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切音字”运动看汉语拼音
20 世纪 80 年代起，“汉语拼音方案”在中国得到了广泛应用，在“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教学改革试验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如今，它已成为国际标准化组织以及联合国拼写中国人名、地名等专有词语的标准，奠定了汉语拼音的国际化地位。同时，“汉语拼音方案”也为计算机的普及应用提供了便利，在当前的信息处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都是汉语拼音化的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都开始于清末的“切音字”运动。
清末“切音字”运动指的是清朝最后21年，即1891年到1911年的汉字拼音化运动。清朝末年，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切音字”运动，揭开了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帷幕。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被侵略，其原因在于科学不发达、教育不普及；而科学不发达、教育不普及是因为识字者少；识字者少是因为汉字繁难，不是“切音为字”。所以，他们提出：“是故今日欲救中国，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识之字不可；欲为易识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
1891年，近代启蒙思想家宋恕在《六斋卑议》中最早提出“须造切音文字”的主张。第二年，福建同安人卢戆章在厦门出版了第一本切音字著作《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设计出了第一种拉丁字母切音字方案。此后，各种切音字方案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据笔者统计，这一时期全国各地提出的切音字方案有28种之多。
清末28种切音字方案按照字母形体的不同，主要分成以下四种类型。第一，汉字笔画式。这一类型是清末切音字方案的主流，后来发展成为民国初年的“注音字母”。具体方案包括吴敬恒的“豆芽字母”、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的“合声简字”、章炳麟的“纽文韵文”等。其中有的采用楷书偏旁，有的采用独体古字，有的是汉字笔画的各种变体。
第二，拉丁字母式。这一类型包括卢戆章的“中国切音新字”、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等。拉丁字母式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只是切音字的支流，但这是中国人采用拉丁字母的最初尝试。如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用26个拉丁字母拼写了北方官话，不够的地方加符号和变读。这个方案第一次创造性地用[b d ɡ]三个浊音字母表示北方官话中的不送气清音，以适应汉语的语音特点，后来被“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和“汉语拼音方案”继承。
第三，速记符号式。这一类型包括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力捷三的“闽腔快字”、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等。速记符号式的符号很简单，容易书写，但是符号形体易混，不容易阅读，缺乏明晰性，示差性很弱，不能作为文字。王照就曾批评过速记符号式“省手力而费脑力，书易就而读易讹”。
第四，数码符号式。这一类型是用某些数目字代表声母，用另外一些数目字代表韵母，然后互相搭配成音节，包括田廷俊的“数目代字诀”、沈韶和的“新编简字”等。数码符号式书写比速记符号式更简单，但是辨认也比速记符号式更困难。它只可能作为一种通信符号，不能作为一种文字，所以行不通。
这些方案绝大多数是双拼制，少数是音素制，个别是三拼制。采用双拼制的有卢戆章、蔡锡勇、沈学、力捷三、王炳耀、王照、劳乃宣等。双拼制是声韵相拼，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介音i u ü 跟韵母结合，另一种是介音跟声母结合。双拼制是对中国传统“反切”法的继承，不是对语音音素的分析，有许多不科学的地方。清末切音字方案中双拼制占优势，说明了创制者对语音的认识还不够深刻。
采用音素制的是朱文熊、江亢虎、刘孟扬、黄虚白。朱文熊认为：“我国一字者，实英文中之一段音也。”音素制是最科学的音节拼写法，后来的“汉语拼音方案”就是音素制的方案。介于双拼制和音素制之间还有一种三拼制的方案，代表为田廷俊的“拼音代字诀”。三拼制把介音i u ü和声韵分开，但韵母还没有完全分析到音素。三拼制比双拼制前进了一步，但对音素的分析还不彻底。清末三拼制方法后来被民国初年的“注音字母”所继承。
在清末28种切音字方案中，最为重要的是1892年卢戆章创制的“中国切音新字”，这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第一个拉丁字母拼音方案，也是今日我们采用的“汉语拼音方案”的雏形。卢戆章早年南渡新加坡，半工半读，学习英文。回到厦门后，他苦心钻研十几年，在精心研究闽南方言韵书和方言教会罗马字“闽南白话字”的基础上写成了切音字专著《一目了然初阶》。他先后拟定了多种拼音方案，其中1892年的“中国切音新字”正式拉开了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帷幕。
卢戆章创制“切音字”不是要取代汉字，而是要“以切音字与汉字并列”，“新字母注明中国之字音”，使人“能无师自识汉字”。这种主张就是现在所说的“注音识字”。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指出，“从1892年卢戆章的《切音新字》开始，当时我国的许多爱国人士也都积极提倡文字改革……在谈到现在的拼音方案的时候，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
清末“切音字”运动产生了多种拼音方案，并且积极加以推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汉字笔画式居多，直到民国初年的“注音字母”仍采用笔画式、三拼制，而不采用拉丁化、音素化，其原因与以下几点相关。
第一，传统汉字与“反切”的束缚。虽然东南沿海口岸的知识分子较早接触西方语言文化，率先选择拉丁化方案，但大多数知识分子仍选择笔画式方案而未能采用音素化记音。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看不到汉字拼音化的主流在于“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而偏离了这个方向，就不是理想的“切音字”。
第二，许多学者尚未很好地掌握相关的语言学理论知识，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多数方案还不够成熟。如卢戆章的“中国切音新字”也存在明显不足：一是拼写厦门音的字母中有16个拉丁字母变体，可是他设计的变体已经不像拉丁字母了；二是采用双拼法，不是音素记音。
第三，国家贫弱而非文字繁难才是社会落后的根本原因。其实汉字被广泛学习和使用的关键在于普及基础教育。如能普及小学六年教育，那么汉字的教学与使用都不成问题。特别是实行注音识字之后，就可以见字知音，学习汉字自然不是什么难事。
（作者系集美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副教授）
