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西：《列异传》小笺
《隋书·经籍二》载录“《列异传》三卷，魏文帝撰”。原书已佚，从遗文可知，这是一部记述神异鬼怪故事的志怪书。其散佚篇什主要存于几部唐宋类书，如《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鲁迅早年作《古小说钩沉》，辑录《列异传》五十则。后有学者又重为辑校或考释，并重新厘定篇目。考虑到鲁迅的辑佚影响最为广泛，以下讨论采用其“钩沉本”。原书各篇无标题，姑参照《广记》条目自拟篇名。
《列异传》多为鬼魅叙事，或涉及男女情爱。其中《谈生》一则尤为动人。流传亦广：
谈生者，年四十，无妇。常感激读诗经。忽夜半有女子，可年十五六，姿颜服饰，天下无双，来就生为夫妇，乃言：“我与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后，方可照。”为夫妻，生一儿，已二岁。不能忍，夜伺其寝后，盗照视之，其腰已上生肉如人，腰下但有枯骨。妇觉，遂言曰：“君负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岁而竟相照也！”生辞谢，涕泣不可复止，云：“与君虽大义永离，然顾念我儿，若贫不能自偕活者，暂随我去，方遗君物。”生随之去，入华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与之，曰：“可以自给。”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后生持袍诣市，睢阳王家买之，得钱千万。王识之曰：“是我女袍，此必发墓。”乃取拷之，生具以实对。王犹不信，乃视女冢，冢完如故。发视之，果棺盖下得衣裾。呼其儿，正类王女，王乃信之。即召谈生，复赐遗衣，以为主婿。表其儿以为侍中。
故事以人鬼共情叙男欢女爱，自是引人入胜。结局是穷书生终入富贵之门，奇幻之想亦未摆脱俗念。令人心悸处，却是女鬼一声“君负我”。王女早夭，不甘阴间富贵，委身谈生乃企图还阳。年逾四十的谈生尚未婚娶，白捡了一个老婆，自是欢喜不已，却忍不住违反约定，“夜伺其寝后，盗照视之”，女人身子一半还是枯骨。这下坏了，含辛茹苦的一番努力都白费。功败垂成，功亏一篑，顿生断肠绝念的悲剧感。谈生“涕泣不可复止”，亦让人唏嘘不已。王女难入人间寒窑，谈生却登王侯门第，内中似乎别有寓意。
文中“睢阳王家买之”一句，指睢阳某王姓人家，还是睢阳王之家？似有两读，应该是后者，不必说王女阴宅如何豪华，末尾“表其儿以为侍中”，是向朝廷表荐谈生的儿子作为皇帝近臣，绝非一般土财主所能操办。不过，“睢阳王”疑为“淮阳王”之误。查《汉书》两个诸侯王世表，以及万斯同《东汉诸王世表》、黄大华《东汉皇子王世系表》，两汉并无“睢阳王”之封，而淮阳却是封国之地。当然这无关紧要，没准是作者故意虚拟名目。
这书里另有《宗定伯》一则（宗定伯，干宝《搜神记》作“宋定伯”）。这篇人与鬼的故事，更是广为人知，曾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一本流行读物《不怕鬼的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开卷第一篇《宋定伯捉鬼》即取自于此。宗定伯（或宋定伯）遇鬼，便冒充鬼，糊弄鬼，算计鬼，摸到鬼“唯不喜人唾”的畏忌，终而将其制服，还卖了一笔钱。这个颇具谐趣的故事讲的是破除迷信，是斗争哲学，自是将人/鬼置于对立面。叙述不知不觉强化了这样一种认知：别怕鬼，鬼比人傻，它玩不过你。
