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伍尔夫早在百年前就提点过：女儿是通过母亲认知世界的，尤其在父权世界里，母亲的言行身教或直接、或隐秘地决定了女儿、乃至未来子女的母性和女性意识。随着女性意识的崛起，关注母职、女性自我成长、女性担负家庭照护责任、家庭暴力等题材的文学作品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在日益增多。每逢五月母亲节，亲子书单总是最受关注的，细看就会发现：母女关系尤显特殊，令人瞩目的文本不断涌现，以文学特有的方式展现了各式各样的母女纠缠。

不妨先从较为家常的画面开始，比如2023年出版的中国作家李婷的《在小山与小山之间》，主人公是在日本留学、结婚、怀孕的女儿，母亲执意去照料，母女在这段相处中消弭了旧日的情感隔阂，母亲坦陈了计划生育时代意外丧子的打击，女儿也认识到自己长久以来得不到母亲的认可，因而变得自卑、顺从，在处理婚恋问题时一再挫败。“明明有太多事情我们应该谈，但我们都在回避。比如她给我的伤害，她知道吗？因为她在我的印象里总是挑剔、总是消极、总是抱怨，所以我不擅长和人相处，也害怕和人亲密。”故事终止于母女二人告别表面有礼有节、内心霸道自私的律师丈夫，离开了三十平的小家，共同生活。虽是一种和解、一种成长，给出了积极的讯号：两个母亲就是两座小山；但也暗藏了危机：母亲那一代人的创伤、母亲本人的性格缺陷都已在女儿的内心留下了伤痕，这样的女儿能否在养育下一代时摒除既有的阴影？

另一个母女重逢的故事是去年出版的澳大利亚华裔女作家欧健梅的《冷到下雪》，母女分别从各自生活的城市出发，同去日本旅游。小说站在极具人文素养、审美力极高的女儿的视角，用舒缓、绵密的语言描绘出一个安静、隐忍、顺从的母亲形象，两代人在各个方面都是疏离的，交往的方式相当清淡。因是旅游，场景多半是美术馆、展览馆、温泉旅馆和购物场所，两人的步履和眼神并不合拍，血肉相连，回忆重叠，却始终貌合神离，在聊到织物、灵魂、美等非日常性的话题时，读者能强烈感受到这样的母女关系更像是建立于形而上，事实上已无法落实在衣食住行的日常层面。母女间终究没有畅所欲言，但又好像是一种外人无法企及的默契。女儿所思考的母女关系，从某种角度上说并不是针对她们自身个体的，而指向一种理念上的母性延续。她始终在观察母亲，在想象母亲，同时也在想象自己的女儿，“我要是有个女儿，我的生活方式或多或少会变成她的生活方式，我的记忆会变成她的记忆，她对此别无选择。”换言之，这篇小说并不旨在写尽这对母女的故事，更像是女儿在母女同游时的一次漫长的思考。耐人寻味的是，这样富有人文气息的母女度假在文学层面很成功，却会让某些读者无法认同，觉得母亲是在附和、顺从高品位的女儿，女儿有意无意地摆出了高人一等的姿态，哪怕她的本意是真心真意地与人分享。而这恰恰可以引申出一个更大的问题：每个人认可、渴望的母女关系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母亲和每个女儿都不一样，那么，当我们讨论母女关系的时候，究竟要期待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吗？有没有所谓的正确关系、完美关系？文学的意义不就是给出标准答案之外的可能性吗？

上述两本都是酷似自传体的小说，但并不是非虚构。在这个领域，自传体回忆录是最常见的体裁，生育、死亡则是引发写作激情的两大主题。因为养育孩子的多半是母亲，所以母亲常常是女儿最早模仿、顺从、反抗、甚至憎恶的对象，女儿在时代中进步，往往比他人更能觉察到母亲的落后、软弱、虚伪、甚至不堪。

文学史上不乏坦言自己不喜欢母亲的女作家，比如波伏瓦，她对母亲的不满详见于《青春手记》《一个女孩的规矩回忆》，但到了母亲临终时，波伏瓦难以遏制悲恸，在情感上达成和解之外，还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了临终照护的意义，思考了医疗和伦理问题，特别是母亲不肯领圣体时，令她反思了宗教对生命的意义，一气呵成写成了自传散文《她在弥留之际》，并最终将更多的、宏观的、哲学的思考汇聚在了《论老年》这部堪比《第二性》的著作中。

另一位和母亲唱反调的女儿是铃木凉美，她因《始于极限》而得到中国读者的关注。在导师的点拨下，铃木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弯路的起点在母女关系上，许多问题未曾厘清。曾有清高诗情的母亲去世后，铃木慢慢隐退出了夜世界，反抗的对象消失了，似乎也就不用再做无谓的叛逆，她在《恶女书架》《资优》中回顾了拥有美貌和才情的母亲带来的无形的压力、刻意的教养，反思了自己在性观念等问题上的盲区。

母亲未必用温柔来表现爱，儿女常常是母亲情绪的垃圾桶，在不同的国家文化中，有的母亲既是父权的牺牲者，又代表父权给子女带来压力，还有的母亲有充分的主体意识，养育子女时却也因此失职，不能全情投入，母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由母职和女性自我成长之间不可调解的矛盾引发的，母亲会下意识地在女儿身上投射自我的意愿，甚至无法感受到那也是一种情感绑架。在这个层面，韩国的崔至恩《成为母亲的自由：我不想当妈妈》、韩国的金志允《母女的世界：爱与憎的矛盾体》、日本的信田小夜子的《别了，母亲：守墓女儿的决断》、德国的安克·伊丽莎白·巴尔曼《情感暴力》等非虚构作品给出了非常多的案例和理论，令人震惊：原来有那么多隐没在家常琐事中的负面情绪，那不仅仅是个别母亲或女儿的问题，究其根本是整个社会和历史酿造出来的苦酒。

