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8年7月，我和爽姐在《收获》杂志与清华大学组办的“青年作家工作坊”第一期班上见面。那之前几天，我们通过朋友圈点赞，发现她要好的哥们和我要好的姐们是一对恋人。而我在新疆的一个朋友，也是军嫂，曾编过爽姐的书稿。

用爽姐的话说，就算不在清华我们也会在某地相识，时间早晚的事。这一年多我们没再见过面，保持着微信联系。我虽然姓董但不懂的很多，不时向她求助请教。她每每有求必应，不管手头在忙什么，总先回复再耐心做答。

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后，郭爽在新快报社工作了四年，在南方都市报社工作七年，期间她做记者的时间不超过两年，其余时间在当编辑。对我这样的外行来说，分不太清记者和编辑，好像在报社工作就是做记者，其实不是这样。郭爽说有本侦探小说叫《诗人》，里面对记者、编辑分工的描写很准确——编辑在动脑，手里拿着鞭子，而记者在外面到处挖料。郭爽自喻就是那个不断在动脑，打电话哄骗记者为了稿子威逼利诱的人。

在刚开始工作的三个月，她一直在跑突发新闻，采访城里发生的重大事件。要说印象最深的采访，或对她产生深刻影响的经历，恰恰就集中在这三个月，做突发新闻的期间。

那时，郭爽分到的基本是命案采访，或者重伤采访。她曾去被围蔽的城中村采访自杀的外地人，去医院采访被小偷报复刺成重伤的环卫工人，老城区不想继续治病而跳楼的老人……还有更多复杂的案情，涉及情欲、伦理，而那些命运漩涡中的人常常只拿出自己“唯利是图”的一面示人，是非对错无比浑浊。这所有事都是郭爽没见过没想过的，但吃这碗饭就意味着她要拿到消息源，写出报道，硬着头皮也得上。

那时郭爽21岁，从小生活在比较封闭的环境，大学又在厦门这样一个安逸、不张扬的城市，无须接触过多人。而广州那个大都市一下子把她拽向地面，强迫她像学习粤语一样学习展开远超预料的生活，在强烈冲击下度过工作的第一年。

在纸媒的日子，郭爽基本上一直在适应，也一直不适应。身为记者她不喜欢采访，不管是要求最快、最准确，多方地打探消息，还是跟名人面对面地访谈对话。那时候的她不信任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做记者两年后迅速离开转做编辑，也是一种应激反应。

2009年跳槽去南方都市报，于她而言并非“人往高处走”，只因为那时她在中山大学读研究生进修班，而南都在招副刊编辑。她觉得副刊应该很静态，就去了。事后看来这些都环环相扣，如果不去读那个英文进修班，她之后可能也不会去德国。

在南都，因为郭爽是做新闻出身，领导很快把她调去了新闻岗。虽是文化新闻，但也要做专题、做特稿、抢专访。作为编辑，最累时她一个人面对六个记者，也够不可思议的。这样的工作状态一直持续到2014年，她来到职业的分水岭。

在她印象中，2014年之后所有事情都不好玩了。之前支撑她干工作的热情，是去发掘被遮蔽或者萌芽状态的新人和新事物。当时还没有“表情包”这个热门词汇时，她就策划过表情包的专题（那会儿还叫GIF动图）。她为作家、画家、舞者、学者，还有在农村或者小地方做事情的人策划专题，为了通过选题会跟领导辩论甚至吵架。那时她与大家都在践行朴素的媒体价值和标准，就是希望好的作品和出色的灵魂能被看见和发现。但2014年后，郭爽能感觉到自己周围的气氛和人在起变化。偶尔她会出去参加一些活动或者采访，年轻记者看她不断做着笔记会说，你这么认真啊。这样的话让她感觉到这个行业的规则或者玩法已经变了。追求质量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还不一定带来好处。那些心已经散掉的记者们只比郭爽小几岁，面对买房买车的生存压力更大，她能够给予部分理解的同时却也心生退意。

2014年，郭爽开始找工作。最接近彻底离开和转行的一次机会，是去香港面试一个类似非政府组织的机构。领导是位五十来岁的女士，和郭爽很投缘，薪资什么的一下就谈好了。最后她说，你要想好了，来的话也许要又一个十年，这真是你想做的事吗？

郭爽回家考虑了几天，莫名其妙就给那位女士写了封邮件，说我最想做的事应该是写作吧，如此没去香港。

那时候她的家属在创业，她不能马上辞职，就又拖了两年。尽管她已经非常明确这个行业不会太好了，也明确了写作的意愿，但选择依然是多项的：是去另一个当红的行业？比如影视，或者像有的同事去三大互联网巨头做公关？还是就不要考虑这些了开始写作？