其实，在《列异传》的鬼故事里，鬼多半不傻，却往往比人好。《鲜于冀》一则，清河太守鲜于冀建公廨，工程未竣已身亡。审计官员诬称其贪污工程款二百万，表奏朝廷籍没田宅奴婢，将其家人流徙边陲。进了阴间的鲜于冀，以鬼显形，为洗刷污名，入府核账，查出审计者枉法贪匿。于是上表陈言，痛斥“偷窃狠鄙”之辈，后任太守亦以实情报上。结果，“诏下，还冀西河田宅妻子焉”。此则《御览》《广记》俱引，《广记》所存文本更早见《水经注》卷九，文字略详。主人公自书“臣不胜鬼言”的奏章，交付后任太守，之后，“便西北去三十里，车马皆灭，不复见”云云。此句甚妙，幽缈之象令人神醉。
又有《栾侯》一则，描述鬼有幻化之趣，有为民除害之功。其曰：
汉中有鬼神栾侯，常在承尘上，喜食鲊菜，能知吉凶。甘露中，大蝗起，所经处禾稼辄尽。太守遣使告栾侯，祀以鲊菜。侯谓吏曰：“蝗虫小事，辄当除之。”言讫，翕然飞出。吏仿髴其状类鸠，声如水鸟。吏还，具白太守。即果有众鸟亿万，来食蝗虫，须臾皆尽。
文中“承尘”指房梁上遮挡灰尘的布幔（古时房屋没有天花板）。“鲊菜”即腌制食物。栾侯亦鬼亦神（神是鬼的正面修辞），不作人形，为鸟形。其“翕然飞出”，唤来亿万飞鸟捕食蝗虫，为百姓抵御虫害之灾。
古时，人所不能解困之难，往往祈于鬼神，这种原始信仰自然蔚成禋祀万灵的风气。
《列异传》有四则故事记述秦人为鬼神立祠，实是比较宏大的神话建构。
《陈宝祠》《陈仓祠》两则，说的是秦穆公时“陈仓人掘地得异物”，一块形状若羊若猪的石头，道出陈宝祠之来由。《史记·封禅书》将此事系于秦文公时，如谓：“作鄜畤（按，鄜畤是秦祭祀场所）后九年,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命曰陈宝。”合而观之，可知“陈宝”得之陈仓，被“宝而祠之”，故名。王国维有《陈宝说》，称是一种玉石（《观堂集林》第一册），后之学者多认为是陨石。《列异传》这两则故事说的是一桩事，彼此文字有异，而《水经注·渭水上》和司马贞《史记索隐》所引文本亦有出入。
有趣的是，文中采用了一种互为主体的叙述关系。先是由异物引出二童子，童子说这东西称作“媪（又作媦）”，亦为地神。石头被神灵化了，人们转而按石头指示去追逐童子。媪曰：“彼二童子，名为陈宝；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两个童子化为雌雄二雉飞入林中。官府派人漫山遍野猎捕两只雉鸡，结果逮住雌雉，雄雉飞去南阳那边。被逮的雌雉化为石头，自然被认为是瑞物。从石头到童子，由童子化为雉鸡，又化为石头，似乎又回到了原点。至于雌雉变成的那块石头，是否还是“媪”？读者自可揣想。古人云：“后土富媪”“媪神蕃釐”（《汉书·礼乐志》郊祀歌），秦穆公“得雌者”，果然跻身晋、齐、楚之俦，成春秋一霸。秦人得陈宝在陈仓山（今陕西宝鸡天台山一带）立祠供奉，于史有征，但《列异传》称“至文公，为立祠，名陈宝”，显然将秦之世系颠倒了。文公是春秋秦国第二位国君，穆公为第九位，大致相隔百余年。《列异传》将事情移至穆公，大概是应合“得雌者霸”之说。
《怒特祠》和《梓树化牛》都是关于怒特祠的故事。这两则时间背景正是秦文公时。秦人砍伐南山大梓树。岂料斫处随即愈合，文公“乃遣四十人持斧斫之，犹不断”，这就像《三国演义》写曹操伐跃龙祠大梨树，“锯解不开，斧砍不入”。这大梓树亦是树神，但有山鬼与树神对话，道出其不能抵御的软肋，就是所谓“赤灰跋”一法（又谓“以朱丝绕树”）。其时有人树下偷听到这个阴招，报告文公，便“令士皆赤衣，随所斫以灰跋”。大梓树被斫断，即化为牛，蹿入水中。这头健硕而暴躁的大牛被称作“怒特”。秦人立怒特祠，就是祭祀大梓树化作的大牛，其祠立于武都故道县（这地名有歧说，这里不讨论），大致说来离着陈仓山不远。这个由树神转化为牛神的故事亦见于史家著述，裴骃《史记集解》、张守节《史记正义》等都有引录。
