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之星 | 邹冬萍：花未开，花已落（2023年第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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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邓洁舲
本周之星：邹冬萍
邹冬萍，女，江西省乐平市人。偶用笔名紫苏、一叶。2014年开始写作，曾在网站连载长篇小说。2015年转为纯文学创作，2017年起至今签约多家影视公司，201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有各类体裁作品见诸于全国各级纸媒、获奖并入选多种文集及中考试卷。
作品欣赏：
花未开，花已落
题记：有时，日子对我而言，仿若多米诺骨牌，轻轻抽出一张，所有的过往就会溃不成军，变成秋后田垄上倒伏的稻谷；有时，又感觉每一个日子都是那么地相似，随意抽出一张，也不会觉得生命的书页因此而变得单薄。而更多的时候，我只是想将这一页页平凡而普通的册页，悬成记忆上的风铃。当黄昏降临大地，燕子低徊，狗尾巴草在风中吐露卑微的心事，炊烟绕过镀满夕光的屋脊，万物的呢喃拨响记忆的风铃，我将在沉睡中醒来，聆听被风吹乱的流年。
一
时针拨回到童年，花未开、花未落的往昔。一个以戏台为中心，向四周抖开青石板铺就的轴线的村庄，有个土得掉渣的名字：老大睦。这个“老”，自然有它积年烟火的味道。与之对应的，是从这个村子出去的子孙、家族，流着这个村子的血脉，延续一辈又一辈的姓氏——徐姓。
在双田乡，大睦村其实也算一个大村坊了，这一点仅从它分为新旧两个村庄就可以看出。可在本地而言，大睦村一向不算强盛。距此只有五华里的横路村，虽然流传着许多愚人的笑话，可事实上村民的强悍远胜于这个以“睦”为名的村庄。每年端午赛龙舟、年节唱大戏，两个挨得如此近的村坊免不了结些疙瘩。而若有争执，总是横路叶氏占了大便宜；大睦徐姓则一次次在心有不甘中败下阵来。我总觉得，这与祖宗传下来的宗族精神有关。徐姓信奉的是“和睦”之睦，到最后自然情愿以和为贵，以睦为荣。横路叶氏，崇尚的是“横行”之横，故无所畏惧，以胜为傲。
我的外婆，就是横路村有名的大户叶“百万”的女儿。这里的百万是不是虚词，我这个隔代的旁支后裔无从知晓。但据村里的老人讲，太外公家中的女眷无不穿金戴银，男子更是过着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经过打土豪、分田地、三反五反、破四旧等一系列运动之后，尽管太外公家里被搜出的金戒指、银大头，都是以乡人量米的升计算的，也还是没能捣腾空他的家底。改革开放，外婆同父异母的兄弟，我的天保舅公，重新变成了横路村的第一富户，承包了涌山的几座小煤窑，还有村边上的石灰窑。
与富庶的天保舅公相比，外婆可谓贫困一生。从她降生的那一刻起，幸运就注定与她无缘。表面上是因为我亲太外婆的早逝，而在我看来则是中国遗传了几千年、早已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的思想。亲太外婆尸骨未寒，太外公就忙碌着给自己续弦。后太外婆的情形我从未听说过，不便多言。但在准备迎娶她的那一刻，只有七岁的外婆就被自己号称“叶百万”的父亲当做一个华丽的包袱，甩给五华里外老大睦村一家以酿酒、卖豆腐为生的徐姓人家做童养媳。父母留给她的，唯有一个姓名“叶香兰”。
外婆从未对我提过她的身世。在我的记忆里她好像是一个无根的女人，仿佛是一片叶，被命运吹到这里，就落地生根。记忆中也从未听她抱怨过任何事，仿佛与生俱来就学会了逆来顺受。倒是母亲，有事没事总爱唠叨几句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外婆的点滴，皆是在母亲茶余饭后，摇着蒲扇扇出来的清风往事。
