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柯灵先生

晓歌（摄于2004年3月）

晓歌致徐开垒书信

再过十天，《文汇报》将迎来八十华诞。

创刊于抗战烽火中的《文汇报》，自1938年1月25日以来，从最初帮助市民了解时事新闻、关心战况，直到今天的人文大报，历经坎坷，栉风沐雨，其间涌现了诸多名作家，同时也培育了众多的文学青年。

本报今日刊发的柯灵先生提携晓歌的往事，即是其中一例。

柯灵（1909—2000），中国著名电影理论家、剧作家、评论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主编《文汇报》副刊“世纪风”“读者的话”等，解放后曾任《文汇报》副社长兼副总编。

在柯灵漫长的文学生涯中，有一批青年作家追随着他，他们之间保持着长久的友好关系。晓歌就是其中一位重要的青年作家。

晓歌（1920—2005），祖籍广东中山，本名徐光燊，常用笔名坦克、绿阶、越缨、屠龙士等，活跃于1940年代的上海文坛。解放后转行淡出文坛，间或有零星作品发表。

一

晓歌与柯灵的交往始于1938年《文汇报》创刊之年。当年11月2日，晓歌以笔名“坦克”在柯灵主编的《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发表散文《飞》，两人得以相识。晓歌与徐开垒、何为等人有着类似的人生背景，他们把在《文汇报》文艺副刊发表作品、认识柯灵当作自己文学创作道路的起点。

晓歌读高中时，出于时代的影响和自己对文艺的爱好，开始写些短文向报社投寄。他认准把稿子投给时人认为进步类媒体如《文汇报》等报刊，于是认识了《文汇报·世纪风》主编柯灵。

柯灵不仅鼓励晓歌向进步类报刊投稿，还指出他最初的笔名“坦克”欠文雅像外号，由此产生了沿用终身的笔名“晓歌”，本名徐光燊则成了“曾用名”。

在柯灵的提携下，晓歌从《世纪风》《浅草》《草原》一路走来，对写作能力的提高和作品的发表帮助颇大，以致成了《万象》杂志的基本作者。柯灵在《万象》“编辑室”里不吝篇幅多次推荐他的小说，在评论晓歌第一篇自杀题材小说《愚人节》时说，这是他“以微妙的笔触，揭发人生的创痛”的“意境深远的作品”。

除了写作小说、散文及文艺评论，晓歌在其他领域也有所涉猎。有趣的是，晓歌以本名徐光燊在《万象》（1944年11月号）“剧坛往来”发表与剧作家李健吾探讨话剧的书信往来，他自称“艺术的学徒”，以信为文与李健吾探讨其发表和演出的四个戏剧。晓歌下了很大功夫，在长达近五千字的篇幅中对李健吾的四出剧作指陈批评：“你在创作过程中所运用的‘浪漫蒂克’的思考逾越了任能容受的限容，故事的发展因缺乏自身的修改（或是说内省的修改），往往破坏了既创造底效果的统一。”该刊同时刊载了李健吾态度甚为谦恭的回应。李健吾当时除了在《万象》发表作品，还协助柯灵向他人约稿和审阅修改来稿，因而晓歌与李健吾实为相互“唱和”。由此也可确定，晓歌在1940年代中期已表现出成熟作家的素养，且已有一定的知名度。

二

抗战胜利不久，柯灵在其《关于〈作家笔会〉》一文中写道：“去年冬天，我曾经为春秋出版社编过三本书，是：晓歌的《狗坟》；石挥的《一个演员的手册》；还有一本，就是《作家笔会》。”其中，短篇小说集《狗坟》正式出版时改名为《黄金时代》，时为1945年10月25日。

晓歌在1945年10月28日的《文汇报》刊文《关于“黄金时代”》，讲述了该书写作的缘由：“孤岛沦陷后一年，柯灵先生接手主编商业性的综合杂志‘万象’。他示意叫我写点小说，于是我写。在一年半中，我陆陆续续写了十多篇，其中部分发表在‘万象’上。一部则因篇幅太长，在稿件篓中坐无期徒刑——现在总算使他们重光天日——站在报摊冷冷的角落里了。”

晓歌在柯灵接手《万象》编发的第一期即以其短篇小说《愚人节》登场，成为柯灵的“首发阵容”。随后，晓歌以各种笔名在《万象》发表短篇小说9篇，其他各类作品19篇。《黄金时代》收有短篇小说11篇，其中5篇首发于《万象》。

晓歌主要的创作成果和社会影响主要在1945年以后，即《黄金时代》的出版成为他更高的起点。在写于1983年1月的《雪泥鸿爪忆当年》中，晓歌对自己在“孤岛时期”的文学创作作了较系统的回顾：“在抗战胜利以后到上海解放这几年内，在柯灵同志主编的几种报刊上，我写了数量较多、内容较有分量、形式多样化的作品（这是与过去之我比较而言）。如果现在还被有的同志偶然记起，恐怕主要是后一个时期的作品所造成的影响吧。”

这一时期，晓歌在《文汇报》《新民报》《文艺复兴》《文艺春秋》《周报》《文萃》等报刊发表作品，有小说、散文、时评、书评、乐评、影评、剧评等，题材广泛，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他跟随柯灵从《文汇报》“读者的话”到《新民报》“十字街头”，发表了大量时评。他参与李健吾剧作《和平颂》的论争，评介杰克·伦敦的《雪虎》，引发了译者蒋天佐等人的商榷。