陈宝是石头的轮回，怒特由树化牛，此二物奠定秦灭六国之前的国家祭祀。《列异传》这两个故事与《史记·秦本纪》《封禅书》相关记述有着复杂的文字缠绕，亦互相印证。今之学者田天著有《秦汉国家祭祀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一书，对其中文献关系梳理甚详，可资参考。
石头和树木是人类最初赖以庇身之物，亦是初民的精神凝视，进而产生的原始信仰代入部落的宏大叙事，演化为各种神话主题。然而，秦汉以后民间淫祀大炽，拜物之风已转向个人化琐碎化趋势。《列异传》里还有这样一则故事：
豫宁女子戴氏久病，出见小石曰：“尔有神，能差我疾者，当事汝。”夜梦人告之：“吾将祐汝。”后渐差，遂为立祠，名石侯祠。
因祸祈福，缘物拜神，旧时芸芸众生大抵如此。但是，魏文帝曹丕记述这戴姓女子为小石头立祠祭拜，想来有些奇怪。曹魏建政一向注重制度与礼治，对祭祀有严格规定。早在后汉光和末年，曹操做济南相时，便有“禁断淫祀”之举（《魏志·武帝纪》）。曹丕做了皇帝后，黄初五年诏令严禁“非祀之祭”（《魏志·文帝纪》）。其后明帝曹叡亦遵从祖制，青龙元年申饬“郡国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
不过，戴氏是“豫宁女子”（豫宁，即今江西武宁县），立石侯祠是在东吴境内。或许对曹丕来说，无非是一桩异域奇闻。
书中《蒋子文》一则，也是东吴奇闻。谓：“蒋子文汉末为秣陵尉，自谓骨青，死当为神。”此条辑自《御览》，就这一句话，只说蒋某死后要封神，便辄然而止。这个故事在《搜神记》中有完整记述，称其追捕盗贼身亡，之后阴魂显形，一再胁迫吴主封侯立祠——
蒋子文者，广陵人也。嗜酒好色，挑挞无度。常自谓己骨清，死当为神。汉末为秣陵尉，逐贼至钟山下，贼击伤额，因解绶缚之，有顷遂死。及吴先主之初，其故吏见（子）文于道，乘白马，执白羽，侍从如平生。见者惊走。（子）文追之，谓曰：“我当为此土地神，以福尔下民。尔可宣告百姓，为我立祠。不尔，将有大咎。”是岁夏，大疫，百姓窃相恐动，颇有窃祠之者矣。（子）文又下巫祝：“吾将大启佑孙氏，宜为我立祠；不尔，将使虫入人耳为灾。”俄而小虫如尘虻，入耳皆死，医不能治。百姓愈恐。孙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将又以大火为灾。”是岁，火灾大发，一日数十处。火及公宫。议者以为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宜有以抚之。于是使使者封子文为中都侯，次弟子绪为长水校尉，皆加印绶。为立庙堂。转号钟山为蒋山，今建康东北蒋山是也。自是灾厉止息，百姓遂大事之。
蒋子文封神之事流传甚广，从《太平寰宇记》到《历代神仙通鉴》均有载录。《资治通鉴》居然提及其再度封神，说的是南朝齐梁间的事儿。
崔慧景之逼建康也，东昏侯（按，齐废帝萧宝卷）拜蒋子文为假黄钺使持节相国太宰大将军录尚书事扬州牧钟山王，及（萧）衍至，又尊子文为灵帝，迎神像入后堂，使巫祷祀求福。（卷一百四十四）
秦汉以后，谶纬之学日盛，国家祀典需要能够沟通上界的专门人才，儒生自可变身为方士，出入鬼神之道，此中情形可参阅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列异传》所记费长房、王方平、蔡经数辈，亦见东晋葛洪《神仙传》，这类人物如果不作庙堂顶层设计，便是在民间操弄方伎。书中所记费长房除魅、求雨、缩地三事，以及寿光侯劾鬼之术，《后汉书·方术列传》皆有载录，可见史家亦颇关注此类消息。不过，《后汉书》撰者范晔是南朝史官，他那些方士故事大抵引自《列异传》或《神仙传》。