相比而言，美国女作家薇薇安·戈尔尼克的非虚构作品《你为什么不离开我的生活》是比前几本更复杂的作品：母女间和平共处多年，表面并无龃龉，但母亲坚信自己得到了理想的“爱情”，因而放弃了自己的独立和职业梦想，她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自我说服实际上拉低了她对其他女性、其他生活方式的包容度。作者站在女儿的角度，回溯了母亲和邻居内蒂——年轻、风流、守寡的单亲妈妈——在女性气质方面的纷争，其本质是两个成年女性在争夺对少女的影响力，想把自己在美丽、美德等方面的人生经验灌输给“我”，从而获得更充分的自信，好像她们那样活才是唯一真理。接着，高等教育带来了母女在智识上的悬殊（这一点和埃尔诺、波伏瓦、欧健梅笔下的母女关系非常相似），与此同时，女儿经历了三段失败的情感关系，意识到女人一旦进入婚姻就有表演性，似乎越来越懂母亲了，但也越来越不能接受母亲的情感方式。这个女儿要带着母亲共同生活下去，但母亲进入晚年后也在逐渐接受时代和文明的变化，最后反问女儿：你为什么不离开我的生活？

顺着这个思路反思母亲的一生：成为母亲，是否也意味着开始另一个自我的编纂、表演、反复认证？对母女关系的反思不只是女儿这方面发起的，当女人坦陈自己不享受当母亲、或受母职所累时，为什么总是受到外界的抨击？蕾切尔·卡斯克《成为母亲：一个知识女性的自由》功不可没，相形之下，中国素人作家乌冬的《海象日记》更幽默风趣，自然也更受人欢迎。这类自传体写作只是非虚构类型中的一种，还有一种更惨烈的写实主义，比如日本杉山春的《育儿放弃》。

或许虚构反而能给予更大限度的自由。曾以《我的天才女友》获得极高关注度的意大利神秘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就以母亲的视角写了优秀的小说《暗处的女儿》，故事很紧凑，铺展开的却是三组母女的故事。开场是空巢母亲利用暑假去海边度假，悬念很快落在另一家游客的孕妇和女儿身上，但反转突然出现，母亲第一次坦陈自己曾抛弃过孩子……当年，她在育儿中无法专心学业，女儿成了拖累，但自由的代价是更大的负疚，她回到孩子身边，但创伤已烙定。母亲并不认为女儿是完美的，“我看着埃莱娜，虽然她自己待着，但她的祖祖辈辈都包含在她身体里，想到这一点，我就有些厌恶，尽管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很反感。”另一个女儿呢？“我觉得她很轻浮，是的，轻浮、乏味。”这位母亲反思了自己的母亲如何心怀不满地生下自己，“我怀疑她在怀上我时，就已经开始逃避我了”，似乎找到了问题的源头，但又完全无解。

费兰特笔下的母亲曾和一位父亲聊起儿女，“有时他们喜欢用拥抱爱抚表达情感，有时则试图从头到脚改造你，重塑你，就好像觉得你长歪了。他们要教你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你应该听什么音乐，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用什么词语，不应该用什么词语，因为那些词已经过时了，没人这么说了。”这段话，或者说这种苦涩的感受，适用于上文提及的每一本书中的母亲——无论她是生活在纽约的犹太人、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生活在男权压制极其严重的韩国人、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华人……身为父母就要面对来自孩子的压力，无论是父是母，无论是儿是女。

值得深思的是，相对于母女关系，母子和父子关系的叙事相对稀少，虽有菲利普·罗斯的《遗产》珠玉在前，后有克瑙斯高的《我的奋斗》重磅出击，我们最熟悉的似乎依然是朱自清散文里那位去“买橘子”的父亲，《傅雷家书》依然是父子情深的代表……相比于母亲，父亲在文学中的形象更模糊，和亲情、爱情、养育的关系微乎其微，随着时代发展，这种缺失感似乎越来越严重了？

人生的命题逃不开生、老、病、死——只有母亲全部体验到了。毋庸置疑，疾病和衰老，也是这个领域的书写的重头戏。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学家刘绍华所著的非虚构作品《病非如此》，记录了自己罹患癌症后，和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彼此陪伴，从彼此身上获取了新的生命感悟。

亲情并不会因为有血脉相连就必定温柔有爱，但人类期许有爱，有保护，有正义。从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写婚姻和恋爱，到伍尔夫写家人流散的哀歌，再到琼·狄狄恩写丧子之痛，再到张爱玲的小团圆，再到普拉斯自杀时隔壁的一双儿女，再到托尼·莫里森的《宠儿》，再到门罗和女儿，再到李翊云……爱和痛总在重复，因为有爱，所以才痛。在这个世纪里，女性书写的方式和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和扩展，爱和痛都需要独有的语言去描绘女性独有的感受，那不仅是女性、女儿和母亲的精神财富，更确切地说，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通过文学去认领人性更多细节的过程。因此，母亲节的书单必定成几何倍增长，而获益的受众绝不可能、也不应当仅限于女性。

（作者系翻译家、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