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郭沫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史上的一位巨擘，其文学创作、历史研究及社会活动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7年7月，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郭沫若选择从日本回归祖国，积极投身抗日文化救亡运动。这一时期，国共两党正需确立各自立场的文化领袖，郭沫若所具备的强大的“社会活动能力”，使得他成为国共两党积极争取的对象。但事实上，早在1927年，郭沫若便已秘密加入共产党，其党员身份只有周恩来、邓颖超等少数友人知晓。作为著名的文学家与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党员身份的隐藏，不仅为他避免了一定的政治迫害，且更利于他展开革命工作。抗战胜利之初，郭沫若以“无党无派”和“社会贤达”的身份，积极投身革命斗争，并发挥自己秘密党员的身份优势，以非党派人士的身份，接近和团结中间派与民主人士，进行统战工作。

抗战胜利之后，一份在中国报刊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报纸——《神州日报》，由国民党元老杨虎以个人名义出资在上海复刊。而战后国民党实行新闻统制的手段之一，就是让国民党人、国民党特务分子以个人的名义主办报刊。所以，《神州日报》的发行是笼罩在国民党意识形态之下的。但报纸在复刊初期，由国民党人谢东平任总编辑，并聘请知名文人赵清阁担任副刊主编，由于总编辑的国民党左派身份与赵清阁的自由主义文人身份，报纸初期也有着相对自由的书写氛围。副刊作家群里，包含了国民党作家、共产党作家与无党派作家，在书写上一定程度地与正刊“游离”，编辑在报纸中显示出一定的自主性。可以说，《神州日报》是一份介于国民党官方与民间的报纸。而这样一份报纸如何与文坛巨匠郭沫若产生作品的联系，作为有着国民党背景的“落后”报纸，它又如何对“进步”文人的郭沫若进行报道与书写，以及郭沫若本人如何面对这份报纸，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以郭沫若发表于《神州日报》副刊《原野》的两首题画诗为切入点，探讨郭沫若与《原野》副刊的微妙互动关系，并通过考察《神州日报》及其副刊中关于郭沫若的报道及作品，分析报纸对郭沫若形象的建构，再对比这一时期不同报纸中郭沫若形象的呈现，进一步揭示战后初期郭沫若复杂的公众形象，以及这一形象如何通过不同色彩的报刊得以塑造和传播。

一、《赤壁夜游图》《风雨归牧》两首题画诗的发表

《神州日报》副刊《原野》中，共发表过郭沫若的两篇作品，分别为《赤壁夜游图》与《风雨归牧》，两诗具体内容如下：

赤壁夜游图

——可染作《东坡赤壁夜游图》索题，为走笔此书

郭沫若

吾乡苏长公，/俊逸无能敌！/脍炙在人口，/前后赋赤壁。/悠悠千载下，/仿佛闻声息！/风清月永明，/江山浑如昔。/微嗟同弱丧，/梓里转空寂！/眉州与嘉州，/虽有读书迹；/乃无奇文章，/留与后人惜！/竟让陆剑南，/藉作他山石！//

风雨归牧

——可染作《风雨归牧图》索题，因托牧童与水牛唱和

郭沫若

我有全身蓑笠，/尔无半点披挂，/当前走石又飞砂；/赶快回家去吧！/身上皮肤似铁，/胸中量无涯，/由来磨炼不争差，/那怕风吹雨打！//

这两首诗均为题画诗，是为李可染的《赤壁夜游图》和《风雨归牧》所题。其中，《风雨归牧》题于1942年8月22日，《郭沫若年谱长编》中指出，此诗“发表于《文选》月刊1946年4月第2期”，其实更早地发表于1945年的《神州日报》。《赤壁夜游图》则题于1943年3月21日。两首诗后来还发表在1947年9月12日的《益世报》，其中，《风雨归牧》的“胸中量无涯”一句，也变动为“胸中胆量无涯”，因未得见此诗的手稿，无法判断“胆”字是前者漏印，还是后来的增加。但从发表的刊载时间来看，《原野》应是两诗的首发地，而《神州日报》得以发表两首诗，自然是沾了赵清阁这位编辑的光。