《列异传》又有《鲁少千》一则，其事甚奇。
鲁少千者，得仙人符。楚王少女为魅所病，请少千。少千未至数十里，止宿，夜有乘鳖盖车，从数千骑来，自称伯敬，候少千。遂请内酒数榼，肴餤数案。临别言：“楚王女病，是吾所为。君若相为一还，我谢君二十万。”（鲁少）千受钱，即为还，从他道诣楚，为治之。于女舍前，有排户者，但闻云：“少千欺汝翁！”遂有风声西北去，视处有血满盆。女遂绝气，夜半乃苏。王使人寻风，于城西北得一死蛇，长数丈。小蛇千百，伏死其旁。后诏下郡县，以其日月，大司农失钱二十万，太官失案数具。少千载钱上书，具陈说，天子异之。
少千精于医卜巫祝，与鬼魅相周旋别有套路，转道诣楚，乃破局之术。治愈楚王小女，破了蛇精的蛊道。一阵妖风嚣声遁去，其阵脚大乱，大蛇小蛇统统暴毙。
方士本在似仙非仙之间，区区矻矻就是奔着升仙而去。传说有所谓“尸解”“飞升”的成仙大法，《列异传》当然不缺这一主题。卷首一则，标榜黄帝升天之事，曰：“黄帝葬桥山，山崩无尸，惟剑舄存。”（舄，即鞋）山陵崩裂之际，只见剑和鞋子，肉身分明形解销化，或尸解，或飞升，必是已达天庭。
又一则，谓蔡经成仙故事，曰：“蔡经与神交，神将去，家人见（蔡）经诣井上饮水，上马而去。视井上，俱见经皮如蛇蜕，遂不还。”蛇蜕或蝉蜕，亦是尸解之法。只是对照“山崩无尸”，这一招显得比较“low”。
《列异传》里有一篇很特别，极具想象力，却非鬼神之作，就是以复仇为主题的《三王冢》。这个故事许多人都熟悉——
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而成。剑有雄雌，天下名器也，乃以雌剑献君，藏其雄者。谓其妻曰：“吾藏剑在南山之阴，北山之阳；松生石上，剑在其中矣。君若觉，杀我；尔生男，以告之。”及至君觉，杀干将。妻后生男，名赤鼻，告之。赤鼻斫南山之松，不得剑，忽于屋柱中得之。楚王梦一人，眉广三寸，辞欲报仇。购求甚急，乃逃朱兴山中。遇客，欲为之报；乃刎首，将以奉楚王。客令镬煮之，头三日三夜跳不烂。王往观之，客以雄剑倚拟王，王头堕镬中；客又自刎。三头悉烂，不可分别，分葬之，名曰三王冢。
干将之子欲报杀父之仇，山中遇客，将自己的脑袋和父亲留下的雄剑都交付那位侠士。这是一种信托性的复仇之局，亦自有因袭，太史公笔下荆轲刺秦即为一例。荆轲见秦王，献樊於期首级；侠士见楚王，携赤鼻人头而来。当然，荆轲身后还有一颗人头，之前田光已毅然自刎。以死相激，乃为托付。《史记》记述信陵君救赵，侯嬴北向自刭以送公子，同样是舍命以求。从这类故事中能够读出一种信义，复仇者明知看不到事情成败，却预先付出自家性命。慨然付与执行者，自是基于对方的承诺。以信托作为情感铺垫，乃具古君子之风，悬于这一层，无疑加深了复仇主题的内涵。
此篇残酷而谐谑的结局最是出人意表，鼎镬里翻腾的三颗人头，不能分辨谁是谁，国王与草民，仇家、杀手与债主，统统扯平了，结果只能以“三王冢”葬之。这里边可有多重解读。剑有雌雄，暗合“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之说，复仇者、执行者最终亦成王者。
此则在《列异传》中是一个异数，是否出于是书当有疑问，《御览》引作刘向《列士传》。在魏晋以前的各种文本中，《搜神记》载述的故事最为完备。
鲁迅小说《铸剑》取材于此。赤鼻原是“眉广三寸”，小说里作“眉间尺”，并替换为人名，原文称作“客”的侠士，则为“黑衣人”。
与鬼神关系不大的还有《冯贵人》一则，事涉东汉桓灵时期宫闱争斗。
