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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曾经家喻户晓。这个故事最早出现在小说《三侠五义》中，《三侠五义》虽然是清代石玉昆所著，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现时流行的纸质文本是光绪年间的文人根据石玉昆说唱的内容记录加工的产物。不过，许多人不一定读过《三侠五义》文本，旧时文盲不少，更多观众是从各种戏文和曲艺中听闻这桩旷世奇案的。

笔者本人最初也是从苏州评弹中知晓这个故事的：小时候一边做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一边听着老式无线电里的宫闱夺嫡秘事，吴侬软语里透着血淋淋的残忍。那时候我以为这就是历史，后来才明白那是文艺作品，是文化人的创作。但是怎么就虚构到宋仁宗头上？为何要虚构？我从没有想过。

一

一般而言，讲故事有两种结构：开放式结构和锁闭式结构。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在《三侠五义》中是开放式叙事，在小说的第一回就埋下伏笔，从宋真宗的两位妃子怀孕生子说起，谁生了儿子就可以继承大宝。由于李宸妃先产子，于是刘妃和太监郭槐设计用狸猫调包，并让宫女寇珠将孩子投入金水河。善良又忠义的寇珠将孩子交给了太监陈琳，由他把孩子转移到南清宫八千岁府中。另一边糊涂的真宗皇帝听信刘妃谗言，居然将李宸妃打入冷宫，后来又赐死李宸妃。所谓无巧不成书，刘妃生的儿子在六年后得病身亡，真宗膝下无子，将八千岁的第三个儿子过继来承嗣，这就是原先被狸猫调包的太子，日后当国四十年的仁宗皇帝。真是苍天有眼。

不过在一些地方戏曲中，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是锁闭式倒叙结构，在基本情节不变的情形下，各有发挥，内容大致如下：包公陈州放粮，遇到盲人老妇告状喊冤，这就是当年在一干忠臣义仆掩护下从宫中脱逃、大难不死的李宸妃。然后冤情一五一十回放，从当初中秋节御花园中赏月，宋真宗许诺“有太子者，即立为正宫”说起……明察秋毫的包龙图知道兹事体大，各种调查核实，查验证物，并携李宸妃回朝，途中一切严加保密。回京后包公治好了李宸妃哭瞎的眼睛，再经一番巧妙的安排，终于使仁宗母子相认，并处死了郭槐。早已升为太后的刘妃知道事情败露，吓得一命呜呼，省却了仁宗处置上的困扰。

由于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年代跨度大，又涉及宫廷内外、京城外省、朝野各色人等三四十个，所以有充分的发挥空间，许多地方剧种各显其能，绘声绘色，故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有一个梨园笑话，有一位说书人讲到一半，回乡处理家事，请了另一位说书先生代劳，并告知剧情落在何处，待他一个月回来，代劳的说书先生告诉他，剧情依然在一个月前的原处，可照旧续讲。其实像狸猫换太子这类故事，有足够大的空间迂回，可以横生出许多枝节，每一个关节处都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可以繁衍出许多花絮。不过人们想不到的是《三侠五义》居然也繁衍出一部《七侠五义》来，其间竟还有晚清朴学大师俞樾参与，也算是一桩儒林趣话。

俞樾乃国学大家，学问了得，有“门秀三千士，名高四百州”之美誉，是阳春白雪的代表人物，清末民初的诸多大师如章太炎、吴昌硕等均出自其门下。而《三侠五义》作为武侠小说，算是下里巴人。不过阳春白雪倒是很关心下里巴人，早在胡适气血方刚猛烈抨击文言文、倡导白话文学之前半个来世纪，俞樾就对各类民间文学和地方曲艺了如指掌，诸如《开辟演义》《封神演义》《隋唐演义》《杨家将》《西游记》《龙图公案》《莺莺传》《今古奇观》《红楼梦》等，都在其兴趣范围内。某日，俞樾和老友尚书郎闲聊，说：“今人学问，远不如昔，无论所作诗文，即院本、传奇、平话、小说，凡出于近时者，皆不如乾嘉以前所出者远甚。”一番叹息。对方回应道，坊间有《三侠五义》，近时所出，颇可观。俞樾欣然阅读，评价极高：“如此平话小说，方算得天地间另一种笔墨。”然而点赞归点赞，俞樾对开篇狸猫换太子的情节很是不满，认为荒诞不经，于史无据，于是决定自己动手，改写了第一回。另外他又数了数小说中大侠人数，有七位以上，只多不少，遂又改书名为《七侠五义》，于是乎坊间有了《七侠五义》和《三侠五义》两种版本的小说。其实除了第一回内容有异，其他一百一十九回，除了文字表述上有增删和修订，没有什么大的变动。