《神州日报》虽受国民党人的管控，但这一时期的副刊在赵清阁的“自由主义”的编辑策略下，成为一块相对自由发声的小园地。赵清阁在编辑《原野》的过程中，团结了一批知名作家，构建了一个以她为核心的现代作家群，其中有如老舍、臧克家、谢冰莹、熊佛西、姚雪垠等当时的知名作家。赵清阁发表于副刊的作家书简中，呈现了她这一时期与诸多文人的互动。作为老友的郭沫若，自然也对她的编辑工作进行了支持。但郭沫若交予赵清阁发表的文字，却并不是胜利后写就的文章，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他对“直抒现实”的刻意回避。当然，在赵清阁任《原野》编辑期间，郭沫若也并非没有“直抒现实”的写作。这类文章，主要发表在了共产党主持下的《新华日报》等报刊中，如果发表于国民党人管控下的报纸，显然是不合宜的。那么，从另一角度看，郭沫若为李可染题诗不在少数，1941年有《题水牛图》和《题峡里行舟图》，1943年有《村景》及题《葫芦架下》赠阳翰笙，1944年有《题刘伶醒酒图》《喻仿石涛者》和《题伯夷叔齐图》。在这几首题画诗中，郭沫若选择《赤壁夜游图》与《风雨归牧》公开发表，也许我们可以尝试从诗句中对其当时的思想窥探一二。

关于《赤壁夜游图》，有学者认为，诗中的“感慨既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大搞文化专制主义，疯狂迫害进步文化人的滔天罪行的揭露和谴责，也是对包括自己在内的进步文化人的鞭策和激励，要作新时代的苏东坡，写出‘奇文章，留与后人惜’”。郭沫若在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期间，言论受到了当局一定的限制，并因在《新华日报》等“有色彩”的报刊发表文章而多次受到警告，到1940年便经历了“改组”。从这一时期郭沫若所受到的言论上的警示来看，将诗中的感慨理解为对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揭露与谴责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战后，由于紧张的政治环境，文人在书写上也受到了掣肘，赵清阁在编辑《原野》的过程中追求“坚持副刊一定作到是大众喉舌，为争取民主、自由，说出大众心里的话。刊名《原野》，意味着这块小小园地，犹如大自然的原野，任从作家健笔驰骋”这一编辑目标，也得以让“左中右”文人踏足其中。回归这首诗本身，郭沫若不仅表达了对苏轼的横溢才情的赞美，也对其作品及其精神的永恒价值进行了认可。同样，借苏轼文章之不朽，郭沫若也对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读书传统的地方却“无奇文章，留与后人惜”发出感慨。作为文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郭沫若的作品往往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烈的民族情感，通过对苏轼缺少家乡奇文书写的遗憾，表达了他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和对民族精神的传承，同样也是对文艺界创作者的一种期待与勉励。将这首诗放到抗战胜利后的社会现实，我们仍然能够读出，郭沫若对战后文化复苏、民族精神传承的忧虑。

《风雨归牧》这首题画诗中，郭沫若则另辟蹊径地以牧童与水牛唱和的形式，借“牛”的口吻，喊出心中“哪怕风吹雨打”的无畏胆量。郭沫若对“牛”有着很深的情感，在题《风雨归牧》不久之前，郭沫若还作了一首《水牛赞》，对“牛”作出极高的赞美，认为其是“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平劳动的象征”“献身精神的大块”。可见，郭沫若对“牛”的精神是有着崇高敬意的。再来看郭沫若的另一首题李可染的牛画诗，诗中写道：“落拓悠闲感，泱泱大国风。农功参化育，气宇混鸿蒙。知足神无馁，力充度自雄。稻梁麦黍稷，尽在一身中。”这首诗通过对牛的型态描写，展现了一种“泱泱大国风”的豪情，与战后中国的混乱现实显然是不适配的。而《风雨归牧》中的“走石又飞砂”“风吹雨打”，不仅刻画了恶劣的自然环境，也暗喻着社会环境的动荡不安。牧童在走石飞砂之下，劝水牛“赶快回家去吧”，水牛却以坚毅的身躯与意志，不惧外界风雨的“侵袭”，这实质上蕴含着精神力量与自然力量的“对抗”，水牛的坚韧正是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而战后的郭沫若，在动荡的社会环境里，也并不愿就此“回家去”，选择继续战斗，投身争取民主与自由的风暴中。