汉桓帝冯夫人病亡。灵帝时，有贼盗发冢，七十余年，颜色如故。但小冷，共奸通之，至斗争相杀。窦太后家被诛，欲以冯夫人配食。下邳陈公达议：以“贵人虽是先所幸，尸体秽污，不宜配至尊”。乃以窦太后配食。
“配食”一语，这里指祔祭桓帝。《后汉书·皇后纪》谓桓帝先后有梁、邓、窦、董四位皇后，又称“帝多内幸。博采宫女至五六千人”，所宠幸宫女往往选为贵人。虽然《皇后纪》未提及冯氏，这冯贵人确有其人，冢墓被发亦确有其事。《后汉书·段颎传》说到这事情，建宁三年，段颎为河南尹，“有盗发冯贵人冢”，因受牵累左迁谏议大夫。至于“窦太后家被诛”，是指窦后之父、大将军窦武谋诛宦官不成，反被中常侍曹节等矫诏灭除。熹平元年（172），窦太后崩，宦官们不欲将之列入宗庙牌位，拟用冯贵人祔祭，遭士大夫反对。“下邳陈公”即陈球，据《后汉书》本传，陈球坚持以窦后配食，提出冯氏不宜祔庙的理由：“且冯贵人冢墓被发，骸骨暴露，与贼并尸，魂灵污染，且无功于国，何宜上配至尊？”这跟《列异传》所述相符。东汉政治常态是太后临朝，宦官弄权，故外戚与宦官缠斗不已，士大夫厌恶宦官，往往与太后、外戚结援。
所谓“七十余年，颜色如故”，应是鲁鱼亥豚之误。桓帝践祚在本初元年（146），灵帝崩于中平五年（188），桓、灵二世连头接尾仅四十二年，而冯墓被盗发在建宁三年（170），就算冯贵人死在桓帝初年，至盗发之日不过二十余年。《冯贵人》一则，辑自《类聚》卷三十五，其书正作“七十余年”。《搜神记》此篇亦作“七十余年”。
《列异志》的作者究竟是否为魏文帝曹丕，历来有争议，却是迄无定论。但有一个问题，一再被人提起，就是其中某些篇目出现曹丕之后的事况。如，鲁迅指出：“文中有甘露年间事，在文帝后。”（《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甘露”是高贵乡公曹髦的年号，出现于《公孙达》《栾侯》两则，而曹丕之后的叙事内容还有鲁迅未提及的几处，兹举述如下：
《王臣》（《搜神记》江绍楹校注本题作《饭臿怪》）的故事发生在“景初中”，那是魏明帝曹叡的年号。
《周南》一则，时间在“正始中”，那是魏主齐王曹芳的年号。
《弦超》一则，原无时间标记，《搜神记》作“嘉平中”，那是曹芳的第二个年号。
按曹魏世系，叡、芳、髦，都在丕之后。
不仅是年号的问题，人事与职官、地理方面亦可检出若干错舛。如《华歆》一则，提到华歆后为太尉，据《魏志·华歆传》，文帝在位时，其为司徒，明帝即位后才“转拜太尉”。
又，《蒋济》一则，称“蒋济为领军”，领军，即领军将军，《魏志·蒋济传》，文帝时，蒋济尚为东中郎将，明帝时为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至齐王芳即位“徙为领军将军”。
又，《鹄奔亭》一则，说到交趾刺史周敞为苏娥报冤，其实周敞是晋人。《晋书》周敞无传，是书《地理志下》记曰：“顺帝永和九年，交趾太守周敞求立为州，朝议不许，即拜敞为交趾刺史。”（《晋书斠注》：“永和终于六年，疑‘九’为‘六’之误。”）按，《搜神记》亦有此篇（汪绍楹校注本题作《苏娥》），但“周敞”作“何敞”。汪注本“汉九江何敞，为交州刺史”句下注曰：“见《后汉书·何敞传》。”这条注释明显有误。本传谓，何敞“扶风平陵人也”，并非九江人。检视其履历，亦未曾出任交州刺史。可见，晋之周敞并非汉之何敞，《搜神记》及校注者均误。
又，《傅氏女》一则，所称“北地傅尚书”，即三国魏之傅嘏。《魏志·傅嘏传》：“傅嘏字兰石，北地泥阳人……正始初，除尚书郎……曹爽诛，为河南尹，迁尚书。”不过，嘏传又提到其伯父傅巽“黄初中为侍中尚书”。那么，“傅尚书”是否指傅巽？“黄初”正是魏文帝年号。但傅巽为“侍中尚书”，乃“侍中省尚书事”之简略说法。也就是说，其本官是侍中，只是兼领尚书事而已。所以，“傅尚书”应当是傅嘏，而“正始”又是曹丕身后之事。