你妈咩（家乡土语mamie，两个都读平声。原意指奶奶，但我家兄弟姐妹从小跟着外婆长大，一直喊她奶奶而不是外婆）虽然没坐过学堂，可她心算比谁都厉害。每次外公挑担上街卖酒和豆腐，都是你妈咩算好了的，千叮万嘱交代给外公。外公不会算账，只会喝酒。外婆在生姆妈之前，流过几胎，经常挨打。还是姆妈出生之后，才渐渐当家。可这时家底已被外公败得差不多了。
母亲叹口气，接连用手中的大蒲扇扇几下，仿佛要扇去她心中的不平。有时会抓起桌边一只印有“参军光荣”的大把缸，咕嘟咕嘟灌一气，灌完她总是忘了话说到哪里，要我提醒……嗯，你妈咩家里本来很有钱，可惜就她一个人什么也没得到。两个大姨婆都得到丰厚的嫁妆，风风光光地嫁给了有钱人家。大舅公也分了一座窑，几百亩田地单过。共娘各老子的天保舅公更是得了你太外公所有的财产。唯有你妈咩，什么也没得到……
母亲的语气里，屡屡带上了怨天尤人的味道。不知她是为命运对外婆的不公而怨怅，还是为自己本该是一位千金小姐，却成了一个冬天也只能穿条白洋布单裤、赶早要到村中巷陌去刮猪屎的村姑而愤慨。
《寻梦环球记》里说：人的一生中要经历三次死亡。第一次的死亡是心脏停止跳动之后，生理上的死亡；第二次死亡是举行葬礼之后，身份上的死亡；第三次死亡，是这个世界上再也没人记起时的真正的死亡。外婆故去多年，能被母亲以和风细雨的方式念叨着，其实也是一种幸福，意味着她从未真正死亡，也从未离开过。
二
记忆中的外婆，比母亲讲究许多。无论日子过得有多么艰难，她一头为数不多的长发总是整整齐齐地绾在脑后，用根古朴的银簪子别住。眉毛疏淡，丹凤眼、高鼻梁，下巴尖尖。爱穿白洋布斜襟大褂和黑香云纱阔脚裤，爱穿母亲亲手做的绣花鞋。
这是母亲茶余饭后眉飞色舞的资本。因为绣花绣朵是她的强项。她细细地告诉我，若想花儿绣出层次感、鲜活感，一朵牡丹花需用十三种颜色。我问她为什么非要十三种而不是十一或者更多一些。母亲翻着眼皮想了想，回答不出来，就武断地挥挥手说，你小孩子家家的咋那么多奇怪的想法呢？反正是南风姨娘教的。母亲又说，村里大部分人绣花只有八九种颜色，看起来粗枝大叶，一点也不贵气。村里唯有她与南风姨娘绣的是这十三色的花。这样绣出来的花，就像是重重叠叠的浪，从波心处深深浅浅地荡漾开来。
这大概是只读到高小毕业的母亲今生打过的最有才华的比喻。我虽从未有幸穿过母亲绣上十三色花朵的衣服鞋子，但还真的见识过她为外婆做的绣花鞋。小小的、可以放在掌心把玩的鞋。白得耀眼的千层底、已经洗得泛白的黑布鞋面上，绣着的花朵虽然有些残旧，却依然在岁月的尘烟中鲜活如昨。
外婆一生节俭，唯有三寸金莲上的那双绣花鞋是她今生不肯忽略的细节，也是她一生中唯一的奢侈。青石板，犹如老大睦村的一条生命线，从村中心的戏台脚下纵横铺开。外婆的三寸金莲，承托起她一生七十六载的风风雨雨，在一条条青石板铺就的阡陌村巷中趔趄前行。
我的父亲是乐平城郊邹家村人，邹家是个大村坊，民风彪悍，据水而居，守着一条连接城乡的浮桥。跨出村门，就到了县城的南门街。解放前，因地理位置上的优势，邹家村成了本地人口中的“邹徐余彭汪，打死人不着慌”的首姓。当时，这五大姓氏确实独霸一方，可彼此之间也难免发生利益冲突，有时仅仅为两村后生间发生的一句口角，就能兴起一场腥风血雨的械斗。死难者被奉为宗族里的英雄，血衣吊在祠堂里的梁上，每逢节日打开祠堂，可享受村人的顶礼。
祖父是位肚子里有点墨水的教书先生。平时杀只鸡也下不了手，要之乎者也一番，逼着我视力几乎为零的祖母，嘴里押着韵，吐出一连串的七字真经，冲上前夺刀代劳。
祖父死后，祖母彻底哭成了瞎子。为了谋生，虚岁九岁大的父亲被祖母典给了她的亲妹妹，也就是我的小姨婆家里放牛，换取一年两担谷的身价养家。小姨婆是我母亲村子里最富裕的人家，可她待我父亲比待一般的长工还要苛刻些。
父亲寄人篱下，自然受过不少的罪，也吃过许多的苦。可他天性彪悍，居然凭着一双稚嫩的空拳，打遍老大睦村庄无敌手，确定了自己孩子王的地位。母亲小时候就没少受父亲欺负，还经常被父亲嘲笑作一只小鼻涕虫儿。
女大十八变，小鼻涕虫儿居然长成十里八乡最漂亮的女子。少年慕艾的父亲开始守着母亲各种献媚。譬如一捧熟透了的泡子（山莓），一束山里少见的粉色杜鹃花，或是一大筐赶早刮好的猪粪。在这些甜的、香的、臭的山村礼物前，母亲眼皮子也不肯耷拉一下。