二、《神州日报》中涉郭沫若的书写情况

抗战胜利之后，国共关系渐趋紧张，社会舆论环境也颇为敏感。《神州日报》在战后上海的复刊，不仅面临着报纸的重建与恢复的任务，还肩负着向国民传递抗战胜利后国家重建信息、进行社会舆论导向的使命，以配合国民党的政治意识形态。郭沫若作为当时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同时也是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可以说，是新闻报道中无法回避的对象。但这一时期郭沫若的社会活动与文章发表，多与共产党有着亲密的联系，其言论也多指向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生态。这一情形下，作为国民党“喉舌”之一种的《神州日报》，对郭沫若的相关报道，自然要有所考量。

随着抗战的结束，郭沫若的思想也从抗战时期的激昂到战后国家建设的理性。胜利初期，他以无党无派的身份，投入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中，积极呼吁各方停止内战，共同建设新中国。《神州日报》在报道中，强调了郭沫若作为“无党无派”人士这一中立性质的政治身份。1945年12月23日，《神州日报》公布的《协商会议全体代表最后决定人选》中，会议代表主要分为五类，分别为：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民主同盟、无党无派。郭沫若便属“无党无派”。同年11月20日的《渝反内战委会电请国共从速停止内争》中，提到名流多人在民众大会上演讲，“名作家郭沫若”宣称：“美国支持一面（国民党）作战。以图结束内战，此乃缘木求鱼，舍本逐末，必难实现。”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则提出“反对美国扩大军备租借法，以军火接济中共政府，延长内战”。这场反内战大会，在12月便收到了时任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的回应，他发电郭沫若，表示“究竟谁在打谁呢？谁先放内战的第一枪呢？”将导致内战的矛头直指共产党，并“请诸先生及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各界人士连同共产党人士”看清事实。傅作义针对此次反内战大会，选择了郭沫若作为其回应的对象，自然有其身份与立场备受关注的原因。1946年11月10日有一篇《郭沫若的时局意见》，其中提及国大召开在即，备受国内各界人士瞩目，而记者在这一时间点特意访问了“留沪之社会贤达代表郭沫若氏，叩询八日下午蒋主席颁布停战令后之意见”。可见，作为文化界与社会备受瞩目的公众人物，郭沫若之“时局意见”尤为重要。而傅作义“请”他这一中立身份的人物来“看清现实”，也是为了使自己的言论更具说服力。

相对而言，《神州日报》针对郭沫若的报道并不多，对他的诸多社会活动进行了有意的“屏蔽”。1945年2月8日，郭沫若作了《文化界发表时局进言，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并征集签名，进言得到三百一十二位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签名支持，并发表于22日的《新华日报》。蒋介石得知后大为震怒，并斥责当时文化界负责人张道藩，质问其为什么文化界的著名人士都被拉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可见，在国民党的眼中，这一时期的郭沫若是“共产党那边”的人。所以，在呈现郭沫若形象的时候，便主要凸显其爱国情怀与文学成就，而避免将其染上政治的色彩。记者张荃访问了“为学术尽瘁一生”的郭沫若先生，指出其“始终在文化运动的最前哨”为文化致力，为民主呼喊。记者阿凤认为郭沫若等和平使者的莅沪，“像密布的乌云中，射出了一道阳光”。彭友湘在《郭沫若与周作人》一文中，也将郭沫若与周作人二人在战时的选择进行了对比，进而凸显了郭沫若这样一位“文化的老战士”，“别妇抛雏”奔回遍地疮痍的祖国的伟大。针对郭沫若的身份标识，主要有“名作家郭沫若”“文化界郭沫若”“文学家郭沫若”“社会贤达代表郭沫若氏”，旨在强调其作为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心系国家的文化人形象。