又，前述《石侯祠》一则，豫宁（今江西九江武宁县）这地名与时间不合榫，曹丕在世时这地方还不叫豫宁。后汉三国时期，此地属豫章郡，《续汉书·郡国志》作“海昏侯国”，后改西安县，晋太康元年改豫宁县。
另外，《邓卓》一则，称“吴时，长沙邓卓为神”云云，亦有疑点。以“吴时”作为朝代标识，《搜神记》里多见，如谓“秦时”“汉时”之类，显然是后世之人口吻。曹魏与东吴并峙，文帝登基前魏蜀吴三方均采用汉献帝建安年号，魏国既立，孙权便北面称臣（曹丕在位时，东吴虽有年号，尚未建国），很难想象曹丕会用“吴时”称述东吴事况。
“钩沉本”《列异传》仅五十则，时间不合辙的就有十余者，难怪有人质疑此书是否曹丕所作。所以，《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列异传》均作“张华撰”。张华（232-300）是魏晋官员、诗赋家，其出生时文帝已崩，卒于晋惠帝永康元年。张华有淹博之名，号称“博物洽闻，世无与比”，而且“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晋书》本传），他最有名的著作就是讲述神怪异说的《博物志》。将《列异传》列于张华名下，感觉似较靠谱，其实别无佐证。曹丕之后那些篇目或是张华所增补，将张华视为是书合著者亦是一种说法。
《列异传》不管是否曹丕所作，或是否张华所补，肯定不晚于魏晋之世，因为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北魏郦道元注《水经》，皆有征引。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讲六朝之鬼神志怪书，首先介绍的就是它，不啻开山之作。不过，这类神异鬼怪叙事原本并非文学创作，其性质倒是很难归纳，而古人通常视如历史著作，如隋志是将《列异传》置于史部杂传类，并未列入小说。旧唐志仍列杂传类，新唐志方归入小说类。
六朝人作鬼神志怪，大抵并无虚构意识，那是他们信以为真的东西。按鲁迅的说法，“六朝人并非有意作小说，因为他们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样的，统当作事实”（《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史传与小说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故事。然而，这里边抑或不乏无意识虚构，如“山崩无尸，惟剑舄存”，想象的空间就很大。人世与鬼域并非异次元，实是表达想象与推理的某种互动关系。故事即是演义之局，这是中古时期的写实主义。诚如鲁迅所言：“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
六朝志怪作品甚夥，《列异传》之后，又有干宝《搜神记》、陶潜《搜神后记》、刘敬叔《异苑》、刘义庆《幽明录》、王嘉《拾遗记》、吴均《续齐谐记》，等等。当然，各书叙事多有重叠舛互，如《搜神记》与《列异传》相同篇目有二十则之多。这类志怪书固有许多意义不明的“残丛小语”，使可读性大打折扣，却也有一些叙述相对完整的故事。作为中国小说早期叙事形态，自然有其不可低估的示范意义，这些作品与《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后世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