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出版家李达与笔耕堂书店
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文献中心保存了一批署名为“笔耕堂书店”的红色文献。笔耕堂书店创办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坚持出版系列图书7年之久，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红色出版事业作出了贡献。笔耕堂书店的创办者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及其夫人王会悟。
五四运动后，李达便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早在1920年11月，李达就担任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刊物《共产党》的主笔，用纸笔积极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党的一大召开后，他积极投身红色出版事业，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播火者”。1921年9月1日，中共中央局在上海创办人民出版社，出版社的运营便由时任中央局宣传部主任的李达负责。短短一年间，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15种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图书。李达在其中厥功甚伟，可谓中国共产党出版事业的开拓者。
1923年，李达因种种原因离开党组织，但其马克思主义信仰没有动摇，他始终坚持通过各种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创办笔耕堂书店之前，就进行过创办书店出版马克思主义图书的一些探索。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洪水猛兽”，相关研究成果难以公开出版，已出版的图书也多在查禁之列。李达本人也因“宣传赤化甚力”被反动军阀通缉。但他不畏艰险，发起创办了昆仑书店，在短短的4年时间里，昆仑书店先后出版了20余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包括国内第一部《资本论》中译本，以及《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在白色恐怖的氛围中，这些著作的出版对革命事业可谓莫大的支持，但昆仑书店很快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1931年，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租界当局以新闻检查为由禁止昆仑书店发行新书。翌年，昆仑书店被租界巡捕房查封。
昆仑书店遭此劫难，李达却愈挫愈勇。昆仑书店被查封后不久，李达以王会悟的化名“王啸鸥”的名义在上海英租界登记创办了笔耕堂书店。相比昆仑书店和此前的人民出版社，笔耕堂书店只有李达和王会悟二人支撑，既缺乏经费，也没有固定办公场所，稿源和发行渠道更无从谈起。出版条件和环境越来越恶劣。尽管如此，李达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出版图书，编辑、购买纸张等工作均亲自上阵。王会悟则分头跑印刷和发行。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确定为笔耕堂书店出版的图书共6种，包括《政治经济学教程》《反杜林论》《黑格尔与辩证法》《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新哲学辞典》《社会学大纲》等。图书出版数量虽远不及同时期其他出版社，但在当时极端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势下殊为不易。
囿于规模和经营状况所限，笔耕堂书店不可能大量出版图书，但目前所见笔耕堂书店版图书均选题科学、质量上乘，部分图书还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它们一经出版，便受到读者广泛欢迎。其中，《社会学大纲》于1937年5月出版后，又于同年6月、1938年5月、1939年4月三次再版；《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更是再版五次之多。从选题和类型上看，这些图书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李达本人的讲稿及译著。1932年，李达来到北平，先后任北平大学、中国大学教授，留下了大量讲稿，但因他受到国民党当局防范和监视，想公开出版这些讲稿已不可能。因此，笔耕堂书店就成为李达“自产自销”的一个平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1937年5月出版的《社会学大纲》。该书根据李达在北平大学任教时的讲稿整理而成，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社会学大纲》出版后，李达托王会悟冒着巨大风险寄给了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毛泽东对此书高度欣赏，通读了不下十遍，写下了一万多字的批注和读书笔记，并向延安的干部推荐，称其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二是翻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印吴亮平译《反杜林论》，该译本此前由上海江南书店出版，吴亮平1930年被捕入狱，该书成为禁书。笔耕堂书店针锋相对，于1932年7月翻印出版了该译本，可见李达敢于为真理而斗争的勇气和魄力。
三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如被毛泽东誉为“人民的哲学家”的沈志远从苏联回国后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笔耕堂书店版《黑格尔与辩证法》，全面系统阐述了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区别。此外，笔耕堂书店还曾计划出版《中国现代经济概论》《哲学小辞典》《（唯物史观）世界史教程》《经济学大纲》《货币学大纲》《世界史大纲》等图书，但因种种原因，目前未见存世。由于全民族抗战的爆发，笔耕堂书店于1939年7月前后停止了出版活动。
在极其危险复杂的斗争形势下，笔耕堂书店在运行的7年时间里，出版工作始终处于地下隐蔽状态：书店在上海英租界用化名注册登记，从没有公开真实且固定的地址，图书内容也都经过精心“包装”。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外，笔耕堂书店出版的其他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一般都避免使用马克思主义等名称，而是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中性的学科名称加以掩饰，躲过了敌人的检查。
中共党史文献中心目前典藏笔耕堂书店出版的图书共3种7册，其中包括：恩格斯著《反杜林论》，沈志远著《新哲学辞典》，苏联学者奥斯特罗维采诺夫、拉比杜斯著《政治经济学教程》（上、下册）等。这些图书的出版时间集中在1932——1933年，主要为笔耕堂书店早期出版图书。其中，沈志远的《新哲学辞典》是中国人编译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辞典，成为大量青年自修马克思主义的工具书。
笔耕堂书店是红色出版事业的组成部分。李达夫妇作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不畏强暴传播马克思主义，用纸笔和印刷机有力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在白色恐怖下给予同情和向往革命的广大读者以巨大的鼓舞。笔耕堂书店出版的现存书籍也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提供了珍贵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