在国民党人的实际主持之下，《神州日报》自然要配合国民党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制，但是这种配合也并非简单的附和，它还要保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以确保报纸自身的“信度”，然后才在保持新闻报道真实性的前提下，通过巧妙的编辑手法和报道策略，传递出符合国民党宣传口径的信息。1946年2月10日，为庆祝政协会议的成功召开，各界人士在重庆较场口举行了庆祝大会，会中却发生了殴打事件，郭沫若也在事件中受伤。较场口惨案发生后，各大报纸对这一事件都作了报道。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新华日报》发布头条文章《有组织暴徒藉势逞凶捣乱，庆祝大会昨未能举行，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及到会群众多人被殴受伤》，并有十余篇关于较场口事件的报道。上海《大公报》亦发布头条报道《民主自由声中陪都空前惨案市民开会庆祝协商成功暴徒搅乱秩序殴打群众警宪竟参加行凶铁条板凳飞舞郭沫若李公朴等五六十人受伤》。《中央日报》则是发表中央社通讯稿《庆祝政协会成功大会会场发生纷扰公推刘野樵为总主席竟被阻发言引起殴打》，标题中并未提及郭沫若的受伤。随后，针对较场口事件的真相，国共双方也展开了激烈的舆论争锋。那么，《神州日报》针对这一事件是如何报道的呢？2月11日，《神州日报》发表了联合社通讯稿，题为《渝民众庆祝政协中郭沫若施复亮李公朴受重伤民主同盟愤慨紧急会议》，内容为：

此间今日举行民众大会，庆祝最近政治协商之成功，殊知因选举主席问题，发生骚动，致有七人受伤，郭沫若、施复亮、李公朴亦在受伤之列。据中共方面消息称，三人伤势严重。同时民主同盟发言人对此极表愤慨，并谴责秘密工作队企图强迫选举国民党员为主席，应负殴人之责。民主同盟并召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各代表，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此事。

在对事件的表述上，此则通讯的文字显得比较客观。国民党官方报纸《中央日报》在报道中指出，这是一起“互殴”事件，且是由“争取总主席的一方面首先动手”，强调了国民党人刘野樵的受伤。而针对郭沫若的受伤情况，《中央日报》指出“郭沫若左额亦略受微伤”；《大公报》中提及的是“郭沫若面部被打数拳，胸部亦被脚踢，当场昏倒”；《新华日报》12日谈其“前额被打肿的痕已消散，惟皮肤尚略现红紫色，左胸壁的挫伤未复原，屈身或向后仰时尚感疼痛”。再观《神州日报》的报道，针对郭沫若的伤势，引用的则是共产党方面的“说法”：伤势严重。可见，对于这场事件的描述，《神州日报》并没有附和《中央日报》的官方口径，显示出对官方的“游离”。但是，报纸针对较场口事件的报道也仅此一条，还是一篇“转载”类的文章，对比《新华日报》在事件发生后，持续报道长达一个多月，可见《神州日报》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其实进行了一种较为巧妙的回避。这可以理解为在真相之下，作为不占理的一方，做出“偃旗息鼓”的选择。同样，这也可以理解为在国民党官方的管制下，报纸编辑在编辑过程中对时局发出的一声微弱呐喊，而在不久后，作为总编辑的谢东平与副刊编辑赵清阁便经历了“改组”。

郭沫若在战后是十分活跃的，从《神州日报》对其抗战后初期的一些活动呈现上，我们不仅能感受到《神州日报》在报道方面对现实的正视和一定的独立性，并且，通过该报客观的报道，还能看到一位在战后积极奔走、呼吁自由的社会活动家的形象。1946年5月19日，上海各界人士一千多人集会，公开追悼1946年1月11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杨潮。《神州日报》发表特写文章，记录了多位民主人士的发言。作为主祭人的郭沫若，进行了激愤的演讲：