二

《三侠五义》作为公案武侠小说与《聊斋》等虽然是两种路子，但是其中神妖狐鬼的内容实在不少。若论荒诞不经之处，全书颇多。俞樾之所以只改写《三侠五义》的第一回，是为了澄清一些史实。虽然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基本都是虚构的产物，但是涉及宋仁宗和包公两位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关于他们的身世和行状还是要交代清楚。俞太史亲自操刀大致是想告诉读者，虚构尽管虚构，但什么是小说家言，什么是历史，该弄明白的还是要先弄明白。所以，他把《宋史》直接搬进了小说。因为《三侠五义》是在《龙图公案》等说唱文学的基础上扩展的，包公是小说的第一主角，所以在《七侠五义》中，俞樾首先交代的是历史上包拯是怎样的一个人，担任过哪些官职。文中还特别说明，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时间并不长，不像小说中叙述，好像他没有当过别的官职，终身只做过开封府尹。不过包公断案神奇，在正史中也是有记载的，俞樾随手摘录了下来。意思是了解历史上包公的身世，并不耽误读者欣赏那个魁星下凡，昼断阳、夜断阴，清廉正直，无所不能的包青天。

不过，很可能俞樾最想说一说的，还是狸猫换太子。这段公案，尽管子虚乌有，也是事出有因，说复杂倒不复杂，说简单也不简单。

俞樾将正史中有关李宸妃的身世做了简明介绍：

李宸妃杭州人，初入宫，为章献太后侍儿，真宗以为司寝，遂生仁宗，章献太后以为己子。及仁宗即位，宸妃默然退处先朝嫔妃之中，仁宗竟不知为宸妃之子。直至章献太后崩，燕王始为仁宗言之。其时宸妃已薨逝多年，仁宗号恸，追尊为皇太后。李宸妃事只是如此，何尝有狸猫换太子之事！

不得不佩服俞樾的简括勾勒能力，短短数言就把如此纠葛的事情交代得明明白白。

然而在《宋史·仁宗本纪》中，关于此事居然只记载了一句话：“壬寅，追尊宸妃李氏为皇太后，至是帝始知为宸妃所生。”真所谓事体越大，记载越省简，如果不知情还真颠倒了因果关系。实际情形是直至章献太后去世那年，宋仁宗二十三岁，且已经当了十年皇上，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哀痛之至，于一〇三三年的农历四月壬寅日，追尊李宸妃为章懿太后。如此重大的事情，正史只用“至是帝始知为宸妃所生”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简直不可思议。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母子不能相认，既违背人性，也有悖社会伦理，如此大事，何以在正史中的记载如此吝啬？这实在说不过去。难怪在民间会生出种种演义。

章献太后是女强人，迫于她的淫威，无人敢将真相告知仁宗，这可以想见。不过，从仁宗出生到继位，这十三年中，她的亲爹真宗有的是时间，可以从容安排讲明真相，难道真宗也是怕老婆的主？有野史记载，当初作为侍女的李宸妃在侍奉真宗盥洗时，颇受真宗喜欢。她告诉皇上自己昨晚做了一个梦，有一赤脚道人说将成为自己的儿子。真宗说，我来成全你。于是当晚就临幸了李宸妃，后来李宸妃生下了仁宗。但是李宸妃做梦也没有想到生下的儿子归了他人。

真宗年轻时也颇励精图治，有所谓“咸平之治”，还御驾亲征抵抗辽军。晚年昏庸，伪造天书，大搞封禅活动，劳民伤财，又是另一副模样。此时他满脑子里只有天书祥瑞是头等大事，完全没有李宸妃的地位，也不把别人的感受和痛苦放在心上。

