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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文献中心，珍藏有180余册生活书店出版的红色文献，其中一部《近代经济学说史》还是馆藏24册毛泽东藏书之一。这些图书不仅是一批珍贵的红色文献，更见证了生活书店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开展文化战线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段极不平凡的岁月。

生活书店的前身是创办于1925年10月的《生活》周刊社，早期的办刊宗旨是“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在其主编邹韬奋的努力下，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发行量已从最初的2800余份猛增到12万份，最高一度达15.5万份，创下当时中国杂志发行数的纪录。九一八事变激发了邹韬奋强烈的爱国热忱和政治觉悟，他开始以笔代剑，利用《生活》平台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7月，为防止《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封禁，邹韬奋等人考虑将周刊社变为书店，既可以出版期刊，也可以出版图书，生活出版合作社于是应运而生，对外称生活书店，总店设在上海。

诞生于民族危难之际的生活书店，面临着国土沦丧、民生凋敝。在这一时期，邹韬奋逐渐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经过反复观察、比较与思考，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路线方针产生认同。中国共产党也派人协助邹韬奋管理生活书店，在经营、组稿、编辑、出版等方面给予许多支持和帮助。生活书店通过创办《新生》《文学》《世界知识》《妇女生活》《大众生活》等一系列进步刊物，有意识地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在进步群体特别是进步青年中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1935年11月创办的《大众生活》周刊，在“一二·九”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它大力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对日妥协，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得到了读者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在创刊1个月内就收到近万封来信，发行数最高时达20万份。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生活书店在5年中出版了10种期刊、近400种图书，在国民党政府实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形势下，为进步文化工作者开辟了战斗阵地。

1938年，邹韬奋在汉口见到了周恩来，建立了与党的直接联系，在与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交往中，他进一步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更加坚决地执行党的决定，遇到书店经营的问题主动向党请教。党组织也进一步加强了对生活书店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使其正式成为党直接领导下的红色文化堡垒。其中，上海生活书店在日军占领的艰难条件下坚持抗战，坚持红色出版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但暂未涉足生活书店所在的上海租界，那时上海的英法租界被称为“孤岛”。此前，上海生活书店早已采取人员内迁等措施，仅有几个员工留守。在这种情况下，生活书店在党组织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克服交通隔绝、人员稀缺等诸多不利条件，利用租界的特殊便利坚持出版进步图书。据统计，仅1939年，上海生活书店就出版新书和再版图书多达123种，其中初版至少57种。图书种类主要包括：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著作，如马克思著《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合著《政治经济学论丛》《〈资本论〉通信集》，恩格斯著《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列宁著《帝国主义论》增订本等；二是由中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撰写的理论普及读物，如苏联哲学家罗逊达尔著《辩证认识论》，李昂吉叶夫著《资本主义》，沈志远编《研习资本论入门》，艾思奇著《实践与理论》等；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历史研究著作，如吴黎平、艾思奇合著《科学历史观教程》，何干之著《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等；四是反映抗战的图书，如徐盈等著《鲁闽风云》等。其中许多都是宣传进步思想的高质量图书。同时，上海生活书店还坚持出版《战时读本》《文艺阵地》等宣传抗战的书刊。这些书刊除供应上海地区外，还通过海运从上海辗转香港、越南，后经滇越铁路运至昆明，供应后方。生活书店还大量采购《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等图书转发内地。其中，几套《鲁迅全集》还通过特殊渠道送到延安。

这些书的出版，为后方源源不断地供应着抗战所需的精神食粮。广大爱国青年通过生活书店出版的图书受到了马列主义的启蒙，接受了进步文化思想，上海生活书店在出版界的地位也大幅提升。当时，只要有大后方的生活书店门市部开张，那里就会成为青年人争相前往阅读和淘书的“圣地”。有人回忆当时国统区生活书店门市部的经营盛况时提到：“各地进步书店的门市部，尤其是三店（指生活、读书、新知三店）的门市部，读者都是拥挤得只见人头攒动，抢购他们热爱的、对他们增进知识有帮助的、对他们政治认识和思想上能获得指导的，不论理论书籍和文艺读物，都情愿跑很远的路，宁可饿着肚子，省下钱来首先要求武装起他们的头脑，为参加革命工作，反对独裁统治在政治上、思想上创造条件。相反，国民党反动派集团所办的书店，像正中、中国文化服务社、青年书店等，虽有意地开在我们进步书店的隔壁或对门，位置好、地方宽、装潢漂亮，但是门市部经常是门可罗雀。”

上海生活书店活跃的出版活动早就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不满。随着战争持续，形势不断恶化。为保存有生力量，根据周恩来等人的指示，1940年秋，上海生活书店与党领导下的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一起在苏北抗日根据地成立了“大众书店”，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通过秘密渠道将图书源源不断地送往根据地，由此成功开辟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图书市场。

1941年12月8日，日军空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日军即全面占领上海租界“孤岛”，上海生活书店的编辑出版活动被迫结束。但是，上海生活书店的工作不断、人员不散。书店的留守人员为保持同苏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先后成立了新光百货公司、正泰行等经营机构，一方面为书店筹措资金，另一方面从事党的贸易工作，成为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据点。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留沪的编辑人员还在分头准备稿件，以待抗战胜利后能第一时间出版发行。

1944年，邹韬奋在上海去世。中共中央根据他的遗愿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亲笔题写的挽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1949年7月，中共中央在《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中进一步指出，在党的领导之下，三联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及香港的读者，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在各个时期的主张，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如邹韬奋同志（已故）等，做了很宝贵的工作。充分肯定了上海生活书店发挥的重要作用。

2025年是我国杰出出版家和新闻记者邹韬奋诞辰130周年。回望生活书店那段不平凡的抗战岁月，其所凝结的“坚定、虚心、公正、负责、刻苦、耐劳、服务精神、同志爱”的生活书店精神依然历久弥新，永远激励后人为党的出版事业不懈奋斗、勇毅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