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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颂:僧诗创作的一种独特方式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 侯本塔  2023年11月28日13:36

中国古典诗歌的写作存在两种基本方式:一是先确定诗题、诗体,然后按题就体进行创作;二是偶得佳句之后,再以佳句为基础构筑全篇。在后一种方式中,“佳句”既有个人独创,也不乏取自前人残句、成句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续佳句而成篇的作诗方法,在文人诗歌中多是偶一为之,而在僧人诗歌中却十分普遍,甚至被冠以“继颂”之称。从北宋蒋山法泉的《证道歌颂》到元初林泉从伦的《通玄百问》,再到颂古、像赞、赠答诗中的“续句成篇”,“继颂式”写作不仅拓宽了僧诗的意义空间,也折射出僧人的文学观念。

以诗论诗:蒋山法泉与《证道歌颂》

就现存文献而言,云门宗蒋山法泉所作《证道歌颂》是最早且最具系统性的“继颂”作品。初唐时期,永嘉玄觉参访六祖慧能,随后创作《证道歌》,全诗320句共1813字,被认为是篇幅最长的唐诗。蒋山法泉《证道歌颂》则以《证道歌》的每句诗为首句进行再创作,四句一首,从而敷衍出320首新的诗歌。据祝况《证道歌颂后序》可知,该书镂版刊行于熙宁九年(1076),后传入邻邦高丽,而在中土失传,直到1925年,著名藏书家周肇祥托人从韩国购回,才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实际上,蒋山法泉《证道歌颂》以诗歌的形式来注释、论评前人诗歌,可以视为形式独特的“论诗诗”。

具体来看,《证道歌颂》有两个显著特点。一者,法泉禅师虽是逐句作解,但并不囿于文字本身,往往采取“原因+指示”的解读策略。如原诗“不除妄想不求真”,法泉继作为“不除妄想不求真,真妄都如镜里尘。打破虚空光影断,此时方见本来人”,不除妄、不求真的原因在于真妄都是假名安立,只有打破虚空才能得见本来面目。又如原诗“中下多闻多不信”,法泉继作为“中下多闻多不信,只为离家岁月长。劝尔从今息求索,自有珍财满故乡”,中下根器多闻而不起信的原因在于不重视自心本性、一味向外求索,只有熄灭求索之心才能识得自家宝藏的圆满具足。再如原诗“诸行无常一切空”,法泉继作为“诸行无常一切空,缘起缘终性本同。欲舍缘生求实义,犹如问北却行东”,一切世间法终归幻灭的原因在于因果相续从无间断,但若要抛开因果去追求实义也不过是南辕北辙、痴心妄想。如上,法泉以诗歌第二句来解释原诗蕴含的禅理,又用第三、四句为后学之人揭示修持法门,从而让他的诗歌作品具备了更为深远的旨趣。

再者,如果说《证道歌》旨在描述玄觉对于佛法的证悟,经常是“以禅语说禅理”,那么蒋山法泉的继颂则可以视为“以景语说禅理”。如原诗“即是如来大圆觉”,法泉继作为“即是如来大圆觉,更无一物可雌黄。倚檐山色连云翠,出槛花枝带露香”。他认为,佛智广大圆满无法用言语形容,故而采用两句景语引领读者自行参悟。又如原诗“争似无为实相门”,法泉继作为“争似无为实相门,欲知实相实无相。春至幽禽尽日啼,月出渔舟连夜放”,作为无为法的实相远离一切生灭变化,若要加以觉知便只有缘境而入。此外,法泉还从白居易《忆江南》《寄韬光禅师》中化出“幽径落花红似火,绕门流水碧如蓝”“东岭云生西岭白,前山花发后山红”等句子,可见宋代禅学的文学化倾向。正如祝况所说,法泉“其词洒落,其旨宏远,昭昭然发永嘉之心于数百年旷绝之后”(《证道歌颂后序》)。

绕路说禅:林泉从伦与《通玄百问》

元初曹洞宗林泉从伦有《空谷集》《虚堂集》《通玄百问》《青州百问》等作品存世,其中《通玄百问》同样采取“继颂式”的创作手法。具体而言,该书包括通玄圆通设问、万松行秀仰答和林泉从伦作颂三个部分。林泉从伦以万松行秀的答语作为首句,并依据首句韵脚来敷衍成篇,共创作诗歌一百首。由于《通玄百问》中的设问多出自禅宗公案或禅林习语,于是万松行秀的答语便成为宋代文字禅的主要形式之一“代语”,而林泉从伦的颂语则可以视为另一种形式“颂古”。这种集“公案”“代语”“颂古”于一体的禅学文本,与“看话禅”思想影响下的《禅宗无门关》的公案阐说体例(举公案、无门曰、颂曰)如出一辙。