父亲求而不得，只能迂回着继续伟大的爱情事业。他总是趁夜到稻田里去摸鳝鱼、黄鳅（家乡泥鳅的别称）、螺蛳，或是上山打野鸡野兔，卖一部分换成一壶老酒，再烧上几道香喷喷的菜去贿请我嗜酒如命的外公。第三次酒没喝完，外公就拍着胸脯把母亲许配给了父亲。
外公走得突然，刚报名参军去朝鲜前线的父亲悄悄到乡里请求取消自己的名字，他不放心将一个家丢给尚未成年的未婚妻及她三寸金莲的母亲。外婆听说后，颠着一双小脚追到乡里，对父亲说家里的事情不用你操心，前程要紧。
三
没有男劳力的家庭，在乡村就等于倒了半边灶。一家人吃喝用度，没别的出息，全靠土里刨食。春季，人家田里秧苗都窜出了新绿，我家的水田还没犁完。外婆一双小脚，平时走路都摇摇晃晃，不舍得让我母亲下田干活，只要她在田垄边背着我舅舅，摘野菜、递东西。外婆自己脱下精致的绣花鞋，光着脚丫站在水田里扶犁，东倒西歪的样子，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心怀不忍。可每当有人自告奋勇帮忙犁田时，外婆死倔着不肯放手。她对母亲说，家里穷，受了别人的好处无以回报，欠下的人情会是笔沉重的债。
犁完一天田下来，外婆的脚都被冰冷的水田沤烂了，满身、满头是泥，走路愈发摇摇晃晃起来。可尽管这样，外婆也必定要坐在水沟旁，把一双畸形的小脚洗干净，穿上她的绣花鞋才肯回家。
外婆力气活不行，可浸种、插秧却是高手。母亲在外婆的调教下，插秧也成了一把好手。母女二人，一对小脚加上一对大脚，活儿干得麻利。之后是除草、灌溉、施草木灰肥料、除害等一系列的忙碌。
稻熟季节，外婆头晚便就着夜色，霍霍地磨出两把闪亮的镰刀来。翌日，月亮还在中天，外婆就独自起身，到灶下做出一锅干饭来，煮上三个平时不舍得吃的咸鸭蛋，最后还从陶罐里夹出一块头年腊月备下的腊猪油，放到锅里熬开炒菜。
外婆做好饭，就喊母亲和舅舅起来吃早饭。有油水的菜闻起来要比往日香许多，颜色也更水润些。平时舅舅吃饭要外婆和母亲轮流喂，可看见好吃的，就双手捧起碗，一张小脸埋进碗里，乖乖地自己吃完一碗饭。
外婆借着舅舅自己吃饭的空档，把午餐和三个咸鸭蛋放进一只篮子里，还有一瓦罐的开水。这也是外婆比一般人讲究的地方。在乡村，大部分人渴了都是趴在稻田边上，掬一捧田间水喝了事。在外婆，是决不允许自己的一双子女趴在田边喝生水的。她说田水里有蚂蟥下的卵，喝进肚子里会生病的。
开镰的瞬间显得很神圣：初升的朝阳，从山脊梁上探出红彤彤的脸颊。大地寂静，成片的金黄色稻谷在晨风中起起伏伏。头戴破草帽的稻草人站在稻田边，憨憨地横举着双臂，手上挂着的茅草，在风里舞动。稻香四溢，空中散发出些许的甜。外婆双手合十，面向阳光，表情肃穆端庄。
一镰刀割下去，金色的稻谷就倒在了脚后。穿开裆裤的舅舅像个小大人似的，安静地坐在田垄边钓青蛙。弯腰割稻谷的母亲，脑后的两根长辫子随着身体的起伏而上下甩动，有时差点被镰刀割断。母亲一生气，站起身来，叼着镰刀，空出手来将长辫子对嵌进另一只的发辫里。
外婆的头发，一如往常地绾在脑后。她几乎不曾抬头，只一味弯着腰埋头割着稻谷。唯有汗水滑进眼睛糊住视线时，她才会略伸一伸腰，擦干汗水，眼睛迅速地扫一眼坐在水田边钓青蛙的儿子。
日头升到脑门顶上时，两亩多地已割了一半多了。母女俩撤到树荫下，顾不上吃饭，先各自灌上一气凉水。水里，漂浮着几片苦丁茶叶片，可以消暑。
午饭后，舅舅被外婆画地为牢，只允许他在规定的大树下玩泥巴、尿冲蚂蚁、手抓天牛。累了就乖乖地倒在草叶上睡一觉。母亲与外婆，是没时间午休的。家里两亩四分地，必须得在天黑前割完。午后的阳光灼人肌肤。外婆和母亲都戴上了草帽，帽檐都搭了条打湿了的毛巾。母亲一次次地停下手里的镰刀，拿下毛巾飞快地跑到沟里浸湿，又飞快地给外婆和自己围上。
傍晚时，母亲的一个堂兄、我的黄皮表舅帮忙送了打谷桶来。夕阳西下，鸟儿的翅膀镀上七彩的霞光。堂舅高大，孔武有力，帮着母亲一起从田里搂成捆的稻谷在田边打，没割完的地只剩下巴掌大的一块，外婆一个人坚持割完，也随着加入到打谷劳动中。