今天，我们怀着悲愤来追悼敬爱的同志杨潮先生，在苦难的祖国，正需要民生。需要建设的当儿，我们这一个优秀的战士，给残害了！为了言论和思想上的差异，杨先生被关进了牢内，也因此而死了。我们可以想到还有千千万万的青年战士，同样的在不知什么地方，不知什么时候，默默无声的被杀害！更不知有多少战士，默默的被抓了进去。如今，他们还倚在铁窗的旁边，等待着和杨潮先生一样的命运，这简直是豺狼，是野兽……

1946年6月4日，第六届“诗人节”在上海举办，《神州日报》同样发表了特写《漫写“诗人节”》，写道：

最后，郭沫若讲演，豪放的诗人气质的情感狂演着，震撼全场。热情的奔放，使他说了许多平时不能说的话，每句话都刺入肺腑，每句话都针砭现实，使人发笑，也使人反省。他说：为着纪念“诗人节”，我们要和暴戾者斗争。我们纪念二千多年前的屈原，正因屈原最能了解人民，接近人民的诗人。他把人民们的哀怒，作为自己的哀怒。他把人们的语言，作为自己的语言来怒吼。所以，作为今日的诗人们，应将屈原当作我们的模范。

文中谈及郭沫若在激情中“说了许多平时不能说的话”，“不能说”自然是被国民党当局限制而不能。并且，关于“屈原”，郭沫若历史剧《屈原》的历史背景便指向的是国民党当局，所以《屈原》发表在《中央日报》后，潘公展“大斥自己的报纸竟然登起骂自己的文章”。那么，《神州日报》同样发表了这类暗里指向国民党当局的言论，也就暗含了报纸进行国民党内部批判的意图。同时，这类文章的发表也彰显了报纸争取民主自由的取向，有助于减少外部舆论压力。而这一时期轰轰烈烈的“民主”与“自由”之争，本身也有着真假之分。就像《参加“李闻追悼会”后记》中指出，大会参加者有三种党、三种人，“会中精彩百出，如甲方面演讲，甲方面人鼓掌，叫好。乙方面的人则发出‘嘘’声。反之，乙方面演讲，乙方面鼓掌，甲方面人‘嘘’，而丙方面不作表示，除非听到呼吁‘民主’时，始鼓掌拥护”，认为这场追悼会实质是“一场真假民主辩论会”。所以，作为有着“民主”“自由”诉求的编辑，能做的便只能是在官方意识形态的镣铐下进行简单的“伸展活动”；而作为国民党官方“喉舌”的《神州日报》要做的，就是立住郭沫若的“真民主”形象，从而借助其立场与身份，缓解社会矛盾和紧张局势，同时稳固“中间人物”立场，以实现一种微妙的平衡。

三、战后初期郭沫若形象的多维呈现

战后初期，郭沫若的思想经历了从抗日救亡到战后国家建设的转变，这一变化在他的文学创作、理论阐释及社会实践中均有所体现。这一时期的郭沫若，不仅是一位文学家，更是一位忧心国势、奔波于多条战线的文化界领袖。我们需要知道的是，郭沫若名义上虽不受任何党派的束缚，但他与国共双方许多人士都有着剪不断的联系。凭借自己的身份优势，郭沫若能够接触多方人士，并得到多方面的支持与争取，如此，郭沫若的形象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多维形塑。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召开“国民大会”，遭到了共产党及民主党派的抵制。其间，国民党为争取中间势力，竭力动员各民主党派及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共产党则广泛呼吁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坚定自己的立场，拒绝参加这样一场“由政府片面召开”的国大会议。而民主党派是否参加国大，也成为国共双方舆论成败的重要显现。11月9日，国民大会代表遴选委员会选定社会贤达代表七十人，郭沫若便位列其中。针对这一名单，《新华日报》迅速作出行动，派出记者对郭沫若的时局意见进行了采访，发表《郭沫若谈时局片面停战乃停而再战指定社会贤达国大代表名额亦违背政协程序》，还以《郭沫若不承认是国大代表》为题进行了报道，其报道内容如下：

