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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被称之为“元宵”，又称“元夕”“元夜”。宵、夕，都是夜的意思。元，首也，始也。元宵，即一年当中的第一个月圆之夜。

自古以来，元宵就是中国老百姓的一个重要节日。因为庆祝这个节日是在晚上，所以要燃灯，于是元宵节又被称为灯节。在古代，元宵节就是老百姓的狂欢节。

旧时元宵节是狂欢节

元宵节的发扬光大是隋以后的事。隋朝初期，元宵节放灯狂欢还被禁止过。《隋书·柳彧传》记载，在隋文帝时期，每到正月十五之夜，京城长安和各地百姓“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这难道还不是狂欢节吗？

在柳彧看来，这太不像话了。他说，“道路不同，男女有别，防其邪僻，纳诸轨度”；而现在京城百姓元宵节“尽室并孥（nú），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贵贱无差别，男女混杂地晚上出来胡闹，这成何体统？“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实在有伤风化！“请颁行天下，并即禁断”——请皇帝严令加以禁止。隋文帝竟然同意了。一个让老百姓尽情欢乐的节日，就这样被禁止了。

到了隋炀帝时期，元宵节的禁令被废止了。隋炀帝不仅允许元夕燃灯，还以朝廷出面，组织大规模的欢庆娱乐活动。《资治通鉴·隋纪》记载，元夕，都城洛阳端门街“戏场周围五千部，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隋书·音乐志》也记载说，“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各国使节来拜年，一定要让他们过了十五再走，留下干什么呢？看戏：“与端门外建国门内（隋代洛阳城外郭城正南门名为建国门，唐代改为定鼎门，今遗址尚存——注），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昼夜都有戏可看。绵亘八里，这得多少座戏台！史书记载说，在台上表演歌舞的男子“殆三万人”，多作妇人装扮；“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这排场、这规模，前所未有。“自是每年以为常焉”——从此固定下来、形成惯例。看来，隋炀帝对弘扬元宵节是有贡献的。

史书对隋炀帝则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一个月“所费巨万”，挥霍太大了。所以到唐朝，欢度元宵节定为三天。唐朝人的《朝野佥载》里有“灯轮下踏三日夜”的说法，说的是唐睿宗李旦（710年至712年）时代的事。张灯三夜，始于唐；张灯五夜，始于北宋。南宋，元夕张灯又延长为六夜。至明代，则延长至十夜了：从正月初八开始，止于十七日。

北京地区的元宵狂欢始自元大都时期。白天举行盛大游行，前面打头的是皇帝御座上的白伞盖，随后是众人抬着的释迦牟尼像和关羽像，簇拥其后的是举着各种器杖、旗帜的仪仗队，然后是大都城三百六十所寺庙的僧侣，教坊司掌管的四百人鼓乐队，“兴和署掌妓女杂扮队戏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掌杂把戏男女一百五十人”，仪凤司掌管的三个民族细乐队三百二十四人，还有金门大社一百二十队……首尾三十余里，吹吹打打，边走边唱边舞，绕皇城而行。这叫“游皇城”，要游两天。

白天看热闹，夜晚看花灯。元大都丽正门外第三桥南有一株大树。据《析津志》记载，大都城皇宫建造之初，忽必烈问刘秉忠：大内中轴线如何确定？刘秉忠说：正对丽正门外第三桥南的一棵大树。忽必烈同意了，于是这棵大树被封为“独树将军”，每年元宵三夕，树身上挂满花灯，“远望若火龙下降”。树周围商贩云集，卖各种糕点、甜食的，酒肉茶汤的，“无不精备”，“游人至此忘返”。