劳动是快乐的，母亲喃喃地说。她的语气里，有着尘埃落定之后的释然。我只能在想象中勾勒完母亲未曾描述完的劳动场面：皎洁的月色底下，三个大人站在田垄边，此起彼伏地打着稻谷，挥汗如雨。穿开裆裤的小舅舅，像只忙碌的蝴蝶，在稻田里穿梭往来，帮着倒忙。萤火闪烁，小鸟欢歌。我的亲人们，在热火朝天的工作中荡起甜蜜的笑容。
四
父亲从抗美援朝战场回来，因作战英勇，屡屡立功，被保送进了军校。进军校前，父亲获准回家举行婚礼。自此，母亲的未来有了依靠，全家人的生活似乎也有了盼头。
婚礼那天，父亲举杯向外婆敬酒，深谢外婆当初深明大义，给了他新生。外婆端着酒杯，抿着嘴笑。她说好男儿志在四方，若只为眼前，女儿暂时可能少吃两年苦，却有可能要吃一辈子的苦。你看见过谁土里刨食刨出大出息来了嘛？外婆又笑眯眯地补充了一句。
度完蜜月后，父亲回了军校学习。母亲的日子似乎回到了从前，除了每月可接到父亲寄来的一笔津贴外，农活、家务一件不少。变化就是，母亲地位得到了提升，她取代外婆成了一家之主。当家后的母亲，包揽了所有的力气活，烧火做饭，或菜地里一些轻省的活留给了外婆。舅舅到了读小学的年龄，母亲就把他送入了学堂。
大姐出生时，已是三年后。父亲抱着自己头生长女，怎么爱也爱不够，恨不得把全世界给她。大姐的童年是幸福的，全家人都围着她团团转。就连还在读小学的舅舅，都稀罕得不得了。放学回来就心甘情愿趴在地上，给外甥女当马骑。要不就让外甥女骑在他脖子上，带着她林间地头四处找野果子吃。
1960年，大哥出生。关注大姐的目光大部分转移到刚出生的大哥身上。父亲常年在部队，一年之中只有过年的时候回家休假。因此，对家里大事小情也帮不上什么忙。生大哥时恰逢自然灾害时期，村里大食堂办不下去了，家家户户口粮奇缺。父亲每个月尽可能省下最多的钱和粮票寄回家来，仍然入不敷出。孕期的母亲营养不良，大哥生下来就没奶吃，饿得皮包骨，还经常生病。父亲寄回来的那点钱，还不够给他一个人看病。
这时身为大队妇女主任的母亲才开始后悔，悄悄对外婆抱怨说，大跃进那年不该连外婆偷藏进灶灰里的一对金耳环、一枚金戒指、几块袁大头都献了忠心，不然现在拿出来或许能换点儿奶粉。
五
1962年，50岁出头的外婆曾经动过改嫁的念头。那个差点成了我后外公的人，是一位走街串户的货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外婆爱过的男子，但他确是能令外婆唯一动过凡俗心的人，应该有其过人之处。因为，在我心里，外婆虽然没读过书，不识字，但她在大睦村有着极高的地位。这与外婆待人接物时表现出来的通达睿智有关。
母亲一发现端倪，立刻扮演了棒打鸳鸯的角色。不得不说，母亲有当侦察兵的天赋。货郎姓什么，母亲不知道或者是不记得了，只知道大家都喊他锡伯。在乐平，锡伯这个名词其实另有深意，往往背后隐去了癞痢二字，大抵专指因生过癞痢而满头生疤、再也长不出头发来的人。
果然，在母亲的描述下，我看见一个个头不高，身板敦实，头上光光的货郎，穿着身灰扑扑的衣裳，腰间还系着条带兜的毛蓝布围裙，从烟熏火燎的岁月中走了出来。他一手拿着拨浪鼓，一手拿着顶草帽扇赶路赶出来的油汗。脸上的笑容也就浮着一层油汗，加上一颗光亮亮的头，整个人也就显得油汪汪、亮光光。
母亲回味起来至今有些恼羞成怒，又有些暗自得意。我明白母亲的想法，在那个年代，改嫁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她作为大队的妇女队长，又是军属，虽然日子穷得叮当响，可在她心里，精神上的优势还是显而易见的。她不想自己的母亲晚节不保，跟着一个货郎四海为家。再说母亲刚生了二哥，与大哥只差一岁。两个奶娃娃没外婆帮着带，简直无法想象。
母亲平时遇事糊涂，耳朵又软，属于没多少主见的人。大姐给母亲的客观评价是：继承了外婆的美貌，也承袭了外公的糊涂平庸。但在外婆改嫁这件事情上，母亲的手段可谓老辣，面面俱到。
在母亲看来，童养媳是没有人生的春天的，更没有少女时代。外婆生活过的年代离我太遥远，我无从判断母亲的话是否正确。但在我看来，无论外婆的身份是什么，她的内心，都一定有过丰富多彩的世界。那世界里，住着她可能无法完整拥有的青春，住着她可能一生也无法拥有的真正的爱情。
