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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正璧:闲话借书
来源:藏书报 | 谢其章  2021年07月19日08:37
关键词:谭正璧 谢其章

三十年前我从自藏的民国杂志中搜罗了上百篇文章,选文的标准是“谈买书谈藏书”,选得之后起了书名叫“书鱼重温录”交给龚明德先生。三十年前“书话热”还不像今天这么热闹,出版“书话书”也不像今天这么容易,这本书终于未能出成。如今回过头再来审视这条“死鱼”,感叹虽多亦不无收益。写藏书写书话,还是老一辈结棍呀,用这把尺子来衡量今人之书话文章,知道差距有多大,这就是收益。

自藏民国期刊终究有限,而这有限的期刊杂志里却聚集了大量谈买书谈藏书的文章,其原因我心里是明白的。那是一个历史的特殊年代,而我恰恰“无心插柳”地选择了那个特殊时期的文学杂志为专题。从那些杂志里我读到了文载道(金性尧) 的《期刊过眼录》《我与书》,纪果庵的《白门买书记》,周越然的《买书经验谈》,何挹彭的《东西两场访书记》,赵君豪的《午夜翻书记》,谢刚主《江南访书记》,黄裳《蠹鱼篇》等等,本文的主角谭正壁的《闲话借书》也是那时在《古今》杂志上读到的。以上诸篇均入选“书鱼重温录”,有必要提一句,“死鱼”里有一半今已陆续公开披载,另一半仍尘封在寒舍。“死鱼”之外,又找到三十几篇那个时期的“谈藏书”文字,却早已失去往昔之兴致,什么“与大家分享”“独乐不如众乐”,通通打动不了我。

谭正璧(1901—1991) 的名字出现在当时的期刊杂志上非常之多,我却对他没啥感觉,远不如对同时期的金性尧、周黎庵、柳雨生、谢刚主、纪果庵、黄裳、周越然、陶亢德等关注。《古今》上刊出的《闲话借书》作者原来是谭正璧,我也是刚刚从谭正璧《煮字集》(2019 年东方出版社)里得知的,因为《古今》里此文署名“志雄”。

谭正璧著作等身,小说、散文、诗歌、弹词、掌故考据、文学评论,似乎无所不能。寒舍收藏有他的《夜珠集》(1944年太平书局),因为太平书局这套书为我特要搜齐的。谭正璧的其他著作《三言两拍资料》《话本与古剧》等则是随手购入的。

这回收入《煮字集》里的文章以散文和文史札记占多数,令我如见故人的却是“如见故刊”般的亲切。像《天地》《小说月报》《太平洋周刊》《杂志》《万岁》《春秋》《万象》《古今》《风雨谈》《永安月刊》《自由谈》《大众》等杂志,几乎涵盖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前半段的畅销刊物,而这些杂志正是我尽心尽力搜求的刊物,谭正璧于这些刊物里频繁出现,让我记住了这个名字。这样的阅读体验,恐怕没有第二个吧。《小说月报》是1940 年上海联华公司出版的,见过的人不多,收藏有全份45 册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吧。1996 年我自拍卖会拍得,坐我前排的藏书家田涛说,这杂志真漂亮,我想要,一看是你举牌了就不争了。

谭正璧的文章写在八十年前,今天来看很有回到文艺历史现场的感觉,如“昨天在一个宴会席上,偶然逢到我所最爱读的《结婚十年》的作者,也是《天地》杂志的编者苏青女士。她本来已托了好几个朋友向我为《天地》索稿,当然了,当了面哪有反而放过之理?”(《忆白冰》)“在上一个月底的某日,我到上海美专去授课时,逢到代理校长谢海燕先生,他突然对我道:‘滕固死了!可惜得很!’我好似当头浇了一勺冷水,不禁失声道:‘ 呀! 哪天死的? 我为什么竟没有知道!’一经证明,才知道见于数天前的《新闻报》专电,恰巧我近来每天专看《申报》。所以竟没有见到。”(《忆滕固》)“前几日,在一个宴会上,偶然碰到金性尧君,他是以藏有大量新文艺书籍出名的。我藏的初期新文艺书籍虽然有许多是他所没有的,可是都已毁于兵燹,不必提了。当时有一位熟朋友和他打趣,说他不肯借书给人家,甚至和他同里的邻人也说他吝啬,因为他弟弟的一个邻居同学向他借书,他也不答应。”(《病后散笔·谈借书》)金性尧被问到为什么不肯借书,回答得极妙:“倘若不是这样,我哪会藏有这样多的新文艺书籍?”

许多年以前, 我曾冒冒失失地给金性尧先生写信,问老先生旧书还能买到么,回信称“早已片甲不存!”这不是借书造成的后果,“深藏厚亡”也许是避不开的宿命。谭正璧说:“我也是一个欢喜藏书的人,所以很和金君表同情。”谭正璧不像金性尧那样干脆,“拒敌于国门之外”(拒借书者于房门之外),不想得罪人,其实两头不讨好。“曾经有一个时期,我曾经把我的藏书尽量出借过,结果是所有文艺性质的书籍,出借得最多,一借不还的当然有不少,就是还来的也污损得没有一本还是本来面目。于是在我一气之下,索性把这些失去本来面目的书籍一起送给人家,自己再去买了新的来补进,从此以后,我又不大肯借书给人了。”

谭正璧真是自讨苦吃,如果不是痛心疾首的借书经历,谁愿意挖自己的伤疤呢。听说藏书甚富(三万册)的赵景深教授,向他借书是可以的,不过赵教授有个规矩,借书者必须在“借书登记薄”上像打借条那样一五一十的登记在册。谭正璧的藏书数量亦是惊人的,“故乡的藏书数万册全部被毁。”(《买书甘苦记》)也许,近乎乐善好施的借书行为起根是因为自家藏书的富足。胡山源是谭正璧老友,他说“为了要写研究的文章,他(谭正璧)购买的书很不少。在我的朋友中,他藏书之多,可以和赵景深兄媲美。这样,他也和赵兄一样,成了我借书的宝库。”(《文坛管窥:和我有过往来的文人》)

谭正璧在文章里讲了好几个实打实的惨痛教训之后,发了毒誓:“因此,我曾经毅然决定,在这只有利害结合而没有真正友谊的现代,我以后宁愿失去朋友,而不愿再把我心爱的东西丢失在这种没有情谊的人的手里。当然,如果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不论亲疏,都不在此例。”毒誓不毒,话说得还是留了余地。谭正璧毕竟是老派知识分子,没有听说过这句话吧,“害你最深的就是你最好的朋友!”借书虽是小事一桩,却能折射出人性的反面,怪不得古人恨恨言道“有假不还遭神诛”呢。

不往外借书,自己能做到万事不求人么,谭正璧又倒出另一番“向图书馆借书”的苦水。单是规则手续的限制,即令谭正璧恼火万分,“心里自忖,如果这样搜找下去,就是住一月(杭州省立图书馆)也不能把你预定要找的材料统统找出来。于是一怒之下,没有照预定的计划实行便回来了。从此之后,我要用什么书,宁愿忍痛自己买,或是力不足够,宁愿‘因陋就简’不再转那向图书馆去借的念头。”

谭正璧不向图书馆求助的做法,我早就这么实行了,只不过说辞略有不同。谭正璧的“因陋就简”,在我这里则是“有多少水和多少泥”。我的朋友赵国忠经常跑图书馆,有牢骚更有收获,每个人对于繁文缛节的忍受度不一样。

在借不借书这件小事上,我信奉《哈姆雷特》里的这句台词,“勿告贷于友也勿贷之于友,因后者常致财友均失,而前者乃豁费之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