三

在封建宗法制社会中，讲究的是母以子贵，因为传宗接代、光耀门庭的重担全落在男子肩上。按理皇家更是如此，在一众嫔妃中，谁得子，谁就有出人头地之日。不过李宸妃却没有，她这个当母亲的不仅没有显贵，而且即便孩子就在眼前，也无法相认。缘由是她身份卑微，只是侍女，所以尽管生了儿子，也归他人所有。设想如果章献皇后自己有儿子，就不会把李宸妃的儿子据为己有，即便李宸妃生儿在前，因为是庶出，也不可能占了太子的位子。不过在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中，一切都反过来了，正是刘妃有儿子，所以要先害死李宸妃之子。在权力场上，顶峰就是险峰，与绝对的权力相伴的是巨大的诱惑和风险。总之，普通人家的亲情和日常的社会伦理，到了权力中枢就完全变味。例如在唐代宫廷，手足相残，母子相害之事接二连三，武则天为了攫取最高权力，逼死亲子李贤，这种情形到了宋代似乎有所改善，除了斧声烛影有点捕风捉影，之后的权力交接虽然剑拔弩张，但是没有那么血淋淋。真宗驾崩，仁宗年少，刘后垂帘听政，杀伐决断很是神武，于是有大臣撺掇太后仿效武则天，取而代之。权臣程琳曾献上《武后临朝图》以供参照，太后将此图扔在地上，称：“吾不作此负祖宗事。”以表明立场。

刘太后是否有过觊觎大宝的念头？正史讳言。但是在《宋史》有关鲁宗道的列传中略有透露——刘后曾问他对武则天如何评价，作为参政知事的鲁宗道秒回应：“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想必在简短的回答之前，他早就有思想准备。鲁宗道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义正词严，不能有任何犹豫，不能搞理中客（如替武则天摆几分功劳，再说几分过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打消刘后可能的篡位念头。虽然一方面朝中有佞臣劝进，但是像鲁宗道这样立朝刚正的大臣，宋代还是有一批的，像范仲淹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匡正天下社稷为己任的士大夫绝非凤毛麟角。设想如果与刘后互动的官僚都是阿谀逢迎之士，情形就完全两样了。表面上看，鲁宗道这些大臣好像只是忠于赵家天下，如果他们头脑灵活一些：忠于谁不是忠于？谁当皇上不是皇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就会是另一番局面。其实鲁宗道等并不是愚忠，他们恪守规矩和秩序，求道不求官。应该说忠于规则和忠于权力是有区别的。规则的实施有时虽然要倚仗权力，但是权力一旦不受规则约束，就会给国家社稷带来灾祸。规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契约。这是某一群体共同认可的行事准则，不能朝令夕改。其实类似的观念认识在战国时就已经具备，当时的稷下先生如宋钘、彭蒙、田骈等就“圣人之治”和“圣法之治”孰优孰劣有所探讨，并认为圣法之治可以获万世之利。

话题还是回到刘后，她虽然未有篡位，但是霸占他人骨肉，心安理得，以至于真宗前脚宾天，后脚就让李宸妃等去守陵，连李宸妃去世也未当回事，打算草草料理。于是宰相吕夷简看不过去，发表了一通意见，意思是宸妃躬育圣主，不能草率从事。刘后专门召见吕夷简，问道：“相公欲离间我母子耶？”吕夷简说道：“陛下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也，丧礼宜从厚。”也幸亏听从了吕夷简，以一品礼殡规格厚葬，并且以水银防尸体腐败，才避免了日后的麻烦。后面的故事虽然不像狸猫换太子般惊悚，也足以警世喻世醒世。刘后去世后，有人告诉仁宗生母真相，并称李宸妃死于非命，仁宗悲痛难止，一面派兵包围刘氏家族，一面开棺验尸，见死者玉色如生，衣冠庄重，才确认不是被人害死的，否则刘氏族人恐怕要遭殃。

刘后厚葬李宸妃的一系列做法虽然略有弥补，但是民间并不认同，所以在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中，她必然以阴险狠毒的反面角色呈现于观众面前。