因此，我比母亲更能理解，当五十出头的外婆，遇见她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春天时，内心的那份渴慕与向往。停留在眉目间的爱，何尝不是内心情感的喷薄与汹涌？不然，缘何一向缄默自持的外婆居然能让粗枝大叶的母亲看出了端倪？
母亲忿忿，当即不动声色地展开一场“母爱保卫战”。母亲借自己身为大队妇女主任的便利，四处打听锡伯的身世。原来锡伯是安徽六安人，祖上几代曾是远近闻名的大茶商。据说父亲是开明绅士，抗日时捐过大量的物资，为了保家财平安也与附近的绿林有过来往。还有，锡伯光头不是因为癞痢，而是家里落难后一路乞讨、患伤寒留下的后遗症。
了解了锡伯底细的母亲吓了一大跳。她庆幸自己脑袋里绷紧了一根弦，否则全家都要被外婆的“黄昏恋”拖累了。
锡伯以前约莫一个月来一次大睦村，临近年节时也不过二十天左右一个轮回。现在的锡伯，是上中下旬的第一日必来。母亲下定决心横加干涉的那天，恰是六月上旬的第一个早晨。
那一天，外婆起来的比往常早许多。起来的第一件事不再是摸索着到灶间烧早饭，而是透过熹微的晨光对镜梳妆。不算浓密却仍然乌黑的长发，被外婆用桃木梳一遍遍地梳，再用篦子沾上一点水，再重新将头发篦一遍，最后绾在脑后，束成一个小小的髻。
头发梳好了，接下来是整装，将身上穿着睡觉的破衣裳换下，穿上一件七成新的蛋清色的斜襟大褂。对外婆来说，扣枚盘扣都是重要、不容忽略的细节。先从颈下扣起，锁住生命留下的刻痕。然后沿着起伏的胸襟处，一路滑下，如浅瀑落入了深潭，有大山深处四季独有的静谧清幽。
扣好了最后一枚盘扣，外婆就起身牵自己的衣角。左牵右牵、左旋右旋，对着当面的镜子，脑后还举着枚锡伯给的折叠式小镜。直到镜子里出现外婆一张不再年轻却依然精致、好看的笑脸。
温润的晨光里，一位典雅的老式女子，掀起岁月的帘幔，轻舒花未开、花已落的悲伤。用十三种花色挑绣的绣花鞋，在陈旧的床踏板上端端正正地搁着。每一种颜色都像是外婆青春重燃的张力，在幽暗与熹微中竖起生命的旗帜，尽情地招展。
透过烟青色的蚊帐，母亲看见梳妆熨帖的外婆拉开了房门，又悄悄折返，再次顾影自怜。曦光透过老屋的高窗，投入一条奔涌跳动的光柱。外婆的脸叠合在光柱间跳跃的颗粒之中，远远地望去，外婆的脸仿佛也在曦光中欢欣跳跃。
更令母亲惊奇的是，外婆拿起了五斗柜上一只装金刚钻油的红金属罐子。她并没有打开盖子，而是凑过去闻了闻香味，脸上现出陶醉的表情。接下来母亲看见外婆用两只手掌擦拭小小的金属罐壳，特别是拧盖处的缝隙。大概摸出点油花后，外婆就细细地往自己脸上抹去。抹完，外婆密切地关注自己脸蛋的变化。然后，又伸手到灌壳上摸一边，周而复始地往脸上抹。最后，外婆长叹一口气，将镜子放倒，一双手互相抹了抹手背，最后抹在了头上。
烧火、做早饭是外婆的必修课。梳妆完毕的外婆终于走出了厢房。一直屏住呼吸假寐的母亲终于敢放平了自己的身子，望着缝了几处补丁的蚊帐顶发呆。晨起对镜贴花黄的外婆，这不是她记忆中的母亲，更不是她熟悉的母亲，却是令她心有所动的母亲。在这刹那，母亲打好的算盘有瞬间的松动。母亲说，是二哥突发的哭声坚定了她的决心。她不能没有了母亲，更不能让孩子们失去了外婆的照料。
母亲假装一无所知，抱起二哥把尿，喂他吃奶，把他重新哄睡下。然后喊大姐起床，麻利地给大姐穿好衣服，就让大姐披散着头发去找“妈咩”梳头。最后母亲拽起耍赖不肯起床的大哥，帮他穿好衣服，牵着手走出厢房。
读初中的舅舅已经坐在八仙桌旁，端着碗滚烫的稀粥转着圈喝，喝地稀溜溜地响。外婆拉着大姐站在家门口的一块大青石板上，细心地帮她扎辫子。石板下是一条哗哗流淌的村中下水道，梳掉了的断发就被外婆随手丢进水沟里，与落叶、泡沫一起，哗啦啦地奔向未知的远方。
母亲扶着走路还有些颤颤巍巍的大哥也站在了门口的青石板上，让大哥扯开裤子，对着流水尿尿。外婆一边给姐扎好的小辫上系蝴蝶结，一边逗我大哥。毛宝，看见沟里那只青蛤蟆了吗？快尿……
吃完早饭，外婆照常收拾碗筷，在厨房里认真洗涮。母亲抱着襁褓中的二哥坐在门槛上，身边一左一右站着她的一双儿女。挑担的、推鸡公车的、骑自行车的，或是扛着各种农具从她眼前走过的村民，一一和她打着招呼。
母亲心不在焉地和乡亲们打着招呼，心口却一阵阵地发疼。母亲说，她搂着二哥坐在门槛上等货郎锡伯出现的那点时间，热汗像蚂蚁般在她额头四处游走，再顺着脸颊落进颈根，落进二哥张开的眼睛里。
