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中的文苑往事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福建省文联刚恢复不久。一天，我所在的《福建文学》编辑部开会，主编苗风浦突然问：“我们这里谁会写对联？”他说闽剧艺术家郑奕奏先生八十寿诞，文联要送副寿联，这个任务交给编辑部了。一时，大家的眼光齐刷刷地落在我的身上。我自小喜爱古典文学，背诵了不少唐诗宋词，而律诗里就有联句，可资借鉴，所以确实写过一些对联。
郑奕奏是著名的闽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京剧大师梅兰芳很欣赏他，坊间甚至有“北梅南郑”之誉。我们是黄巷的邻居，郑先生住前院，我住后院。每天下午，郑先生都会带着他的小孙女来到后院练身段。他精神矍铄，教学一丝不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苦思了大半夜，我想出了这样一副贺联：“粉墨半生台上过；清音一曲世间传。”
文联的老一辈文艺家，除了郑奕奏先生，我还给陈侣白先生写过贺联。2005年3月，陈侣白先生八十寿诞，福建省文联、作协拟为他举办作品研讨会，陈侣白先生亲自将会议请柬送到我的办公室。侣白先生是《福建文学》创刊时期的老编辑，也是一位满腹诗书、笔耕不辍的老诗人，该给他送一份什么样的贺礼呢？我寻思片刻，决定为他撰一副寿联：“藏山事业三千牍，岁月如歌，满腹珠玑都是寿；笔墨春秋六十年，人生得意，一肩风雨皆成诗。”我到过侣白先生家，看见以这副对联写成的条幅悬挂在客厅的墙上。后来，侣白先生还为这副对联做了一个字的修改，将下联的“皆”改成“尽”，避免了三个平声字排在一块儿。侣白先生是我的一字之师。
当然，在文联，我写得更多的还是挽联。没有想到的是，第一副挽联送别的便是苗风浦先生。
苗风浦先生是胶东人，儿童文学作家，随部队解放福建后留在地方工作，先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后调到福建省文联，任《热风》副主编，另一位副主编是著名散文家郭风先生。苗风浦主持日常工作，是编辑部的实际负责人。“文革”期间，全体编辑一度下放农村。1973年，苗风浦恢复工作，并受命重组编辑部，刊物暂名《福建文艺》（《福建文学》前身）。郭风、何为和《热风》编辑部的原班人马基本归队，一批专业作家如姚鼎生、何泽沛、何飞等也进入编辑部。虽说编辑力量强大，但缺少作者，没有作品，仍然是无米之炊。因此编辑部采取办班的形式，一次吸收三十多位工农兵学员，集中学习改稿一个月，由编辑面对面辅导，修改作品。
我正是因为向《福建文艺》投稿而被编辑部选中参加学习班的。记得那是1974年仲夏，当我从闽北山区几经辗转抵达福州时，学习班开学已经三天了。听说我来了，有三位中年人同时走出来，热情地招呼我，眼里露出欣喜的神色：“都以为你来不了呢！”通过介绍才知道，他们便是郭风、何为和苗风浦。一个知识青年，第一次投稿便受到这样的礼遇，令人终生难忘。
几年后，我从业余作者成为业余编辑，最终迈进了编辑部的大门。在许多年轻编辑的眼里，主编苗风浦十分严肃，处处小心，不苟言笑，让人心生敬畏。在工作之外，他很少和我们交谈，但相处久了，我发现他心细而善良。一次，广西作家李栋、丁章林来福建出差，我请他们到家里吃便饭。老苗不知怎么知道了此事，第二天让财务给了我30元钱，说是编辑部给我的饭费补助，这让我十分感动。
1985年，老苗离开编辑部，去主持福建省作协的工作。谁能想到，不久他便罹患胰腺癌，第二年春天辞世。老苗在上海治病期间，我曾去看望他，他十分虚弱，生命已接近尽头，但他仍然关心着编辑部和作协的工作。其时老苗才56岁。老苗的身体一向不错，给人的印象是个头挺拔，天庭饱满，两眼有神。他到作协后很想好好干一番事业，拟了很多计划。我记得前一年他还这样对我们说：“我现在55岁，还有5年好时光，要好好珍惜。”谁知道，天不假年，一个胶东大汉突然倒下，让人惋惜不已。
我为他写的挽联，挂在他的遗像旁：“蜡炬忽为灰，身后长存墨卷；新竹已成行，堂前仰望遗徽。”
岁月忽忽，不觉老苗已离世四十年。大多数年轻人都不知道《福建文学》这位曾经的掌门人，以及这本文学期刊创办初期的步步艰辛。