明代的北京城，元夕是灯的世界。最为繁华热闹的地方在东安门外，即今天的灯市口，白天为集市，夜晚放花灯。正月初八以后，街道两旁摆满了商棚、地摊。天色一暗，各种花灯早争先恐后点燃，有纸灯、纱灯、丝绸灯；有百花、鸟兽、虫鱼及走马灯。万历时的胡应麟在他所著的《甲乙剩言》中说：曾在灯市上看见一盏用数百枚蛋壳制作的灯，每个蛋壳都镂有四个门，每门都有檐栱窗棂，“金碧辉煌，可谓巧绝”。灯市上有人用秫秸搭起大棚，周悬杂灯。大棚占地两亩，里面的路径曲曲折折却有三四里长。“入者误不得迳，即入，迷不出”，简直是灯的迷宫，叫做：“黄河九曲灯”。

届时，还有猜灯谜活动。《帝京景物略》中说：“以诗隐物，幌于寺观壁者，曰商灯。立想而漫射之，无灵蠢”——寺庙道观的墙壁上悬挂着谜语灯，吸引人们驻足冥思苦索猜测答案，无论聪明人还是笨人，都喜欢参与。

灯市里还有令人目不暇接的杂技表演，有《撼东山》《海青》《十番》等器乐演奏，有少年一夜不停地擂《太平鼓》，还有施放烟火的：“以架以盒，架高且丈，盒层至五。其所藏械：寿带，葡萄架，珍珠帘，长明塔等”；“勋戚家有集百巧为一架”，百种烟花逐个点燃，“通宵以为乐”。

灯影之下，孩子们有玩“跳百索（跳绳）”的，有玩“摸瞎鱼”和“打鬼”游戏的，有打太平鼓的。妇女们则梳妆打扮约伙结队走街过桥，名曰“走百病”。有首诗描绘道：“谁家闺女路旁啼？向人说住大街西。才随姥姥桥边过，看放花儿忽失迷。”小姑娘与家人走失，急得在路边啼哭。多么生动的画面！

这一夜，“击太平鼓无昏晓，跳百索无稚壮，戴面具耍大头和尚，聚观无男女”。其热闹程度，可以想见。

清朝入主北京，将灯市徙至外城，内城从此有灯无市，灯市口的灯市遂不复存在。清代震钧的《天咫偶闻》中说：“灯市在明代为极盛之地”，“今不可问矣”。

花会因元宵节而兴旺

在元宵这个百姓狂欢的节日里，花会是必不可少的。

花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周代的腊祭。一年农事完毕，人们献上供品以报答神明的庇佑，同时，还要用箫鼓、杂耍、歌舞、滑稽戏等来取悦神明，称之为“赛祭”，又称之为“社火”。花会与戏曲皆由赛祭发展而来，戏曲用歌舞，花会则靠搞笑和特技：高跷、扛鼎、顶杆、弄丸等。

唐代，杂技表演已出现在贵族出行的仪仗队伍中，这就很像后世的花会了。敦煌莫高窟中唐代壁画《宋国夫人出行图》中，出行队伍即以杂技“载竿”为前导。

社火大规模出现在元宵节，始于北宋。《宣和遗事·前集》中，有一首描绘东京元宵盛况的词，其中道：“金莲万盏，撒向天街。讶（yà）鼓通宵，华灯竟起”。讶鼓，即讶鼓戏、讶鼓舞。据《朱子语类》，讶鼓舞里，有男子，有妇人，有僧道，各色人等无所不包，都是装扮的。表演者大都是年轻人，脸上涂脂抹粉，装扮成和尚、尼姑、乞丐和邋遢妓女，用种种憨状丑态以逗人发笑。这种表演形式一直流传至明清。

讶鼓戏，只是各种舞队中的一支。追忆南宋都城临安风情的《武林旧事》一书中，有关于“舞队”的记载，名目有七十种之多：查查鬼，贺丰年，长头，兔吉，瞎判官，旱划船，还有乔捉蛇、乔学堂、乔宅眷……所谓“乔”，就是“假装”的意思。这些名称，与所扮演的人物有关，或许也有简单的情节，主要以滑稽搞笑吸引观众。《水浒传》第三十二回“宋江夜看小鳌山”记载，元宵夜，宋江到清风镇上看花灯，见一伙人围住一个大院门看热闹。“锣声响处，众人喝彩。宋江看时，却是一伙舞鲍老的”；“那跳鲍老的身躯扭得村村势势的。宋江看了，呵呵大笑。”