二哥张嘴哭起来的时候，带安徽口音的叫卖声，伴随着进村的拨浪鼓发出的“出动、出动、出出动”的鼓声一起传了进来。母亲立刻打起精神，将哭闹着的二哥塞到闻声赶来的外婆手里，假装很随意地说，姆妈你帮我抱着老三，我带老大老二去买点东西。
外婆接过三哥，欲言又止。母亲就又问，姆妈你是不是有什么要买？外婆赶紧摇头，抱着二哥退到了堂屋深处。
货郎担就停在我家斜对面的一块空禾场上。锡伯则站在身后那堵墙的阴影里，拖腔拖调地念：货郎担儿强，货郎担儿好，货郎担儿样样齐。锡伯锡伯头发少，货郎担里百货全。纱巾围脖发卡蝴蝶结、纽扣针线剪刀铜顶针。大人小孩快来瞧，过了这村可没店，过了这村可没店……接着，手里拨浪鼓一通猛摇，发出欢快的“嘿咕隆咚、嘿咕隆咚”的声响。
母亲打开货郎担，东一下西一下地挑绣花线，片刻间手里捏了一把缤纷的色彩。锡伯笑着搭腔：妹子，这年头已经很少有人会挑这么多的颜色了。母亲接口说，谁说不是呢！可我家姆妈爱穿我绣的鞋，十三种颜色呢！锡伯望向母亲的眼睛里，突然就多出几颗细碎的星星。
母亲抬起头，眼睛直视着锡伯开言：唉你说这都什么年代了，我姆妈还是梳着一丝不乱的头发，裹着整整齐齐的小脚，穿鞋还非得穿我做的绣花鞋。这花色少一种颜色都不干。她这样下去很危险的，不符合当前形势。
锡伯笑答，有什么危险的，政府也不可能不准穿绣花鞋吧？母亲脸色一沉，说这你就不知道了。绣花鞋不是劳苦大众该穿的。锡伯，你是哪里人啊？听口音好像是安徽人吧？前几天被举报的一个安徽财主，据说还和土匪牵扯不清呢。
母亲一头说，一头密切关注锡伯的脸色。果然如母亲所料，锡伯的脸色急转直下。母亲说完了该说的话，就把绣花线钱给付了。她转身走开的时候，锡伯喊住了她，说自己明天可能要回老家了，能不能送对红发卡给可爱的女娃娃？母亲走回去，接过发卡，丢了五分钱到柜台上。
锡伯推辞着不肯收，母亲冷冷地说，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一句话噎得锡伯无话可说。
母亲拖儿带女地走回家去，背后传来的是锡伯摇得震天撼地的鼓声。在母亲听来，那分明是“心痛心痛，心好痛。”
六
外婆突然就生了一场大病，差点死去。母亲又惊又怕，差不多一个礼拜没合眼，百般照料，才把外婆从阎王爷手里夺了回来。只是，外婆一口雪白的牙齿因此落光，耳朵也聋了。
除了外婆的后遗症，这个家还多了副白皮棺材，吊在了老屋的梁上。母亲说，这是农村惯用的冲喜方式。还挺灵验，棺材打好了外婆的病就好了。
我不知道外婆生病与锡伯的突然失踪有没有关联，也不知道外婆没死是否果真依仗那口白皮棺材的冲喜。反正我记事后看见的外婆，已是标准的农村老太太的形象：疏淡的眉毛、塌陷下去的眼眶、瘪得吃肉都要靠吞的一张嘴。唯一不变的，是她脚上的绣花鞋。不过，已经很旧很旧了。母亲到了部队，要在父亲的下属农场轧面条，要做一家子的饭，洗一大家子的衣服，偶尔还要给孩子们做新衣、补旧衣，再也没有多余的时间给外婆绣那费时费力的十三种颜色的绣花鞋了。
时光老去，外婆也在老去。后园的老枣树，在经历了一年特大的风雪后，拒绝再开花结果。外婆牵着我的手，一下一下抚摸枣树身。她没有叹气，只是凹陷的眼睛里露出一点点光。
外婆耳聋。因而练就了我的大嗓门。如果顺风，轻轻地说一句什么她也能听见。若不顺风，趴在她耳边说话她也是靠猜的，满脸茫然。我说人家栽禾，她说什么杀鹅，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
我调皮，任性，总爱捣蛋害人，打得和我同龄的毛崽妹叻哇哇地哭。人家告上门来，外婆举着把鸡毛掸子，而我撒脚就跑。青石板小路上，风一般掠过我小鹿般的蹄印，也印下外婆趔趄的脚印。若不是表舅黄皮舅舅屡屡出手拦截，外婆永远抓不住我。不过，外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落到我屁股上的鸡毛掸子，简直是给我挠痒痒。可狡黠的我还是会放声大哭，让所有人知道我被外婆狠狠教训了，引发围观的人一阵阵善意的大笑。