相较于蒋山法泉“原因”与“指示”并重的写作方式,林泉从伦往往采用“绕路说禅”的手段引领后学去参悟祖师言行的深意,从而让颂语部分成为一种方便手段。换句话说,在林泉从伦这里,解说禅理并非重点,引人自悟方是目的。如“问:云门垂三句语,那句最妙?答:此句最妙。颂:此句最妙,一言便了。莫逐是非,人间扰扰。禅流著意细参详,此上神通非小小”。林泉从伦对云门三句(涵盖乾坤、目机铢两、不涉万缘)的具体内涵并无太大兴趣,只是强调万松行秀答语的重要性,让参学者于此细加参详。又如“问:折脚铛儿为活计,穿心椀子作生涯。通玄庵内安然坐,不管山前事似麻。且道,安然底是甚么人?答:无功受禄汉。颂:无功受禄汉,月为邻兮云作伴。饥餐渴饮困时眠,此外不消闲赞叹”。内心安然之人即是明心见性之人,这里唤作“无功受禄汉”,强调的是能够不为世间的因果所累。林泉从伦称其以月为邻、以云作伴、饥来则食、困来即眠,系从生活日用层面对见道境界进行暗示,也是禅宗文献中绕路说禅、不犯正位的常用手段。

当然,这种暗示与影射有时也可以反映出一定的禅理。如“问:无门为法门,且道作么生入?答:谁在门外。颂:谁在门外,乾坤非大。圆觉伽蓝,久经淘汰。不必携笻月下敲,化城打破无遮碍”。“无门为法门”向有两种解释,一是说没有固定的、特殊的修行法门,二是说将“无”作为法门。万松行秀的答语推翻了参学者对于“门内”“门外”的执着,而林泉从伦所谓“化城打破”,则使用象征手法指出本就没有“门”的存在。既然自性圆满具足,又何须在修学门径上攀缘造作,但观自心、莫向外求便是真正的禅家法门。值得一提的是,林泉从伦颂语中不乏“见义不为无勇也,知恩方报乃忠之”之类的散体句,甚至“即理之事兮元非有间,即俗之真兮本不相离”之类的骚体句,展现出较高的文学水准。此外,林泉从伦以万松行秀答语为中心来创作颂语的做法,及其与《禅宗无门关》十分相近的公案阐说体例,都反映出临济宗大慧宗杲“看话禅”的重要影响。

续句成篇:唐诗在禅林中的重新建构

除了上述两人,更多的继颂作品出现在公案颂古、祖师像赞乃至寄赠酬唱诗之中。这些续佳句而成篇的继颂作品,其“佳句”主要来自唐诗。以李白《黄鹤楼闻笛》中的“江城五月落梅花”为例,就有宋僧慈受怀深的续作“声色都来两个字,衲僧不透眼中沙。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宗鉴法林》卷五四);宋僧石巩戒明的续作“洞山佛话三斤麻,缚杀丛林老作家。最好风前一声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禅宗颂古联珠通集》卷三六);清僧迳亭德宗的续作“江城五月落梅花,风送幽香满院赊。玉女寻踪无处入,纷纷狂蝶过邻家”(《迳亭宗禅师语录》卷二)等。不仅如此,举凡王维、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罗隐、杜荀鹤等人的诗歌名篇,均曾作为“佳句”被禅宗僧人运用到颂古诗等各体诗歌的创作之中。如宋僧石溪心月《自在观音赞》:“日高花影重,风暖鸟声碎。在在圆通门,门门观自在。宝陀峰顶较些些,片月分辉照沧海。”(《传衣石溪佛海禅师杂录》)该诗首二句出自杜荀鹤《春宫怨》,这里对原本用以衬托怨情的春景赋予自在观音,反而更好凸显出观音菩萨的自在风规。又如宋僧雪岩祖钦《寄虎丘僧》:“一方明月可中庭,塔影稜稜夜气清。总是虎丘常住物,莫将容易作人情。”(《吴都法乘》卷二一)该诗首句出自刘禹锡《生公讲堂》,与次句共同营造出一幅清凉静谧的寺院夜景,末二句则是劝告虎丘僧不要因为夜景易得而视作等闲,暗示对方应当精进用功。生公讲堂的遗址位于虎丘寺内,这也是祖钦将刘禹锡佳句续写成篇并赠给虎丘僧的原因所在。

总的来看,在前人佳句的基础上构筑全篇,是僧诗创作的一种独特方式与普遍现象。正如清僧憨休如乾所说:“思来算去,只是无有说的,记得有首唐诗,不免借来完个局面。”(《憨休禅师语录》卷九)直接借用前人诗歌也好,将前人佳句续写成篇也罢,都不过是为了“完个局面”,亦即用于阐说佛法和接引后学。也就是说,禅宗僧人最为看重的并非诗歌的艺术性,而是作为方便手段的实用性,故而他们往往秉持一种“游戏翰墨”的文学观念。

(作者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特聘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