在论及1940年代上海文坛的文学史论著中，晓歌作为新晋作家常被提起。韩国学者申东顺认为，“徐光燊自杀题材作品背后的意蕴是相当丰厚的，对战争时期沦陷区文学的‘死亡’主题的开掘，是一个重要贡献”。陈青生在《年轮——四十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学》一书中，提出晓歌的“这些作品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关注和思索，尤其表现了对旧社会、旧风气的憎恨，对善美人性的赞扬。除了取材广泛，晓歌的小说作品注重从典型事件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和精神，不追求情节的曲折，但结构紧凑精巧，文笔清新简洁”。

三

晓歌与《文汇报》文艺副刊及其历任主编多有联系，前有柯灵、唐弢，后有陈钦源、徐开垒。他在《文汇报》发表文章，始于1938年9月17日刊于副刊《灯塔》的《三房客电气化起来》，终于1985年12月，长达五十余年，多达七十余篇，主要集中于上世纪40年代。上海解放后，晓歌从上海华东新闻训练班学习结束后参军，仍在《文汇报》发表小说，如以人民解放军连长为主人公的《手表》（1949年12月20日）。《文汇报》老报人张香还当年曾在湖北孝感与刚分配来的晓歌等人在同一部队到大西南剿匪，他回忆道：“晓歌的笔是很健的，在行军间隙，还在为上海一份以进步著名的民营大报写稿。或者出之于友情的嘱托。”

从朝鲜战场回国退伍后，晓歌到山东高校工作，此后鲜见其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面世。但当年的文坛师友并未忘记他，在徐开垒等人的邀约下，晓歌的名字还是出现了。《文汇报》1956年10月迁回上海复刊后，晓歌发表了《蟠曲的松》（1956年12月1日），1957年发表《佳期》等。1958年2月3日，他以小说《一床被子》获得征文三等奖，后与其他十篇小说汇编成《花果集》，由三位评奖者靳以、峻青、柯灵作序出版。1962年，晓歌再度以《车友》《配角》等亮相。新时期后，晓歌发表书评《散文的联想力》（1985年12月23日），评论徐开垒的散文新著《雕塑家传奇》。

这种作者与编者的亲密关系，并未因时代变迁人事沉浮而移易。1987年7月22日，陈钦源逝世，晓歌在给徐开垒的信中有大段回忆：

钦源讣告收到之日，已是追悼会的第二天了。心中很难过，但又无可作为……我总觉得84年我回沪那次我与他还有许多话没谈完。我劝他，年纪这么大了，别每天挤电车上报馆了，要挤出事的。他说他和报馆有深厚感情，离不开它……哪知此情此景竟成永诀……恕我不再写下去了。

四

1980年代，晓歌曾尝试重拾旧业写作小说，中篇小说《赌场·魔鬼·地狱》经徐开垒引荐发表在《小说界》1985年第二期。他在致编辑左泥的信中，谈到准备创作以旧上海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的设想，“我正在写的一部小说，拟题为《上海滩的沙砾》，以旧上海日伪统治时期底层人民所受煎熬与苦难为题材，陆续打好了前几章的腹稿，先写出了其中第二章《赌场内外》……至于以后各章尚在构思之中，打算考虑成熟一章写一章。好在其总结构的设计上多少有点‘系列’性质，连接起来是长篇，分别来看也各成中篇。”但他的写作计划最终并未完成。

为此，晓歌在给徐开垒的信中透露出他的遗憾和无奈：“鉴于当前出版界和文艺界的种种情况，我也不大有写作的情绪了。”“就谈不上练笔或写作了，尽管自己感到还是‘一片冰心在玉壶’，还是‘布衾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实际上已是‘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心态了。”

晓歌本来有机会出版早年的作品集。1980年代初，长期被忽视的上海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的文学创作开始得到重视。以巴金任名誉主编，林淡秋、楼适夷、柯灵、朱雯为主编的编委会，曾编选出版一套五辑50种以上海地区作家作品为主的个人专辑，即《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其中就有晓歌的《迎曦集》。他为此特地来沪寻找资料确定篇目。由于经济等原因，50种作家专辑未全部出版，其中包括晓歌的作品集。

2002年6月出版的八卷本《上海四十年文学作品系列》丛书，收录了晓歌的小说《狗坟》《戳夫》《骷髅杯》、散文《万弦琴》、报告文学《渡长江》。该书名誉主编柯灵在编选作品时提出，有些人的作品从未结集出版，如林莽、陈钦源、晓歌，可多选一些。柯灵的关怀让已淡出文坛的晓歌大为感动，他在2000年12月31日致徐开垒的信中写道：“读到（沈寂《最后的教导》）这段记载时，我早已干涸的泪泉竟湿润了。我感奋的不单是多收入几篇作品，更感激柯灵老师对我这落伍小卒的挂念。”

晚年的晓歌自称为“落伍小卒”，逐渐减少了与文坛师友的联系。他在1988年的一封信中就与柯灵通信事写道：“此后我也没再去信，用意还是在不打扰他，他写信很及时与认真，我们当然不忍心在这些方面让他虚掷时间。”董鼎山在1996年回忆：“我们青年时期的同行，有的做了外交官（王殊），有的已销声灭迹，不知去向（晓歌）。我当时最佩服的散文作家晓歌，连何为也不知他的行踪。”晓歌与徐开垒的通信则保持到2000年底，但内容已是彼此的晚年生活和身体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