这样哭闹的好处是，外婆总要从衣兜里捏出一枚亮晶晶的一分钱镍币来，当做我挨打之后的安抚。七十年代初，这一分钱可值钱了，可以买一竹筒的爆米花。一粒粒地钳进嘴里，含上半天，充分享受大米的芳香，然后才用舌尖轻轻顶上上颚处，直待米花自行消融。这样的吃法，一分钱的爆米花差不多能吃一后晌。一分钱拿到供销社，还能买两个花花绿绿的水果糖。那个甜啊，对小时候的我来说，是最美也是最奢侈的享受。
仅仅为了这一分钱的享受，也令我从小对生活有了期待。恰如母亲丢下离奶后的我，回部队时骗我的理由，就是宝贝儿乖乖，姆妈上街去给你买油饼吃。
油饼是诱人的，这样的美好实在太值得期待了。虽然母亲一去不复返，可我与外婆相依为命的日子里，总是多了份非常强悍的期待，足令我骄傲地对同龄人说，我的姆妈去城里给我买油饼去了，你们懂不懂？懂的，是我的好朋友。不懂的，要被我这个小暴君打。打完之后人家告上门来，我和外婆又在满村的青石板小路上，上演一出你追我逃的游戏。无论追不追得上，我都注定是游戏的赢家。
一分钱，笃定地在青石板的尽头处等着我，令我有足够的期待。
只是如今，在岁月的深处，无论我如何声嘶力竭、千呼万唤，始终是唤不回外婆的身影。她与我之间，隔着一条奈何桥。
七
外婆走的那年，我已虚岁十八，恰是最美的年华。
那年中秋，山村的月亮仿若笆斗一般大小，将整个村子当做钤印，拓入了流年的册页。
外婆走得干净利落。不曾带走一粒尘埃，只是眼睛不肯合拢。母亲唱起了丧歌。我的姆妈娘耶，你老人家操劳一世，帮我带大五个儿女，我的姆妈娘耶……母亲倒抽一口气，擦擦眼泪，继续哭唱。女儿该如何报答你哟，姆妈！
奇迹出现了。已经故去的外婆，眼皮突然阖上。眼角却淌出两行浑浊的泪水。
梳着两条黑油油的麻花长辨的大姐，整个少女时代都与外婆相依为命的大姐，放学回来就要掀起外婆的衣襟咂两口奶的大姐，不喊外婆为“妈咩”而喊兰姐的大姐，因身患荨麻疹，没能赶回来送一送外婆的姐，在千里之外，放声痛哭。
她的每一滴泪水里，都有外婆一个小小的影子：白洋布斜襟大褂、黑香云纱阔脚裤。为数不多的黑发，总是整齐地绾在脑后，用根古朴的银簪子簪住。疏淡的眉毛，丹凤眼，高高的鼻梁，尖尖的下巴……
第二年清明，姐从深圳而来，带着满怀的歉疚。我无声地握住了姐的手，任车窗外的树，成行地倒退。我知道人生没有如果，只有遗憾。
八
孤独的远山隐于一大片乌云的背后，起伏的线条，宛若一张宣纸上的素笔丹青，在薄薄的纸页上浓淡两相宜。
熟悉的山路尽头，是外婆的孤坟。远远望去，有新土盖住了绿草。我和大姐跪在外婆坟前，点燃香烛纸马。世俗的风，穿山而来。一低头，看见外婆坟前的供碟上，摆放着一枚造型古朴的银簪，在寂静的空山，闪着远离尘世的微光。
姐擎起那枚银簪，仔细察看。是他，真的是他吗？姐握簪在手，一脸的惘然。
清明时节的雨，破空而来。吹来了遍地的落红，也吹来了大山的呢喃。外婆的坟前，花未开，花已落。“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返程，大雨如注。我和姐坐在吉普车的后座上，望向各自据守的一方。我看见的是雨，车窗上一滴滴拖着蝌蚪尾巴的雨，迅速消失在更为浩大的一片雨水里。姐看见的是车窗外，行走在雨中的人，一颗在尘世中闪着微光的头颅。
姐突然发出一声长叹。银簪在光线昏暗的车厢内，闪耀着些许的光。外婆，就坐在这时光笼罩的亮光里，轻拈一片落花。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我在岁月的彼岸，聆听到被风吹乱的流年。花未开，花已落。
本期点评1：
生活本身远远比文学创作更丰富。只是很多隐匿在生活褶皱中的人事物，尚未被文学发现。邹冬萍的《花未开，花已落》或可视为一种关于散文文体的写作探索，既有细腻的情感、诗性的语言，也有叙事的张力。在散文与非虚构这两种表现形式之间不断切换，兼有小说的笔法，作家的在场和强烈的问题意识跃然纸上，创造出一种更为切近“真实”“自我”与“时代”的写作风格。
