讨论》，《文学评论》2018年第5期。
[17]天萍：《乾城特写》，《力报》（长沙）1938年3月25日。
[18]李德：《关于〈学生下乡〉》，《力报》（长沙）1938年1月7日。
[19]张周勋：《与沈从文先生论〈学生下乡〉》，《湘政与舆情》1938年第1卷第1期。
[20]易彬、王珊：《〈火线下〉与初期西南联大的政治文化环境》，《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2期。
[21]沈从文：《学生下乡》，《力报》（长沙）1938年1月4日。
[22]张治中曾回忆道：当自己殚精竭虑推行民训政策时，一些反对者中萌生出“恶意的想法，认为这样办法是含有充分危险性的。这一派人担心青年‘恶化’：‘十年前旧事（指马日事变以前旧事）会不会重见于今日？’”张治中援引的例子出自沈从文的《学生下乡》，可见其当时印象之深。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华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15页。
[23]沈从文 ：《总结·思想部分》，《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107页。
[24]欧阳中庸：《湘省民训之前途》，《力报》（长沙）1938年2月17日。
[25]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97页。
[26]沈从文：《学生下乡》，《力报》（长沙）1938年1月4日。
[27]《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282页。
[28]沈从文：《湘西题记》，《今日评论》1939年第1卷第2期。
[29]沈从文：《湘西（三十）》，香港《大公报》1938年10月22日。
[30]沈从文：《长河题记》，《大公报》（重庆）1943年4月21日。
[31][33]天萍：《湘西之行（七）》，《力报》（长沙）1938年3月10日。
[32]沈从文：《湘西（三三）》，《大公报》（香港）1938年10月28日。
[34]沈从文：《长河（四一）》，《星岛日报》1938年10月8日。
[35]天萍：《湘西之行（四）》，《力报》（长沙）1938年2月26日。
[36]沈从文：《学生下乡》，《力报》（长沙）1938年1月4日。
[37]刘洪涛：《沈从文小说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38]黄锐杰：《湘西背后的“民族”与“国家”——由近三十年沈从文研究的流变谈起》，《当代文坛》2018年第5期。
[39]沈从文：《长河（四十）》，《星岛日报》1938年10月7日。
[40][43]沈从文：《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给湘西几个在乡军人》，《沈从文全集·补遗卷》1，第190、195页。
[41]沈从文：《湘西（四三）》，《大公报》（香港）1938年11月17日。
[42]翁有为、王力：《国民政府早期省制之变革——以〈省政府组织法〉颁布修订为中心的考察（1925—1931）》，《东岳论丛》2023年第5期。
[44]金介甫：《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符家钦译，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第331页。
[45]沈从文：《长河》，文聚社1945年版，第103页。
[46]戚长诚：《抗战中的西南》，《大公报》（汉口）1938年4月27日。
[47][49]沈从文：《湘西题记》，《今日评论》1939年第1卷第2期。
[48]沈从文：《长河题记》，《大公报》（重庆）1943年4月21日。
[50]《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359页。
[51]沈从文：《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给湘西几个在乡军人》，《沈从文全集·补遗卷》1，第194页。
[52]抗战时，将因战负伤的军人称为“荣誉军人”，这些军人伤愈后或再次补充到一线部队，或就地整编为某某荣誉队、荣誉团乃至荣誉师。
[53]沈从文：《长河题记》，《大公报》（重庆）1943年4月21日。
[54]沈从文：《湘西》，开明书店1944年版，第98页。
[55][56][57]沈从文：《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给湘西几个在乡军人》，《沈从文全集·补遗卷》1，第194页。
[58][61][63]沈从文：《〈湖南的西北角〉序言》，《益世报》（天津）1947年8月2日。
[59]沈从文：《湘西（四三）》，《大公报》（香港）1938年11月17日。
[60]沈从文：《长河题记》，《大公报》（重庆）1943年4月21日。
[62]沈从文：《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给湘西几个在乡军人》，《沈从文全集·补遗卷》1，第191页。
[64][68]《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349、372页。
[65]1938年11月，因日军攻占岳阳，兵锋直指长沙。蒋中正密令湖南当局：长沙如有失陷可能，务将全城焚毁。即实行所谓“焦土抗战”政策。11月12日夜到13日凌晨，守军在紧张和慌乱之中误判点火信号，仓皇纵火。大火烧了三天三夜，致使长沙古城毁于一旦，给当地军民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66]吴曦云：《关于暂五师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凤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凤凰文史资料》第1辑，1988年版。
[67]沈从文：《芸庐纪事》，《人间世》1943年第1卷第3期。
[69]沈从文：《白魇》，《时与潮文艺》1944年第3卷第3期。
[70]唐国钧：《回忆“石门事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凤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凤凰文史资料》第4辑，1991年版。
[71][72]沈从文：《长河题记》，《大公报》（重庆）1943年4月21日。
[73]沈从文：《〈湖南的西北角〉序言》，《益世报》（天津）1947年8月2日。
[74]沈从文：《〈长河〉自注》，《沈从文全集》第10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