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8年是华文文坛群星殒落、令人悲伤的年头，饶宗颐、洛夫、刘以鬯这几位港台作家的相继去世，标志着华文文学世界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刘以鬯先生生于1918年，今年是百岁诞辰。1948年，他南来香港，那一年他才三十岁，正是“而立”之年，从1948至2018年，除了短暂时间去了新加坡、马来西亚之外，七十年的时光都在香港岛上度过。

这两年，因刘老生前的一个嘱托，我去了上海几趟，在那些高楼林立的逼仄空间里寻访旧上海的一些遗迹。我想起研究“孤岛时期文学”最有名的陈梦熊先生，也想起了抗战胜利后那批活跃在上海的作家、电影演员及文化人。而刘老就是他们这些文化圈中的一个年轻的崭露头角的文青，不到三十岁，他已是自己创立的“怀正文化社”的总编辑，以“刘以鬯”的笔名编书。刘老后来回忆说：这笔名是他父亲刘养如先生为他起的，至于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僻字，刘老也不晓得，刘养如先生是一位精通中西文化的老同盟会会员，曾做过黄埔军校的英文教师。他自署自家姓名时，写的养字是古字。“鬯”字古义本为一种祭神的酒，名为“鬯酒”，而祭酒官被称为“鬯人”，梅子兄曾就此笔名问过刘老而不得其详，他认为也许就是“流以畅”谐音，在字典的释义中，“鬯”同“畅”。想来刘养如先生颇有一番意味在其中，果不其然，刘先生一世平安，生命流畅，文彩流畅，得百岁之寿，成百年香港文学的一代宗师。姑妄度之，其成名作《酒徒》亦与鬯字有关乎？为这个笔名的来龙去脉，当可浮一大白！

香港是藏龙卧虎之地，更是一个中西文化合璧的世界著名都市，虽为弹丸之地，却是一个经济体量甚大的商业巨埠，似可与伦敦、纽约等城市并驾齐驱。但文学却远为人所忽视，曾被人戏称为“文化沙漠”。王元化先生于2000年年初时与我说过：“欧洲文化人认为：看一个城市有没有文化，主要是看三条：这个城市有没有一份好的报纸？有没有一个好剧院？有没有一个好出版社，出一批大作家的作品？”从这个审定标准而言，文学是一个国际都市所必须具备的最重要标志。

香港在都市现代化的过程中也产生、孕育了一批优秀的作家，而他们的创作生活是非常艰难的，50年代以来一直到21世纪，我们几乎很难找到专职创作的职业作家，其生活压力之大，现在的文学青年殊难想象。他们谋生的手段大抵是去报馆当个编辑、校对或是稍有点名气后，有一个小小的专栏，所谈可能是马经、股经，八卦的文字，即是刘老口中所说的“文为生的稿匠”，而心头最爱的仍是纯文学。

《酒徒》是刘老的半自传体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小说主角的叙事真实地反映出他们那一代作家的苦闷、孤独与无助。刘老曾在1962年撰写的《酒徒》自序中说：“我们目下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苦闷的时代，人生变成了‘善与恶的战场’，潜意识对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所产生的影响，较外在的环境所能给予他的大得多”。鲁迅曾译过京都大学教授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这是一本文学理论著作。正是因为这种苦闷与孤独，像一杯杯苦酒一样，催生了刘老的文学创作的决心，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纯文学的不归路。

民国的上海与战后的香港，这两个东方国际都市都是现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双子星。这让我想起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名篇《双城记》（ATaleofTwoCities），小说将伦敦、巴黎衔接起来，而历史背景则是法国大革命时期。

四年前，当我开始主持“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集”系列的编辑工作时，我们从抗战胜利迄今的香港作家中先选出第一批二十一位作家作为个人选集，邀请了刘以鬯先生担任顾问委员会成员。而编委会则公推《刘以鬯卷》为第一本，虽然排名不分先后。因此，我才有机会更多地了解香港文学的现代性发展过程。在南来香港作家群中，不乏有在上海已成名的作家，如曹聚仁、徐吁、张爱玲、姚克、叶灵凤等，但他们的小说创作鲜有以香港本地为背景的。刘老则是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地坚守在香港本土文学的阵地上，从不言退。

现代性是刘以鬯文学创作中的最大特色，也是他的纯文学写作中最为成功的实践。早在上海时期，刘老就开始接触到现代性文学流派的影响，严家炎教授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曾对发端于日本的“新感觉派”作了一个表述：“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初期，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个以刘吶鸥、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为代表的新的小说流派——新感觉派。这是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刘老在1947年创办“怀正文化社”时，与施蛰存、徐吁、刘吶鸥、叶灵凤等相过从，肯定对新感觉派有很大的兴趣。那时他尚是文学界的新兵，还未有在创作中初啼新声。但在香港写作的《酒徒》《对倒》中的叙事形式也可看出他多少有新感觉派的余绪。《对倒》从短篇改为长篇之后，篇幅大了，作者的写作手法更趋成熟，男女主角中的幻想和内心独白这些现代主义文学的意象在小说语境里穿插其间。

刘老文学现代性最重要表现是意识流，可谓是香港文学中第一个以意识流形式来创作小说的开山。关于这一点，已有许多论者论及，不再赘言。刘以鬯之所以被称作“现代主义大师”，我认为：自5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在内地式微，台湾也好不了多少。但刘以鬯将之发扬光大，中国现代主义小说在香港开出了新枝，结出了硕果，这种薪火传承的重要性，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才能真切感觉到。这也是香港文学对当代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补白。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三卷本“刘以鬯经典”系列（梅子编）就是一个证明，而刘老的逝世在内地文学界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让内地文学研究家重新审视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的意义，颇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味。

2016年初，香港大学举办了一个“他们在岛屿写作21世纪名家对谈”活动。在“系列2”电影发布典礼上，邀请了港台二地的著名作家白先勇、洛夫、刘以鬯、痖弦、林文月、也斯（已去世）等名家对谈。刘老与刘太应邀出席，因为刘老耳背，所以先行告退。时隔二年，洛夫先生于今年3月20日因病去世，享年九十一岁。在台湾文坛上，他被誉为“诗魔”，允称现代诗坛的祭酒，他小刘老十岁。岛屿作家，这是中国文学界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二位现代性的作家在小说与诗歌创作中各自走出了不同的道路。大海、岛屿、海港是他们永恒歌唱的主题，而大写的人性在文学的舞台上迸发出瑰丽的、眩幻的色彩。

2016年1月8日，我们与洛夫先生伉俪在一起聚餐，第二天他将搭机去台北，投下他的选票，履行他作为一名公民的权利，然后当晚将回加拿大去。想不到这竟是诀别。在刘老的追思会上，我不期然想起那一天洛夫先生即席抄录其诗作《烟之外》的诗句赠我：

在涛声中呼唤你的名字而你的名字已在千帆之外

刘老，我们就在这香港岛上看海，向那无垠的大海大声地呼喊：刘以鬯先生，我们永远怀念您！

涛声会传达我们的思念，而你的名字，已在千帆之外，在天地人神诗意的栖居地无尽地回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