宋朝花会舞队之所以兴盛，是因为得到朝廷的支持。据《武林旧事》记载，进入新年，“渐有大队如四国朝、傀儡、杵歌之类，日趋于盛，其多至数十百队。天府每夕差官点视，各给钱酒油烛，多寡有差。”——朝廷如此厚待，民间花会怎能不兴旺起来？

元宵之夜皇宫架起鳌山

用彩灯搭起一座鳌山来，是北宋的一大创举。宋代词人向子（yīn）《上元词》：“紫禁烟花一万重，鳌山宫阙隐晴空。”这可不是夸大之词。据《宣和遗事》记载，宣和六年（1124年），大内前的鳌山从冬至就开始搭建，高十六丈（约50米），宽三百六十五步（超一里半地）；中间的两根鳌柱高二十四丈（80米），上盘金龙，龙口里点着一盏灯；中间挂一大牌，上写八个金字：“宣和彩山与民同乐”。正月十四晚圣旨下：“宣万姓！”顷刻间，都城上万百姓“有似云浪”拥至鳌山下。宋徽宗亲赐美酒，百姓每人一杯。“与民同乐”真是言之不虚。三年之后，汴京沦陷，宋徽宗和他儿子宋钦宗一起做了金人的俘虏。

金灭北宋，把汴梁城的各种匠人掳至燕京，于是，金中都的皇宫里，元宵节也搭起了鳌山。《金史·五行志》记 载，大定二十三 年（1183年）正月十五，“广乐园灯山焚，延及熙春殿”。广乐园又称南园、南苑，为金中都宫苑之一。

元朝的大都城内，元宵节在琼华岛前高搭鳌山，有马致远的词为证:“春城春宵无价，照星桥火树银花。妙舞清歌最是他，翡翠坡前那人家，鳌山下。”

明初北京城元夕，鳌山搭在午门外。《明史·成祖本纪》记载：“永乐十三年春正月壬子，北京午门灾。”这场火灾，是由于灯山失火引起的。《明实录》中记载：“壬子夜，午门外灯山火，有仓卒不及避而死者。”朱棣事后对皇太子说：“上元节张灯午门，意在与民同乐，不意失火伤人。”这场火灾造成多少人遇难，《实录》未载，但是烧死了一个叫马旺的都督同知（从一品）。马旺原是朱棣燕王府的卫士，多年跟随朱棣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对于他的死，朱棣“甚惜之”。从这儿以后，鳌山不再“与民同乐”。据《日下旧闻考》：上元之前，宫中“于乾清宫丹陛上安放牌坊灯，于寿皇殿安放方圆鳌山灯。牌坊自七层，鳌山至十三层”。从牌坊灯和鳌山灯搭建的位置可以看出：最为豪华的灯只为皇帝而亮；大臣也要得到皇帝的恩赐才得一见。

清代把鳌山搭进了乾清宫。鳌山前摆满温室里培植的芍药牡丹；鳌山内放置有上万只蝈蝈。鲜花盛开，蝈蝈齐鸣，美其名曰“万国来朝”。夏仁虎清宫词描绘道：“元夕乾清宴近臣，唐花列与几筵平。秋虫忽响鳌山底，相和宫嫔笑语声。”能近鳌山的都是皇帝的近臣。

京城百姓可以观灯。从正月十三到正月十七，礼部、户部、工部都挂灯，其中以工部的灯最为精巧。各大寺庙也有灯，什刹海周边的寺庙善做冰灯。商家凡是店铺有廊子的，无不在灯节期间各显其能。前门外各大布店，制作的宫灯尤其精致。点心铺挂的灯最有吸引力：在精巧别致的方灯上，画有《三国》《水浒》《红楼梦》等故事。

民国以后，北京城元夕花灯最多、最好看、烟火放得最为绚烂的，一度是天桥的城南游艺园，当年曾轰动九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