2014年，郭爽申请到了德国的项目，2015年去了两次德国，2016年辞职，2017年又去了一次德国。时至2018年，我们在胜因院21号楼的长桌上聊起她的《九重葛》《饲猫》和《拱猪》。

曾问郭爽，她身上那股石头里包着火的劲头从哪儿来（除了天蝎座自带的魔王属性）。她笑称隔代遗传。他爷爷是一名军医，朝鲜战场上，爷爷自己给自己割过阑尾。后来她看过一个资料，有位苏联军医这么干过。60年代，爷爷转业去了贵州，一家人就此落在当地。我笑称她身上有无国界医生的气质，她说那不会，我晕血。

2018年秋冬，《正午时踏进光焰》出版。书名就像她给我的感觉：磊磊光明。狄兰·托马斯是如此元气淋漓的诗人，郭爽的人和文字却近似我对W.H.奥登的想象——温和理性、无自毁倾向。奥登提携过很多年轻诗人，战争时期为了帮助托马斯·曼全家取得英国入境证，与托马斯·曼的女儿结婚，在给她的信中写下一首题为《代价》的短诗。之后，他还帮助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逃到了美国。

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这首诗的结尾处，奥登写道：

我，如爱神和尘土，

有着同样的躯体，

围困在同样的

虚无和绝望之中，

愿我献出肯定的火。

而在《正午时踏进光焰》一书的尾声中，郭爽写下“要爱就爱活着的肮脏的人”。

广泛阅读西方经典和游历的背景，使得她的文学表述口吻不是来自模仿，而是来自真诚的世界观。与此同时，这也带来了她写作里敏锐的部分——人心的细微震颤。

在读《九重葛》时，和郭爽谈起对她语言的感受，认为其中有古代文学的功底。她聊到小时候背过很多古诗，但从8岁开始，她读的小说几乎都是国外的，骨子里对小说、对人的理解是西方现代的，也包括看待世界和事物的角度。从现实经验来看，从爷爷辈的省际移民开始，他们就已斩断了和家族的紧密关系。在家属院，身份分层的松散关系和亲戚不在身边的状况，也让她觉得婚姻无需考虑除了对象本身之外的什么。加上和她父亲之间也不太像传统的父女，使得她精神上的自由度更高，和所谓传统的经验保持了微妙的距离。

今年，她入选“水手计划”，去日本研究远藤周作和“战后”一代日本作家的轨迹。郭爽讲她之所以做这个选题，正是因为她有很深的困惑。她觉得自己深受西方文明影响，但年龄越长却越思考这背后中国性的一面。写《九重葛》时正是她困惑得比较厉害的时候，所以跟她之前的小说相比，行文是收敛的，她想在语言里建立现代的却又与中国古典不间断的审美状态。她敬佩远藤周作的一点在于，他通过宗教透视了日本现代性背后的复杂与悲哀。而在远藤周作写作的后期，他的思考也有了转向，写了《武士》等历史小说。去日本，或者说通过写日本，她想思考——现代性到底是什么？

讲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剧《坂上之云》中，志在改革俳句的文学家正冈子规，在说到日本将不得不与中国切断文化脐带之时，念起一首俳句：

空山狂风起故乡田间的樱花啊

如今可已飘零

那刺透荧幕的痛感，令人印象深刻。

多年前，郭爽在做记者时参加过一次国际版权大会，很多英美顶级出版人汇聚广州。这也让郭爽思考，在很多西方人眼中，中国的文明很像孤岛，虽然也是多元文明里的有机组成部分，但真的能撼动外国人的灵魂吗？全球化已是现实，而中国当代写作的可能性在哪里？偏巧，郭爽就身处这罅隙，在接受滋养与质询的同时，期许着自己找到并写出不可磨灭的东西——一种不是理想主义的想象，而是真正不可磨灭的属于人心的东西。

朋友曾问我和爽姐喜欢哪位剧作家，我俩同时说，契诃夫。今年三月，她和朋友做了关于剧本《樱桃园》的对谈。最近，我们再次聊起契诃夫，说到汉诺赫·列文的《安魂曲》。

对爽姐而言，跟当代的剧作相比，《安魂曲》是挺古典的题材。恰恰在其间，可观看到现代刚刚来临时人的状态，那时人跟神还没有脱离。而那可能是人的好时光？既不是旧约时代处在上帝全然统治和喜怒无常中的恐惧蒙昧时期；也不是进入现代之后，工厂取代自由民，人开始个体化，原以为颠扑不破的价值摇晃粉碎。那是在个人和上帝的关系如父如子的微妙时刻这个背景下，人类刚刚成年时创作的戏。