四

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虽然在《三侠五义》中基本定型，但是不可能一蹴而就，于是自认有“考据癖”的胡适专门为《三侠五义》作序，对故事的演变过程做了回溯。在序文中，胡适认为历史上的包拯，刚正清廉，笑比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所以成为民间传说中理想的清官，也使包拯成了一个箭垛式人物，人们把许多奇案的侦破都归功于他。《三侠五义》中，除了狸猫换太子，其他一些故事如乌盆案等，也是从民间长期流传的包公戏和包公案等脱胎而来的。不过就狸猫换太子而言，最早的故事线索，是来自元杂剧的《李美人御苑拾弹丸，金水桥陈琳抱妆盒》，说的是刘妃让使女寇承御将李美人的儿子骗出来弄死，寇承御不忍这么做，遂交给陈琳藏在妆盒中送到南清宫八大王处抚养。后来李美人的儿子长大成人，继承了王位，才母子相认。整个剧本从头到尾没有包龙图什么事。不过包公既然是箭垛式人物，这个故事早晚会辐射到他身上。于是到了明代，这样一个夺嫡的故事果然被《包公案》收编。宫廷权斗一旦进入故事，就不会按照历史脚本走，而是按故事自身的逻辑演进。在包公案中，最有戏剧性的关节在于调包，即刘妃和李妃同时生产，不过刘妃生的是女儿，她指使太监郭槐将自己的女儿和李妃的儿子调换，这样就有了若干年之后，桑林镇半盲老妇（李宸妃）告状，包公断案等相对复杂一些的情节。为了让郭槐招供，包公甚至和仁宗皇帝一块儿装神弄鬼，进入阴曹地府，仁宗扮阎罗，包公扮判官，总算吓得郭槐说出实情。结局是刘妃赐死，郭槐受鼎镬之刑。也就是说在明代，宫廷夺嫡的故事演化为调包计，那只狸猫还迟迟未有现身。

不知胡适先生为何要批评包公案是“一个不懂得历史掌故的人编造出来的”，难道人们最热衷看、说书人最热衷编的宫廷密闱故事的前提条件是要符合历史掌故吗？如果是这样，就不可能有后面狸猫换太子故事的面世。应该说故事的流传有自己的生命和走向，也有自己的时代氛围。宫廷生活越是神秘，在民间的流传就越是离奇。狸猫换太子的出笼就是这样把一个宫廷夺嫡的故事演变到了顶峰。

不过以狸猫来调包太子的情节最初出现在什么时候，可能永远是一个谜。反正石玉昆在《龙图公案》或《龙图耳录》中，已经把这个故事讲得有模有样了。也许石玉昆就是狸猫换太子的创造者。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即它是包公案从明代到清代的二三百年的说唱文学中逐渐生成和丰富起来的，石玉昆只是集大成者。按当年钟敬文先生的说法，狸猫换太子是流播于东西洋各地的民间故事的一个翻版。因为国外许多民间文学中都有类似的调包情节，即以猫狗来替换婴儿或小王子，这在某种意义上似孕育了结构主义叙事学，即故事的基本角色和若干功能会推动着情节朝更加复杂或扑朔迷离的方向演进。至于狸猫是出现在明末、清初还是晚清，都无关紧要。

胡适写《〈三侠五义〉序》除了梳理该书的流传和成形过程，并对其中狸猫换太子、乌盆案等故事做个案分析，其实还另有深意，他想就此印证中国的古代史中许多传说和民间故事遵循的是同一个逻辑，这就是添枝加叶的逻辑，例如就拿古代的井田制来说，胡适认为孟子只说了几句不明不白的井田论，后来的汉儒，你加一点、他加一点，三四百年后就成了一种缜密的井田制度。另外，上古尧舜禹之间的禅让之说也是添枝加叶的产物——胡适想说明，有关上古的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有许多共同点，不能轻易把传说当历史。

胡适有考据癖，其实俞樾在这方面更是功底深厚，朴学大师并非虚名。他不仅对《三侠五义》有兴趣，对包括《三侠五义》在内的民间说书艺术也颇有研究。民间故事能广泛流传，借助的是各种曲艺和说唱，而其中平话传播最广。因为平话只需说书人一人表演即可，省却了各个角色的扮演和弹唱的功夫，是娱乐和传播成本最低的方式。

俞樾翻阅《永乐大典》等典籍寻找平话的源头，认可其兴起于宋仁宗年代的说法，因为那时“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这一推理的基础是平话应该兴起于太平盛世。如果说唐代尚未有平话这类通俗文艺形式的记载，那么五代十国战乱频仍，没有这样的闲适时段，只有到了宋代才有可能。宋代的天子都雅好文艺，到仁宗年间，连武官上朝说话都文绉绉的，一通拽词，弄得皇上都腻歪。在这种情景中，民间通俗文艺不兴旺都不可能。陆游有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似描绘了这样的场景：乡村的黄昏，一天劳作下来的农人聚在苍老的大柳树下，听评书艺人说古道今。不过在宋代，人们可以大讲汉唐传奇，毕竟不敢将当朝天子纳入故事中，所以到了元代，前朝历史就进入了演义，并按故事的逻辑演进，以至于弄得俞太史好生不安，亲自下场，也顾不上文体是否统一，在小说中直言：“何尝有狸猫换太子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