进入本世纪，蔡其矫先生、郭风先生、何为先生相继辞世，他们灵堂前的挽联都由我撰写。
2007年1月，蔡其矫先生病逝。记得那是2006年11月，我们参加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一年蔡先生88岁，已经回到北京居住，他也是代表团成员。开会报到的那天，他早早地就在北京饭店的大堂等我们。看到乡亲，他显得格外高兴。印象中在开会的第三天早上，蔡其矫先生告诉我们，这两天的晚上他上卫生间时都摔倒过，摔得还挺重。大家一听，都劝他赶紧去医院检查。不久，传来消息，蔡其矫先生做了CT检查，脑部发现一个肿瘤，导致他走路不稳。一个月后，在原定做脑部手术的当天凌晨，蔡其矫先生辞世。这位一生为理想、自由、爱情和生命而歌唱的行吟诗人，他的远行，竟走得这样迅速、决绝。
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主办方要我赶写一副挽联。我借来《蔡其矫诗歌回廊》置于案头，脑海里很快就有了这样的句子：“汹涌三万诗行，都成海上波浪；起落九十人生，不老风中玫瑰。”《波浪》《风中玫瑰》都是蔡其矫先生的诗歌名篇。
2010年1月，郭风先生辞世。郭风先生是我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当年，正是因为他的热心推荐，我得以进入《福建文艺》编辑部。上世纪90年代初，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出版时，郭风先生给我作序，他写到我们的交谊：“而这给我一种机会使我得以认识一位同行、一位同事在人生道路上的主要经历，即从事文学编辑并在工余从事文学创作；这种经历看来将持续下去乃至终老。这使我感到亲切，因为这和我自己的人生的主要经历格外相似。于此，我想顺便提出一个看法，即要将此等经历持续到终老，需要一种志愿，一种信念，一种勇气；需要对待外界的种种诱惑坚持个人的操守，能够视清淡生活为一种人生境界。”先生的这番话，一直鼓励着我在从事文学编辑之余坚持文学创作。
退休之后，郭风先生还常常到编辑部走动，询问刊物的相关情况。一拿起《福建文学》，他就动了感情，手摩挲着封面，眼里熠熠闪光。郭风先生是享誉海内外文坛的散文大家，但他从不以散文家自诩，而总是强调自己的编辑身份。我在许多场合都听到他不无自豪地说：“我是一名编辑，40年代起就是编辑。”诚然，从上世纪40年代主编《现代文学》开始，编过《热风》《福建文艺》《福建文学》，到80年代创办《榕树文学丛刊》，他整整当了四十年的文学编辑。他还说，作家不是手把手教出来的，而是应该给他们发表作品的园地，发表就是最好的培养。因此，郭风先生在当编辑时特别注重发表新人的作品。可以说，福建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发表作品的作家，几乎都受过他的恩泽。
在早年出版的散文诗集《叶笛集》中，郭风先生用南国乡野的叶笛吹奏生活的抒情曲，他因此被誉为“叶笛诗人”。许多人又把郭风先生比作一棵参天大榕树，庇荫着一方创作的园地，支撑着一片文学的天空，悦耳的叶笛声在其间流转，滋润了几代读者的心灵。于是我写下这样一副挽联：“文学之树，道德之树，好大一棵榕树；故乡之笛，心灵之笛，悠长几代叶笛。”
2011年1月，何为先生离世。上世纪80年代初，在黄巷居住时，我和他做过五年邻居。何为先生平时深居简出，和人交往不多。他不喜欢抛头露面，更不愿趋承奉迎。他的性格内敛而矜持，一如他含蓄严谨的文风。而他是我国新时期名字被传诵得最广的作家之一。
何为先生对故乡上海的老宅念念不忘，在72岁时回到了上海。1998年，他在省文联办理一项手续，程序较为繁杂，便请我帮忙，不少环节需要电话沟通。在这之后，形成了一个惯例，每隔十天半个月，我一定要给何先生打一次电话。十几年里，从没间断。
此时，电话的那一头，那位经历了世纪风雨、为我们动情地描绘人生风景的老人，在冬日的寒风中飘然而去。我夜不能寐，写下这样一副挽联：“九十载纸上烟云，锦文多绣山川里；百万言心中风景，健笔长存天地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