这段话是我目前听到的关于《安魂曲》最动人的描述。我也曾在剧中获得安慰，当怀抱死婴的少女向老人发问，当那首诗被吟诵。这让我知道，人的痛苦终会被看见以及照拂。包括文字在内的艺术的漫长工作，不也正如诗中所说？

当我眼神黯淡时

请将我死去的眼睛

收进你睁开的双眼

并将我失落的目光收进你的胸膛

请给我腾个地方

因为天冷

因为我深深眷恋你的温暖

现在离你远去了

不会再来

只有我死去的眼睛在你注视的双眼中

在你活着的双眼里是我死去的眼睛

再活上片刻

只要

你也还活着

只要

你会记得

只要

为此，我问爽姐怎么看“何以安乐，唯顾念他人”这句话。爽姐说，从写作角度讲，那个顾念他人，可能意味着对世界还有好奇和包容吧。如果有一天她真的不写了，可能会致力于帮助年轻人。教育也好，基金会也好，总之是让人的才华不要被埋没。

在爽姐身上发生的事，比如从童年开始阅读经典，以及很早结婚、生活安定，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她没有那么“破碎”。而日常生活的滋养，也让她的精神世界看起来并不拧巴。平时她沉迷生活细节，乐意把自己的小家和生活安排得很有滋味。她最拿手的菜，据她的家属说是鱼：煎白仓。尽管目前还未吃到，但我坚信口感惊艳。尽管就那一周的朝夕相处，之后相隔大半个中国，可她结结实实地在我身边，比我更了解我的所想、所惧与所爱。

最近几次联系，每回打点都落在爽姐说要买菜或者做饭这件事上：蒸肉饼、烤羊排、烤鸭……

回味无穷。

我们的闲聊偶尔严肃一次，那回从奥登聊到艾略特，继而谈到战争。她说维特根斯坦“一战”时上前线，不断读托尔斯泰的书。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战壕里没有无神论者。郭爽说。

暴雨欲来之际，东方也有一位李叔同。那一代人与我们不同，郭爽说，他们面对的是战争和秩序洗牌。

那我们呢？

齐泽克今夏接受中国媒体专访，长达两万字的对谈中，他首先谈到“至少在三个层面上，我们正向末日靠近”：一是人人皆知的生态破坏；二是新型的数字控制；第三，大意是巨大的阶级分化、阶层鸿沟的加深。

戴锦华也曾在多个场合谈到大时代的来临，每个人被迫迎向那个无可避免的时刻，做出回答、选择，并实践自己的选择。这一轮改变人类生产环境以及社会生态的技术革命，其最大特点是在世界范围之内完全未经抵抗，始终未经讨论。技术革命本身并不可怕，但它只为资本所掌握，而资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欲求永无止境，而且到目前还没有能与资本互相制衡的力量。

资本主导了我们每一个爱恨情仇、生离死别的时刻。曾经关于生化、人工智能过于激进的思想，如今都已变为现实，在人类追求以技术完善自我时，也开始了自我抹除。当经济危机再度来临，难道付不起房贷的收房，付不起肝贷的收肝？环境与能源所标示的文明玻璃穹顶，能拦住那收不住的发展雄心吗？谁又甘心做《我愿意学习发抖》的第一篇里那从金子换了石头后开怀大笑的汉斯？

郭爽最喜欢的作家是卡夫卡，在她看来，没有第二个人像卡夫卡那样看世界，提供了一种非常个体化的、跟托翁或陀氏带有普遍经验的不同的目光。他在文字里提出了现代的启示或者说梦魇式的预警。此刻，却是欢欣、期待远大于疑虑。

当有人问及此种情状下我们该做些什么？一位老师的建议是多看电影、多读书，为迎向那个别无选择的时刻做准备。不在于逆转这个局面，而是停下来，思考我们因此失去了什么？什么情感内容蒸发、消失，且不复存在了。

也许，那些已经消逝或摇摇欲坠的，就是不可磨灭的东西。在郭爽看来，历史是时间的局部，可能在以后的人看来，我们的社会结构和现状都已失效，只有人的内心活动还是真实的。即便未来人工智能机器人也成为地球居民，人是什么会重新被定义，但“人”是不会被清零的。

聊到看待一个作品的标准，郭爽说她的观点是，里面的人不能随便死，不能作为一个角色随便死。尽管世俗世界是权力结构的世界，作家如果不能跟权力挂钩，他的话语就不“重要”，但作者仍然要努力将那些该讲的话讲出来，在不断垒砌的高墙壁垒之间“捎话”，为人发言。

“明明已经有那么多危险又不可控的东西来了，但人不可能就放下纷争。”这是我们那天聊到烤羊排之前，她的一句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