“外婆从未对我提过她的身世。在我的记忆里她好像是一个无根的女人，仿佛是一片叶，被命运吹到这里，就落地生根。”“我”的外婆是从旧时社会走出来的小脚女人，她的根系长在过去的土地深处，枝脉叶片开散在新中国的阳光和雨露之下，传统和现代在她的身上缠绕交错。原本是双田乡老大睦村横路叶氏“无所畏惧，以胜为傲”的富家千金，但天保舅公成为了承包煤窑和石灰窑的第一富户，她却在7岁的时候被卖给别家做童养媳。外婆毕生节俭，唯一的奢侈是那双三寸金莲上的绣花鞋。她前半生为夫家和子嗣劳顿，晚年与货郎锡伯之间那场朦胧的爱恋，是她迟来的青春的燃烧和生命光彩的焕发。在晨光熹微中梳洗整饬，细细缠上裹脚布，穿上用十三种花色挑绣的绣花鞋，是外婆见心上人前最为隆重的仪式。
遗憾的是，这段恋情尚未开始便被母亲以“出身”和“阶级”论扼杀在了摇篮中，从那以后，只五十多岁的外婆眼窝凹陷、耳朵聋了、牙齿掉光，再没有了青春的幻梦。此后，她的精神寄托从同辈人转移到了隔辈人身上，作品转而开始写“我”跟外婆之间那一分钱镍币的宠溺和默契，可是孩子终将长大，外婆终将老去。只有她去世后坟前那枚擦拭得锃亮的银簪子，在沉默地讲述着她没有为自己活过的一生。这处细节不禁令人联想起鲁迅小说《药》的结尾处“不恤用了曲笔”，在夏瑜坟前添上的那圈红白相间的花。可以说，《花未开，花已落》中的外婆之死是一个纤毫毕现的标本，切中个人和时代的痛处，打开了灰暗世界的内里，在平实中蕴藏着沉痛。
——教鹤然（《文艺报》社评论部编辑，文学博士）
本期点评2：
老大睦村中心的戏台上，没有上演“奸贼害忠良，秀才爱姑娘”的咿呀戏文，却在村庄的一隅，隐藏着一场悄无声息的扼杀大戏。外婆隐秘的情爱之秧刚刚种下，时任大队妇女主任的母亲就将它连根拔起，使之变成一棵枯萎的衰草，但它并没有在积年陈旧的烟火里烧毁殆尽，依旧散发出一股浓烈的悲悯气息。
加缪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礼上的演讲如此说到：“写作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有所承担。它承担的不仅仅是写作。它迫使我以自己的方式、凭自己的力量、和这个时代所有的人一起，承担我们共有的不幸和希望。”作者正是这样做的，她将那些家族往事和外婆秘史写成册页以飨读者，与我们产生了心理共鸣。“当黄昏降临大地，燕子低徊，狗尾巴草在风中吐露卑微的心事，炊烟绕过镀满夕光的屋脊，万物的呢喃拨响记忆的风铃。我将在沉睡中醒来，聆听被风吹乱的流年。”
有如夏瑜坟头上的小白花，文末的细节描写给人以掩卷沉思中的慰藉。外婆葬礼之后的第二年，“熟悉的山路尽头，是外婆的孤坟。远远望去，有新土盖住了绿草。我和大姐跪在外婆坟前，点燃香烛纸马。世俗的风，穿山而来。一低头，看见外婆坟前的供碟上，摆放着一枚造型古朴的银簪，在寂静的空山，闪着远离尘世的微光。”那枚换来一点白面，救了大哥性命的银簪失而复得，实耶？虚耶？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车窗外行走在雨中的人，有一颗在尘世中闪着微光的头颅。”车内，“一枚造型古朴的银簪，在光线昏暗的车厢内，闪耀着些许的光。外婆，就坐在这时光笼罩的亮光里，轻拈一片落花。”
中国人的俗世观念里，家丑是不可外扬的，但某些时候，“家丑”却是文学弥足珍贵的资料。荒唐的外公，春冰消融古井起波的外婆，都可能是家丑的谈资，在邹冬萍的笔下却成为独属于自己的写作素材。这篇散文文风气质独特，粗粝中不乏饱满的细节描写，修辞富饶，质感十足，没有画面的文字叙述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不管是对主要人物的外婆，还是次要人物的太外公、父亲、母亲、舅舅等人的描写，都在谐谑中富含悲悯，在遗憾中深怀爱意。
峥嵘岁月欺人事，浩荡乾坤入客愁。外婆与货郎锡伯无疾而终的爱情，是她生命夕阳下一抹暗淡的晚霞；是成年以后的“我”与姐姐相对无言、无语凝噎的永恒伤痛；更是一生悬垂在“我”记忆深处的一颗风铃。
——野水（陕西省渭南市作协副主席，小说专业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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