自政府公布社会贤达国大代表七十名后，其中有郭沫若之名，据郭氏称：“这又是政府片面的公布，根本不合政协原则。我不承认是国大代表，故前日李济深先生等要我签名，要求政府延期国大，我便没有签。”对于停战令，郭氏称：“停战令是一般人所欢迎的，但必需是真实的停战。这次政府单方面定布的停战令，恐得其反。”

返观《神州日报》对郭沫若的时局意见的报道：

国大召开在即，国内各界人极为瞩目，昨日记者采访留沪之社会贤达代表郭沫若氏，叩询八日下午蒋主席颁布停战令后之意见，郭氏微笑向记者作答：“余乃第三方面人士，今（九）日罗隆基先生代表第三方面针对颁布停战令后之谈话，亦即余之谈话。余之意见，即罗先生之意见，其他问题，本人尚未细细研究，故无可奉告。”记者复询何日赴京，对此次“国大”召开有何意见，郭氏称：必要时赴京，无事当然不去。目前尚无资格做国大代表，更无意见发表云。

从两则报道中，我们可以见到两个不同的“郭沫若”形象。《新华日报》中的郭沫若，对时局的言辞其态度更为尖锐，反对立场更为鲜明。而《神州日报》中的郭沫若，言辞相对谨慎得多，强调了他自己这一时期作为“第三方面人士”的立场，不对时局谈单方面的意见，并提出自己“目前尚无资格做国大代表”，回应明显温和、含糊了许多。郭沫若两个“面相”的不同呈现，自然与报纸本身因立场不同、所要进行的导向有关。但是，从郭沫若个人的不同回应情况来看，我们也不能忽略采访对象本身在面对不同采访者时，采取的不同回应策略，即采访对象在不同媒体前的自我形象展示。郭沫若对两家媒体的不同回应态度，不仅体现了他这一时期清醒的、敏锐的时事判断，还体现了他在不同政治力量的压力场中进行的立场选择与平衡。

毫无疑问的是，这一时期的郭沫若与共产党主持下的《新华日报》有着更为密切的互动行为。重庆较场口事件发生后，《新华日报》长达一个多月的报道，其中有不少关于郭沫若的慰问，在舆论上为郭沫若提供了政治与道义的支援，“大大提高了郭沫若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声誉”。针对郭沫若的社会活动，《新华日报》也进行了积极的报道，比如郭沫若参与的冼星海追悼大会、政治协商会议、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等，报道中皆涉及了郭沫若“针砭时弊”的发言，郭沫若的名字也多次与周恩来等共产党高层名字一同出现在标题中，报纸显然有意地昭示着他与共产党方面的“亲密关系”。在作品上，郭沫若这一时期创作的诸多作品，如《进步赞》《司派狂》《巩固和平》《今屈原》《由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弄臣》《我更懂得庄子》《文艺工作的展望》《坚定人民的立场》等，让读者看到一个在战后为国势殚精竭虑、为民主自由不竭呐喊的文人的形象。而这些作品中，不少作品是指向国民党当局的，多数作品也发表在《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中。面对郭沫若这一“倾共”的事实，国民党方面便会尽量避免对郭沫若的相关政治活动进行报道，对其与共产党的关系采取回避态度。所以，他们呈现出的郭沫若形象主要是作为“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并且多以“文化界郭沫若”“文学家郭沫若”等为称呼，《新华日报》则倾向于称其“郭沫若先生”。而像《大公报》一类的民间报纸，便主要从郭沫若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众形象出发，关注其社会活动与人文关怀。通过对这些报纸中关于郭沫若的报道进行对比与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政治立场下对同一人物的差异化塑造。这种多维度的呈现，既丰富了他这一时期的公众形象，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复杂性。

（转载自“沫若研究动态”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