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与“书堆里的人”
回顾从“新文化”运动肇始到抗战终获胜利三十年间（1915—1945），一己天地里的思想“星火”，渐成大众场域中的思潮“薪火”。“新文化”运动的滚滚人潮之中，诸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一众人等，栉次涌现，在院校内外身兼学业与思想之师，更兼学术与观念之师。这样一批“师者”，自然可以说是与时代同步共生、同频共振的一代“名师”。
不过，同时也应当看到，当时，国内仍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毕生埋首书斋、躬耕砚田，始终恪守“勤谨和缓”之道。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之下，他们的事业与人生历程亦各有各的风景可赞可赏。其中，时人誉之为史学界“南北二陈”的陈寅恪与陈垣，即是其中的佼佼者，亦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代表性人物。
著名历史学家陈垣，曾于1936年初接受北平《世界日报》专访。陈垣此时已年过半百，总算是挪出一点宝贵的治学时间，极其谦虚谨慎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陈垣时任辅仁大学校长，当时已撰著了一系列史学名著，然而，在接受采访时，陈氏话语非常谦逊，且十分简要，令记者大感无所适从，无法从中体察与拈提出能令读者大众所瞩目的所谓“看点”与“焦点”来。访谈的内容仅在报上连载了三次便戛然而止。这样的情形，与当时同样由该报记者专访并予报道连载达十一次的沈兼士、十三次的周作人、十五次的顾颉刚等人相比，在篇幅上的差距实在是太过悬殊，不免令人感到似乎有些“微不足道”了。
殊不知，这恰恰正是“勤谨和缓”之学者风范所在。曾谦称“我是书堆里的人”的陈垣，早在1920年，即对京师图书馆所贮，由热河运来的原文津阁所藏《四库全书》进行了实地调查，当年即撰成《文津阁四库全书统计表》。这是国内首次对《四库全书》的册数与页数所做的精细调查，在当时的学术界实为开创性工作，也为随后即将开展的四库全书影印工程做了有力铺垫。
之后不久，陈垣又通过对故宫摛藻堂的清点查验，发现了倚墙而立的《四库全书荟要》书架和书函。几乎与此同时，故宫中又发现了元代刻本《元典章》。陈垣又迅即着手，将故宫元刻本细加校勘辨析，接续撰成《沈刻元典章校补》《元典章校补释例》这两部在校勘学领域有着杰出贡献的著述。
从上述这么一段陈氏学术生涯来看，可知同时代的中国学者群体里，除却那些勇猛精进的新派知识分子之外，更不乏始终埋首故纸、扎根书堆者，他们恪守与奉行“勤谨和缓”治学方法，乃是自然而然的风度与风范，是无需过度公开宣扬的。
实际上，在《世界日报》的访谈报道中，陈垣也已然向读者展现了一位看似“书堆里的人”，如何在一条少有人行、鲜为人知的学术路径上不断精进突破达至学术巅峰。只不过，当时对陈氏学术生涯不甚了解的记者，尚无法在访谈时体察出这一点来。
其实，就在“五四”运动前后，作为“新文学”运动领袖人物的胡适，也突然一头扎入“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之中，有意发挥“旧学”，发意整理“国故”。这看似与勇猛精进、破旧立新之势背道而驰之举，实则别有深义。从1919年夏写至1921年秋，《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胡适将中国儒家历来奉为方法论的“格物致知”四个字，用“科学方法论”予以了一番新的解释，将之归纳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一句话。
及至后来，胡适又从宋代学者李若谷的著述中，探究考证出所谓“勤谨和缓”的治学“四字诀”来，在1937年4月公开讲演《治学方法与习惯》中，他更进一步总结与强调了以“勤谨和缓”为核心的“学术方法论”。至此，年近半百的胡适，可以说是基本完成了从“勇猛精进”转而着力“精进”，直至终身致力于“精进”这样一个在其个人治学生涯总体上可称圆满的，逻辑上确实也可以自洽自证的“闭环”路线。
仔细翻检过往百年的浩繁文献，静心聆听那个时代诸多名师的轮番讲谈（讲演与访谈），不难发现蕴藉其中的治学与处世之道——原来，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学术精神与人生态度，非但并不互相冲突与矛盾，还是可以同频共振、互为成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